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

大清灭亡的根本原因满清灭亡，不在于人口、财力、制度、兵器的落后，而在于统治阶层对中国国家认同感上认知有误，导致人民离心离德，诚所谓有天时地利而无人和。

解决好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问题，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满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灭亡方式充满了耻辱，至今人们都不愿意再提起那段屈辱的历史。

提到满清灭亡的原因，史学界普遍认为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慈禧等统治者个人品质问题。

化学家为此专门比较了同时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人员素质、财政状况等国力构成要素，研究的结果是，化学家不敢苟同史学家的结论，在此，化学家斗胆提出一种个人新看法，请各位评阅，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欢迎交流。

但是本人对人身攻击、乱扣帽子以及胡搅蛮缠一律不做回应。

武器装备：化学家认为，满清末年（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满清灭亡），满清的国力并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弱，首先看看武器装备：鸦片战争时期的确落后，后来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清兵的武器装备并不比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差多少，至少在亚洲，不比日本差多少。

话再说回来，装备落后就一定意味挨打吗？想想八路军、志愿军吧，比起敌人来，装备何其低劣，但是斗争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武器装备的落后并非是满清衰亡的真正原因。

经济状况与国家财力：现在另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清朝财政困难，无力发展先进的兵工业，无法实现富国强兵。

事实并非如此。

我比较了一下清和日本的情况——在西方列强中，以日本伤害中国最为严重，割地赔款最多，今日的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就是日本。

再说中国、日本同处亚洲，文化上又有相似性，故而比较。

先看日本:明治政府改革军制，推行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积极扩军备战，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圆，再从官员的薪水里取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日本能够用于军事的财力最多也就是年4500万日元。

再看满清：年收入白银7000万两，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

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可是战争的结果是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

此外，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

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年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注明：他所说的，没有包括战利品和辽东半岛的补偿款），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这说明什么？有钱买棺材，没有钱吃药！封建制度：侵华的西方列强中，实行封建专制的不少，如沙皇俄国、日本、德国、奥地利等。

可见，封建制度并非是中国挨打的主要原因。

同样是封建制度，为什么康熙时代就不会挨打？！化学家在此提出一种新看观点：满清灭亡，不在于人口、财力、制度，而在于统治阶层的国家认同感缺乏，导致人民离心离德，诚所谓有天时地利而无人和。

下面逐一分析：何谓国家认同感？尽管学者有各种说法，但是化学家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生于斯，长于斯，效忠于斯。

也就是生活在某一相对区域的人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形成的共识，具体表现为统治者对子民的责任和子民对国家政权的效忠。

下面来分析满清统治者的国家认同问题。

第一阶段：由敌视到逐渐认同。

满清本来是明朝的臣民（如有异议请看历史——不想为此辩论），后来另立门户，并且在打败前来征讨的明朝的军队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在入关前和当时的明朝是敌对的关系，自然谈不上对明朝的子民的责任问题，明的子民自然也不会把后金当成真命天子。

1644年，随着李自成的失败满清入关，在征服中国本部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国家认同问题。

是继续把大清和中国区分还是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用大清代表中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应该选择后者，但是很不幸，当时大清的高层，主要是以皇太极、多尔衮为主的实力派，出于对本族人口、政治、文化方面的不自信，选择了后者，制定了影响整个清朝的国策：对于关内中国本部，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退回东北，一句话，他们没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出于这样的目的，清朝实行满汉大防（满汉不准通婚，分开居住）、民族隔离（不准汉人随意迁移，特别是严厉控制汉人移民东北，由此而造成后来大量领土丢失）、民族歧视（旗人生来不事劳作，由国家供养，犯法由单独部门管辖）的国策就找到原因了。

中国人民不是傻瓜，所以清初的国策，特别是剃发易服激起了人民激烈的抵抗，尽管清统治者使用屠城的办法暂时镇压下去，但是汉族精英阶层在这个时期选择的是抵抗、不合作的态度，这样是没有办法达到长治久安的。

康熙皇帝是个聪明人，部分接受了儒家思想，开始以全中国利益守护人面目出现，即所谓朕即国家，满汉一体。

所以在他当政时，在不改变根本国策的大前提下，从实际行动上开始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如平三番、收台湾、讨伐回疆、抵抗沙俄，同时对内实行仁政，如重视科举、盛世添丁永不加赋的政策。

所有这些都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国力发展，改变了汉族精英对清政权的看法，由敌视到妥协到效忠（建议看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子弟、学生等人入清为官态度的转变），标志者汉族人民对这个外来政权逐渐认同。

