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
法学院2014101095李淋玉
在本案中，德州女服务员因被实施强奸而怀孕，因其身心受到伤害并且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选择了进行堕胎。
此行为虽违反了所在州的禁止除保护妇女生命以外堕胎的法律，但又被宪法所授予的隐私权所保护。
而对于此妇女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她的堕胎行为，是基于受到身心伤害并且承担生活压力的无奈之举，非但不违反法律，更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来自正义，来自道德的支持。
此案的第一个争议点便是对于宪法中对于隐私权的具体解释与堕胎自由是否相关。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了他们基于严密的法律思想，道德考量，充分尊重人权的条件下对隐私权的涉及范围的概念设想和补充。
法官有自由创造的权利，尤其是当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够严谨之时，法官便可运用其智慧，赋予法律文字相应的含义，传递内在的法律精神。
本案当事人无疑是作为一名无辜的强奸受害者，在身心皆损并且没有抚养能力的状况下，其堕胎自由乃是人性赋予的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不能因相关规则缺失的禁止堕胎法条对其否定。
当妇女最基本的隐私权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时，人类的本性便会受到压制，会大大加深这些本就孤立无援的妇女的无力感，法律也便削弱了其存在的价值，一部分上会抹灭其对和谐社会的捍卫，社会也会相应地变得不安和无序。
从本案的争论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堕胎的不同的
声音。
在我看来，其症结点就是法律面对妇女和胎儿的权利的抉择。
诚然，胎儿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妇女的腹中，但相比于有意识的，能真切体会到痛苦喜乐，并且会被强奸的羞耻记忆不停折磨的当事人来说，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生存利益取舍之下，妇女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愿望，因而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权利。
胎儿作为一个未有自我意识和面向未来的愿望的特殊生命体，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但确是一个潜在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捍卫，对道德的坚守，它的生命权都当受到保护，但并不能成为宪法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权利能力，它的生命权是以母体的存在为依托的。
在和妇女的切身利益出现冲突时，我们要考虑的是堕胎对父母及社会带来的利弊，再做理性判别，万万不可拘泥于法条，而要以法律的目的为前提去做出最公正的裁决。
法律的优点在于其明确性和稳定性，但这往往也是把双刃剑，一旦遇到像本案中出现的两则法条的适用性相互冲突时，就需要法官的智慧来灵活应变了。
而且我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去判别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考虑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再做好裁夺法律天平的准备。
在本案中，若死守禁止堕胎的法条或者一味地将道德的砝码偏向胎儿的生命权，便易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当事人因为对法条的畏惧，生下了胎儿，一方面，法律丧失了其正面价值，效力大打折扣，成为了她接下来苦难一生的枷锁。
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生下孩子遭受的苦难远远大于堕胎对无意识的胎儿造成的苦
痛，根据法律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原则看来，那么保护此妇女的堕胎权是不是显得顺理成章了呢。
当然，我所说的维护妇女的堕胎自由权是有一定先决条件的，并不是代表着即可忽略或者轻视胎儿作为一个潜在生命体的生命权，毕竟，怀孕的妇女需要承担起保护自己胎儿的责任，这是人伦天理所在，如果不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亦或是生存环境恶劣的前提下，随意堕胎就是不负责任，是对生命的亵渎。
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成了犯罪行为了。
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法律是基本，道德是高要求的现实下，堕胎看似是一个社会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就是道德问题了。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谨慎地，公正地，合乎情理地去权衡其中的利弊，再做出最终的抉择。
虽说法律与道德不可分割，但不可用道德裹挟法律做出判断，打破法律所维护的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话，便有悖于法治社会的初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由基本国情出发，堕胎并不被列入犯罪打击，并且支持合法的堕胎。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决策是适用于我们社会的。
虽说迄今为止，关于堕胎合理性的问题依旧在不同国家被热烈的探讨着，但我相信，一步步的争论，质疑，甚至是批判，都会在人们的智慧和理性的交织中拨开迷雾，走向明朗。
毕竟，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法律也要逐步完善。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法律不绝对公平的利益牵扯上去寻求最优的一部分，让人民，社会，国家因而变得更好，而不是活在纯粹的理想之中。
浅谈由罗伊诉韦德案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浅谈由罗伊诉韦德案到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关键词：罗伊诉韦德违宪审查权功能宪法解释摘要：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案件，由这个案件标记的堕胎权、胎儿生命权、隐私权之间的抗衡和较量，时至今日仍然意犹未尽。
但作为违宪审查制度的成熟标志则地位牢固。
一、罗伊诉韦德案案情介绍罗伊诉韦德案，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因为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案件，它被赋予了其他的特定含义。
