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浅析国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以史为鉴，方可明确方向。

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专注点也逐渐从经济转移到文化，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也以国学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国学”一词成了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话语，“国学”以前所未有的传播速度，在当代中国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兴趣。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和展示，国学尚未有对其范畴的明确定论，可以精细到小学文字训诂考据，也可拓展到56个民族大家庭的集体历史与文化记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国学研究的多样化、大众化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国学须发展，但要往何方向发展怎样发展尚无定论，本文就国学发展下的新仁学和其创新走向做一简要论述。

一、新仁学的构想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礼仪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提出仁学，把礼乐制度文化上升为礼义精神文化，以仁导礼，仁内礼外，使礼文化具有鲜活的内在人血生命，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人文主义方向。

仁学是孔子儒学精华的所在，是儒学中最具长久普遍性的内核，也是当今时代实现儒学转型过程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新仁学的构想在呼唤新人文主义出来推动文明对话中，可以以孔子仁学最具有博爱精神与协调智慧推动民族文化复兴与世界文化和平。

新仁学的基本思路是要继承孔子仁学主脉、突出其人生哲学特色的同时综合创新，使之具有世界胸怀、现代气息。

学习理性精神与科学方法，改变儒学中智依附于仁的状态，使智性有独立的开展，吸收人权至上、个性解放的理念。

以开放的意识太观照国学，以合和的思维和变通的理念来关照国学，以现代化的视角来关照国学，增强主体意识。

因此新仁学的主要内涵要包括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

仁是体、和是用，仁爱之心“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有情有义、合情合理，保持人性里形成情欲与德行的平衡，实现仁爱自觉，关心帮助、体谅尊重。

生与诚在于生命的价值和关爱生命的重要性，一切社会事业都要把每个人的额生命与健康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正义文明的标准。

于此同时仁爱之心表现在对生命的关注爱护扶助尊重上，爱心的温暖可以说是想通的，若彼此隔阂冷漠就像神经瘫痪、得了“麻木不仁”的疾病，若彼此仇恨和厮杀就像人体自残自虐。

关乎生命真实性的诚，人类成长面临的去伪存真的艰巨任务。

政无诚不信，商无诚不久，德无诚不感，文无诚不化，人无诚不真。

道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真理的简称，“有道之世”是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理想社会。

各国的有道之世的过程都走着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但最后都归为了向往真善美的目标。

通是无碍的沟通，话通为表，心通才是根本，人类之间的真正沟通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而要深入人心，心灵相通。

如果心灵阻塞，即使有路也会变成泥泞之路、断裂之路、烽火之路苦难之路。

当代新人文主义必须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生命、幸福、尊严、全面发展放在至上的位置，成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能打破物质主义、极端主义、民族歧视的偏执和迷误，具有中和和理性精神，给世界提供普遍伦理和新文明规则，使其逐步成为21世纪人类的共识。

新仁学可以为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作出重要贡献。

首先，新仁学是当代人生困境的出路。

当代社会生活的市场化网络化竞争化等使人性中德行与欲求，与才智失衡，欲求与才智膨胀，德行萎缩，人际关系以利害为纽带。

新仁学向人们提供一种情理兼备的人生信仰，其核心是成己成物。

其次，新仁学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化发展，重现儒商仁义。

再次，可以促进当代国民教育的改革。

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养成仁智勇的健全人格具有重要作用，为社会发展提供精品人才。

二、国学的创新走向国学创新的重要任务是：一、用历史和时代的眼光审视、剥取和掌握经过历史检验和结晶出来的国学精华，用现代语言、根据时代的需要重新加以注释和阐发，实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

二、对国学重新进行梳理，吐故纳新，重构国学的学术、文化体系。

三、对中国近现代国学衰微、西学兴起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国学和国学研究的反思，连接断层，为国学的继承和创新架设桥梁。

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人文智慧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广博吸收古今中外人文文明和科技文明的精华。

五、在国学创新过程中，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努力给予智力上、道义上和学术上的支持。

六、对于研究国学密切相关或者本身就是国学研究组成部分的中国语言文字、训诂、考据、音韵、文论、诗论、史论，以及诸子百家的论著论述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伦理思想、人才思想、教育思想、谋略思想、中医中药理论、书法绘画和文艺戏曲理论等等，都要后继有人，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开发。