这是整个清王朝时期最为开明的时期，国家蒸蒸日上。

从这个立场上说，康熙皇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聪明的政治家。

第二阶段：在大清和中国之间摇摆不定。

康熙皇帝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满清的国策，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满蒙上层。

所以，对于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满清的统治者始终徘徊在大清与中国之间，这个过程从康熙时代一直持续到太平天国运动。

雍正皇帝是康熙的儿子，他对国家的认同显然就和康熙不一样，不知怎么回事，历史上关于他不好听说法在他还在位时就开始了。

为此，他大兴文字狱，同时又亲自写了一部说明书，叫做大义觉迷录，说什么朕非中国人，讲什么华夷之辨，还要全体臣民深刻理解——连他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乾隆上台后立刻列为禁书。

想想不可笑吗？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读儒家学说、做中国皇帝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中国人？！其实在满清上层中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这位皇帝只是公开说主来而已，但是这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入关80年、繁衍3代后，他们仍然把这里当成客栈，而不是自己的家！此后，尽管满清统治者一方面公开宣传满汉俱为一体，天下臣民俱为一家，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高度集权统治，这种集权程度和文字狱实施程度之大、时间之长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绝无仅有。

但是这个时期的清的统治者，虽然在面对满汉矛盾时把大清与中国区分，但在对外关系上还是自觉的站在中国的利益上，如乾隆皇帝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对付分裂分子就敢于斗争，曾经发动十次战争：大小金川战役，两次对准葛尔的战争；平定回部，平定台湾天地会；征缅甸、征安南；廓尔格战役，其实惟有平定西北的战役是他亲自指挥，但也显示了他的武略。

更显示了他作为中国的皇帝，尽到了对子民的、对国家、对历史的义务。

乾隆以后，随着承平日久，作为立国之本的八旗子弟日益懒惰、腐朽，逐渐丧失了作战能力，对外不能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不能镇压人民反抗，但是每年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政，已经逐渐退化为国家的寄生虫。

长期缺乏对国家义务感，自然就缺少对国家认同感，而且出于维护这种特权地位的本能，在面临内外危机时，面对国家利益与大清利益——实际是满蒙特权利益，大清被他们绑架了——自然站在大清的立场上，在国家认同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第三阶段：保大清，出卖中国。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清的角度讲，有三条路：保大清同时保中国；舍大清保中国；舍中国保大清。

清的统治者到底选择那一条呢？战争从道光皇帝那里开始，割地赔款的结果让他很没有面子，这时他还是自觉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但是一旦当有人提醒他林则徐在广州招募水勇不得不防，大清的国策又开始起作用了，所谓防民（防汉民）甚于防寇（洋人），所以对外可以妥协，对内坚决防范。

客观说，与西方列强的斗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直到2次鸦片战争时候，清的统治者面对外来侵略还是敢于斗争的，还是愿意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维护国家利益的，他们希望能够保大清同时保中国。

事情到了太平天国后起了根本变化，太平天国运动直接以打倒满清为目标，而且声势浩大，依靠所谓八旗、绿营根本就不能镇压下去，清的当权者不得不一方面依靠汉族地主组织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与西方列强相勾结（当然要以出卖中国权益作为交换），这是清与外来势力勾结的开始。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以后，清的统治者应该认识到，消耗国家巨额白银维持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了，他们已经成为寄生阶级，是舍弃特权阶层还是改编湘军、淮军？是舍弃国策进行改良还是继续祖宗律法继续维护满蒙特权？说到底是舍大清保中国还是舍中国保大清？清的统治者从内外战争的结果，为了维护满蒙特权，得出一个结论：舍中国保大清。

清的统治者与西方列强的关系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斗争，到逐渐勾结，到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伴随着清统治者在国家认同上从大清等同中国、到大清优先于中国、再到出卖中国以保大清的认知转变。

清的统治者很清楚，凭借中国人民的抵抗（如天平天国、义和团等），西方列强灭亡不了大清，但是汉族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却能推翻清的统治。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立场站在了大清的身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并非所有的清的高层都是如此想法，把大清等同中国的人也有，前者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后者以光绪皇帝为代表。

与此同时，汉族精英们的国家认同转换却没有同步完成。

在他们眼里，大清即是中国，中国既是大清，所以维护大清就是维护中国。

出于几千年的文化，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所以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大清，挽救中国。

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就是在国家认同观念上持大清等同中国的汉族知识精英在他们主子如光绪皇帝的带领下，进行的一场挽救中国的远动。

化学家认为，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绝不是要不要封建制度的问题，在维护封建制度这方面，他们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们的矛盾是国家认同观念的矛盾，是保大清还是保中国的问题。

在维新派眼里，两者是可以协调的，维新派甚至从来没有过要废除满蒙特权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