本案的原告罗伊的真实原型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名2l岁的女子诺玛·麦考伊，在该案发生前，她已经结束了一段婚姻，有一名5岁的女儿，由她的父母抚养。
1969年，她刚刚失业，而且又怀孕了，她当时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她再有一个孩子，她想合法的放弃这个孩子，但是当时德克萨斯州的法律禁止堕胎。
无奈之下，她找到了两名女律师琳达·考菲和莎拉·韦丁顿，这三个人对德州关于堕胎的法律规定都充满了质疑，她们决定要挑战这项法律规定，企图废止这项规定。
她们意识到这个案件终结前孩子可能已经降生了，对麦考伊来说即使胜诉对她来讲也没有实际意义了，但是她们依然决定要进行这场诉讼。
因此，她将执行得州禁止堕胎法律的达拉斯县检察长亨利·韦德(Heru’yWade)告上法庭。
这么说来，这个案件一开始就是一个宪法实验，一开始就具有确认一项州法律违宪的企图和特定意义。
原告主张德克萨斯州的关于禁止堕胎的法律规定，侵犯了宪法第一，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利和选择权，认为怀孕的妇女有权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何种原因，以什么样的方式终止妊娠，认为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是违宪的。
被告主张，胎儿的生命是受宪法保护的，在妇女怀孕的整个过程中是有生命权存在的，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为第14修正案所禁止的行为，孩子的生命权高于妇女的隐私权。
从原被告的诉讼主张我们可以看出本案的焦点在于：一、隐私权是否属于宪法所保护的权利，即是否能从宪法中找到隐私权合法性的根源；二、胎儿是否有”生命权”最高法院经过1971年、1972年的两次讨论，在1973年以6：3作出终审判决：德克萨斯州规定除为了挽救母亲生命其他堕胎都为犯罪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
美国堕胎权法律分析案例(3篇)
第1篇一、引言堕胎权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妇女的一项基本权利。
然而，自1973年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来，美国堕胎权一直备受争议。
本文将通过对一起具体案例的法律分析，探讨美国堕胎权法律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案例背景2016年，美国阿拉巴马州立法禁止了所有怀孕14周以上的堕胎行为，包括医学上必要的堕胎。
该法案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妇女组织认为该法案侵犯了妇女的堕胎权。
随后，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Alabama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将该州政府告上法庭，引发了关于堕胎权法律保护的典型案例。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初审阶段在初审阶段，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妇女的堕胎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法案在14周后禁止堕胎，可能违反了罗诉韦德案所确立的“生命权”（right to life）和“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
2. 上诉阶段阿拉巴马州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该案，并进行了公开审理。
3. 最高法院判决在2019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最高法院大法官以5比4的投票结果，支持阿拉巴马州妇女健康组织的观点，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罗诉韦德案所确立的堕胎权原则。
然而，最高法院并未完全推翻罗诉韦德案，而是认为该法案在14周后禁止堕胎过于严格，未能合理平衡孕妇的生命权和隐私权。
四、法律分析1. 罗诉韦德案原则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权的宪法原则，即妇女在怀孕的前六个半月内有权决定是否堕胎。
在此期间，州政府可以对堕胎进行一定的限制，但不得禁止。
在怀孕的六个半月到出生前这段时间，州政府可以出于保护孕妇生命和健康的考虑，对堕胎进行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怀孕的最后一个阶段，州政府不得干预妇女的堕胎权。
2. 阿拉巴马州法案的违宪性阿拉巴马州法案在14周后禁止所有堕胎行为，包括医学上必要的堕胎。
从罗伊诉韦德案中探寻中国非治疗性堕胎问题的解决思路
从罗伊诉韦德案中探寻中国非治疗性堕胎问题的解决思路作者：秦鸿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08期摘要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自1969年起便引发了举国上下近半个世纪的关注和讨论。
民众不断地在“女性非治疗性堕胎合宪与违宪”这个问题上往返变化，政客们不断因此问题纵横捭阖，在美国，该案件影响力之巨、争议性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即使是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其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中国近些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女性堕胎权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
在司法层面上，究竟应当引导公民堕胎还是坚决针对堕胎予以对抗，都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本文通过剖析“罗伊诉韦德案”整个案情，从“罗伊诉韦德案”的矛盾点——女性非治疗性堕胎自由的保障与胎儿生命的冲突出发，谋求权利对抗中的平衡，为我国能顺利解决此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关键词堕胎选择权隐私权生命权家庭自治权作者简介：秦鸿璟，中国政法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3.171自2013年《印度时报》报道了一篇名为《Free abortion move opens up sharp debate in China》（中国免费堕胎惹争议）的文章之后，在中国国内关于非治疗性堕胎问题的讨论一时高涨而起。