一、“资治教化”及其变异走向。

中国文史哲或国学所一贯追求的“资治教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传统。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问题也很多，这也就更需要我们能够不断地从过去的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从这点上讲，今天的国学，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史国学“资治教化”的优良传统，对于净化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国学研究者，也正是抱负着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艺术、学术思想，以及官僚腐败、反贪得失等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确实起到了“资治教化”的良好功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的社会政治环境大大宽松，人们已经不再把“国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奉为不二的圭臬，但是学者们所重视强调的“古为今用”的国学借鉴价值，无疑将在今后的“资治教化”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得到应有的发扬。

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展，文史哲或国学学界在继承“资治教化”传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异情况。

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无限爱国”。

爱国主义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有些学者把爱国主义称之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充分反映了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感。

但是，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漫无边际地虚构子虚乌有的事情来误导人们。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慨叹中国的科技物质等许多领域落后于洋人。

于是，一班所谓研究历史者，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出种种了不起的发现，证明凡是洋人有的东西，中国早已有之。

我们只好姑且把这样的“资治教化”功能称之为“无限爱国”论。

近年来出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历史国学研究新模式。

国学研究能够为发展区域经济做贡献，当然也是一项有助于“资治教化”的好事。

无奈许多人走进这种研究模式之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了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等国学的本性。

近年来，许多所谓的研究者为了地方和个人的利益，涂改历史、伪造文物的事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公害。

二、“文化创意产业”走向。

中国传统国学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作为国学研究者，希望通过研究国学成为“名人”者固然有之，但是绝少有人打算把研究国学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文史哲学论著成倍增长，空前繁荣，但是从质量上看，固然有许多富有学术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而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层出不穷，相互抄袭仿照的所谓研究成果充斥在各种报纸杂志上。

近年来，国家为了推动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出了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构想。

这就为新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当今多元的社会里，国学研究注重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认为至少是一种社会文化的进步。

然而，不同的国学走向都应该有各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忘却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

就当前我国国学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情景而言，这种高经济效益的国学文化创意，诸如“高级国学总裁班”、“高端女性总裁国学研修班”、“行政领导国学论坛”等等，大多出于各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或社会上的皮包文化培训公司。

在这些“国学文化创意”的论坛和培训班中，固然有学有专长的学者，但是也不乏江湖术士型的人物。

或道貌岸然，唐装长髯，自封“国学大师”；或信口开河，媚俗搞笑；或片面地曲解经典，取其一点，不顾其余。

国学的“文化创意产业”走向，在一定程度上为繁荣中国的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一些低层次和唯利是图的国学培训班所产生的文化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三、“纯学术”走向。

所谓“纯学术”的文史哲等国学研究，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要受到人们讥笑甚至批判的。

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学术研究既然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么“纯学术”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所谓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有一个长时效与短时效的理解问题。

过去我们之所以批判“纯学术”研究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过于简单。

国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具有更长时段的发挥重大作用甚至是永久作用的功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

这种长时段的功能当然是不可能像研究反腐倡廉史和古有和谐之说那样的立竿见影起作用，但是它的民族文化积累功能，是绝不能低估的。

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所谓的中华文化并且为之自豪，正是由数千年来无数的文化建设前辈们在默默地奉献中积累而成的。

所以，国学研究应该宽容，要大力支持那些踏踏实实为长远的民族文化积累作出贡献的“纯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研究及其辩说有了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

人们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派间理论方法的讨论和争辩，恰如其分地置身于学术的范围之内，这是中国国学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进步。

因此，我们同样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迎接国内外不同理论方法的纷至沓来，并且由此开展更为和谐而热烈的争鸣。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国学的理论方法论必然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

对于这种局面的到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态来面对。

当然，任何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其自己的适应对象和不足之处，学者们也会因自己的学理渊源和学识修养而对某种理论方法有所偏爱。

但是我们不能因自己的学理爱好有所不同而蔑视甚至攻击其他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尝试。

还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那句老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国学的未来，正是需要在这多元的宽容之上得到真正的复兴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