中国是否应当开放堕胎，在司法层面是否放开堕胎，都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我国目前还没有从司法层面对非治疗性堕胎进行约束的今天，堕胎本身对女性、胎儿、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不仅是对堕胎女性健康的极大伤害，也是对胎儿生命权的冷漠蔑视，而且堕胎的肆意致使家庭的不合也屡见不鲜。
一、从“罗伊诉韦德案”寻求胎儿生命权与妇女选择权的平衡（一）“罗伊诉韦德案”基本案情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德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挑战。
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持孕妇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
美国法律堕胎案例(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1973年，美国发生了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案件——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
该案涉及一名名叫罗丝·韦德的女性，她在德克萨斯州寻求堕胎，但根据当时的法律，堕胎是非法的。
罗丝向法院提起诉讼，引发了关于堕胎合法性的激烈争议。
二、案件争议焦点罗诉韦德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允许女性在怀孕初期自由选择堕胎，以及政府是否应该对堕胎进行限制。
三、法院判决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1月22日对罗诉韦德案作出判决，裁定堕胎在怀孕初期属于女性的个人权利，政府不得进行干涉。
以下是判决要点：1. 第一阶段（怀孕初期）：女性有权在怀孕初期自由选择堕胎，不受政府干涉。
2. 第二阶段（怀孕中期）：政府有权对堕胎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必须尊重女性的权利。
3. 第三阶段（怀孕晚期）：政府有权对堕胎进行严格限制，以保护胎儿的生命权。
四、案件影响罗诉韦德案对美国法律和堕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1. 增强了女性在生育选择方面的权利，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2. 促进了美国堕胎技术的发展，使堕胎手术更加安全。
3. 引发了关于堕胎合法性的持续争议，导致美国社会分裂。
五、后续发展尽管罗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的合法性，但美国各州对堕胎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差异。
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1. 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斯诉阿卡迪亚县健康服务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中，对罗诉韦德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
该案要求政府在限制堕胎时，必须证明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并且不会对女性的生育权利造成过度限制。
2. 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道布尔迪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中，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部分内容。
该案认为，政府有权在怀孕初期对堕胎进行限制，甚至禁止堕胎。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的思考法学院2014101095李淋玉在本案中，德州女服务员因被实施强奸而怀孕，因其身心受到伤害并且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选择了进行堕胎。
此行为虽违反了所在州的禁止除保护妇女生命以外堕胎的法律，但又被宪法所授予的隐私权所保护。
而对于此妇女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她的堕胎行为，是基于受到身心伤害并且承担生活压力的无奈之举，非但不违反法律，更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来自正义，来自道德的支持。
此案的第一个争议点便是对于宪法中对于隐私权的具体解释与堕胎自由是否相关。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了他们基于严密的法律思想，道德考量，充分尊重人权的条件下对隐私权的涉及范围的概念设想和补充。
法官有自由创造的权利，尤其是当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够严谨之时，法官便可运用其智慧，赋予法律文字相应的含义，传递内在的法律精神。
本案当事人无疑是作为一名无辜的强奸受害者，在身心皆损并且没有抚养能力的状况下，其堕胎自由乃是人性赋予的自然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不能因相关规则缺失的禁止堕胎法条对其否定。
当妇女最基本的隐私权都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时，人类的本性便会受到压制，会大大加深这些本就孤立无援的妇女的无力感，法律也便削弱了其存在的价值，一部分上会抹灭其对和谐社会的捍卫，社会也会相应地变得不安和无序。
从本案的争论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堕胎的不同的声音。
在我看来，其症结点就是法律面对妇女和胎儿的权利的抉择。
诚然，胎儿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于妇女的腹中，但相比于有意识的，能真切体会到痛苦喜乐，并且会被强奸的羞耻记忆不停折磨的当事人来说，到底谁的权利更重要呢？从我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生存利益取舍之下，妇女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愿望，因而有作为独立实体继续存在的权利。
胎儿作为一个未有自我意识和面向未来的愿望的特殊生命体，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但确是一个潜在的人。
在正常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对法律的捍卫，对道德的坚守，它的生命权都当受到保护，但并不能成为宪法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权利能力，它的生命权是以母体的存在为依托的。
美国争议的法律案例分析(3篇)
第1篇一、引言堕胎权一直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围绕这一问题的法律争议从未停止。
堕胎权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同利益群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堕胎权争议的法律案例分析，探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适用的挑战。
二、案例分析1. 案例背景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做出了历史性的判决，确立了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
该案涉及一名名叫诺玛·罗伊的妇女，她在德克萨斯州因怀孕被起诉违反了当地堕胎法律。
罗伊案成为美国堕胎权争议的标志性案件，对后续法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案例分析（1）争议焦点罗伊案中，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生命权：反堕胎阵营认为，从受孕那一刻起，胚胎就具有生命权，堕胎侵犯了生命权。
②隐私权：支持堕胎阵营认为，妇女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生育问题，堕胎属于个人隐私范畴。
③宗教信仰：部分宗教团体认为，堕胎违反了宗教教义，应该禁止。
（2）法院判决在罗伊案中，最高法院以7比2的票数支持了妇女的堕胎权。
法院认为，妇女在怀孕初期有堕胎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并非不受限制。
法院提出了“罗伊规则”，将怀孕分为三个阶段：①怀孕初期：从受孕到怀孕第14周，妇女享有完全的堕胎权。
②怀孕中期：从怀孕第15周到第28周，妇女享有堕胎权，但必须证明有严重医疗原因。
③怀孕后期：从怀孕第29周至分娩，国家有权保护胎儿生命，限制堕胎。
（3）争议持续尽管罗伊案确立了妇女的堕胎权，但这一判决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了广泛争议。
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阵营始终存在，法律争议从未停止。
三、案例分析总结1. 罗伊案确立了妇女在怀孕初期的堕胎权，为美国堕胎法律提供了基本框架。
2. 堕胎权争议涉及生命权、隐私权、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同利益群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3. 堕胎权法律适用存在挑战，需要在尊重妇女权利和保护胎儿生命之间寻求平衡。
四、结论美国堕胎权争议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群体和价值观。
金斯伯格评罗伊诉韦德案
金斯伯格评罗伊诉韦德案没有枪杆子，没有钱袋子，只能以理服人在《联邦论》第78篇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道，联邦法官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和权力，必须有权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
他同时描述了自己对这项令人敬畏的权力的认识。
汉密尔顿写道，司法，从其功能的本质而言，永远是政府「最不危险」的分支，因为法官既不掌握枪杆子，也不控制钱袋子；最终，他们都必须依靠政治分支使判决落到实处。
接下来，我会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法官应当努力说服人们，而不是以教皇的口吻下指示，为什么要用「适度且克制」的音量同其他政府分支、州政府，甚至自己的同事对话……接下来，我会重点阐述，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法官是与其他方面相互依存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并不刚愎自用地确定法律原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他们参与同政府其他分支的对话，参与同人民的对话。
「法官在造法，也必须造法，」霍姆斯大法官「毫不犹豫地这样认为」。
但是，他同时提醒道，「法官只能在法律的夹缝中造法；对他们造法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可以说是一种武装到牙齿的限制」。
对我而言，宪法审判和普通法审判大部分恰似测量行为。
经验告诉我们，过于迅速形成的教义体系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近几十年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72年的「罗伊诉韦德案」。
女性终于享有了堕胎权「罗伊诉韦德案」以7票对2票的结果，宣布德州刑事堕胎法因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权，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德州相关法律规定，「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否则孕妇的堕胎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最高法院在「罗伊案」的判决中更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堕胎问题的规则，以致每个州的相关法律均被判定无效。
然而，在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案」判决中，3位大法官认可了对于堕胎的几项宪法性限制，如果要严格遵循「罗伊案」先例的话这几项限制是无法被保留下来的。
尽管那些大法官并没有密切关注女性在无法克服这些限制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仍在最高法院对于堕胎的意见中增加了有力的一点——他们承认女性「控制自己的生育的能力」与「平等参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件方法论错误读后感
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件方法论错误读后感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件方法论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马上会发生什么，女性会面临何种限制？对于堕胎权利的限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首先是最保守者，即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不允许堕胎。
他们恐怕是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其实他们不仅不支持堕胎，甚至连避孕措施都希望限制。
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都是罪过。
当然，在美国，即便是最保守的州，实际立法也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措施。
罗伊案是一个针对堕胎根本限制的案件，而凯西案则是对堕胎程序限制的案件。
此案最终再次走入最高院，这次最高院并没有创造新的判例，而是援引并加强罗伊案作为其判决依据。
其次是孕母生命例外派，即只有唯一的一种合法堕胎的条件，是怀孕会危及孕母生命的情况。
这会是最保守的州采取的情况，也会对女性造成最大的限制。
随后是非合理怀孕例外派。
除了上述条件外，如果怀孕是因为性侵犯、乱伦等违背孕母意愿的行为，可以合法堕胎，除此外一切正常怀孕都不可堕胎。
这是次严格的，但可以保障一部分极端情况下的女性权益。
各国对堕胎的法律案例(3篇)
第1篇摘要：堕胎问题一直是全球范围内备受争议的议题，各国对堕胎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呈现出多样性。
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堕胎法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各国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法律规定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一、引言堕胎是指妇女在妊娠期间终止妊娠的行为。
关于堕胎的法律问题，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和案例。
本文将选取美国、英国、中国和印度等四个国家的堕胎法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各国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和法律规定。
二、美国堕胎法律案例1.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做出了关于堕胎的里程碑式判决。
该案中，一名怀孕的妇女请求法院判决其有权在怀孕初期终止妊娠。
法院最终以7比2的票数裁定，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根据个人意愿终止妊娠，而在怀孕后期则需权衡母亲的生命权与胎儿的生命权。
2. 萨拉·艾伦诉美国案（Sarah L. Allen v. United States）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萨拉·艾伦诉美国案中，判定一项禁止怀孕妇女堕胎的州法律违宪。
该案中，一名怀孕妇女因服用堕胎药物被控违反州法律。
法院认为，该州法律违反了罗伊诉韦德案中确立的原则，即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堕胎。
三、英国堕胎法律案例1. R (A Chi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1989年，英国最高法院在R (A Chil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案中，裁定妇女在怀孕24周内有权堕胎。
法院认为，妇女在怀孕初期有权根据个人意愿终止妊娠，而在怀孕后期则需考虑胎儿的健康和母亲的福祉。
2. A, B, C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2012年，英国上诉法院在A, B, C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ealth案中，判定一项要求妇女在怀孕20周前获得三名医生同意才能堕胎的法律违宪。
罗伊诉韦德案论文
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司法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案件，也是世界司法史上的重要案件。
它引发了民众关于美国政治立法与司法的讨论与思考和女性堕胎权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1969年，一位化名为杰内·罗伊的妇女和其他人一起向得克萨斯州限制堕胎的法令提出了挑战。
该法令规定，除非因为维护孕妇的生命，州内一律禁止妇女实施堕胎手术。
罗伊声称他应被强奸而意外怀孕，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罗伊主张：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剥夺了她在妊娠中的选择权，因为她既无钱到可以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又不能中止妊娠，所以，分娩之后不得不将孩子交给了不知身份的人收养。
德州限制堕胎的法令使得她无法自主地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
被告德州政府在诉讼中辩称：生命始于受孕而存续于整个妊娠期间，所以，怀孕妇女在整个妊娠过程中，都存在着保护胎儿生命这一国家利益。
宪法中所称的“人”包括胎儿在内，非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胎儿生命是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4条所禁止的行为之列。
1973年，该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的上诉。
但这并不是罗伊案的尾声，它引发了美国关于妇女堕胎权，后期堕胎和胎儿人权的一系列争论，后来里根总统颁布的关于妇女后期堕胎法令还引发了行政法令与司法权的对抗。
罗伊诉韦德案给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胎儿是否为生命的问题上，法院面临一个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道德和哲学问题，而法院回避这个问题又无法圆满的解释法律。
一方面，罗伊判例声称，法院无从回答生命始于何时，另一方面，罗伊判例确认州政府具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但是以另一种生命理论：胎儿并不是宪法所称的“人”；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孕妇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压倒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
罗伊判例试图回避，但无法回避的一个道德关注是：胎儿是什么？是母体的一个细胞、寄存在母体内的一个入侵者，还是一个生命？既然胎儿发展到一定阶段具有存活性而为潜在生命，为什么妇女隐私权可以左右一个潜在生命？在我看来，堕胎是应该被避免的，美国后来颁布的法律对胎儿人权的规定不尽如人意，胎儿发育的阶段并不应该机械的以以胎儿的月份规定，而应该按胎儿的发育程度而定，生命始于什么时候？是受精的一瞬，还是胎动？母体毫无疑问是一个生命，拥有无可质疑的隐私权，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成立，罗伊的诉讼完全是合法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