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自然观与我国诗学美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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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禅宗与王维山水田园诗臣民直00(西安公路交通大学人文系,陕西西安710061)00摘要:王维是一个佛教徒,禅宗是中国人的佛教。
佛教禅宗是王维走向山水自然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山水田园诗,渗透了佛光禅影,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选择;诗歌意境的审美倾向;以诗参禅的思想情趣;以及“顿悟”的艺术表现形式。
00关键词:佛教禅宗;王维;山水田园诗0在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的背后,总能看到哲学的影子,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支配着他的创作取向,甚至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
盛唐时期的王维,继承陶渊明、谢灵运的传统,将山水田园诗推向颠峰。
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从里到外都渗透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尤其是禅宗的影响更是直接而强烈。
0一、王维与佛教禅宗0佛教发源于印度,自东汉传入我国,不断地发展蔓延,逐渐与中国固有学说相交融,遂嬗变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学。
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多方面的影响。
尤其是佛教断定人生为“苦”,人生的本质即“苦”,人生面对的世界也是“苦”,“苦海无边”,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的哲学。
这一人生观,同社会生活中失意者、绝望者以及备受压榨而无力抗争的阶层,容易产生共鸣。
0王维信奉佛教,有其家庭影响的重要因素。
王维的父亲去世较早,母亲崔氏青年守寡,以佛为伴,虔诚信奉三十多年,这对王维的一生影响很大。
小时候经常随母跪坐焚香,念诵佛经。
一生乐此不疲,中年遭遇恩师张九龄罢相,以及“安史之乱”以后,更是一头投入“佛”的怀抱,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个归宿。
00《旧唐书·列传·文苑下》载:“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有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
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
[1](《旧唐书·文苑列传》)隋唐是中国佛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成立了许多宗派。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四大宗,即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
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

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中国古典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的独特观察和理解,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观念。
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其范畴涵盖了自然景观、自然现象、自然物体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自然范畴的基本命题,分析其内涵和特点。
一、自然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命题之一自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世界的根源和万物的创造者。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自然是审美活动的主要来源和基本对象,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关于自然的命题主要包括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动态、自然的规律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等。
二、自然形式的审美价值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自然形式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然景观的赏析和感受上。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经常以自然景观为题材,在山川湖海、花草树木等自然元素中寻找美的表达。
他们通过对景物的观察和描绘,追求表现自然之美的艺术效果。
例如,唐代诗人王维追求“山水平和”,他的山水画以清新脱俗的形式刻画了自然的宁静和恬淡之美,通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山水画的经典典范。
三、自然动态的审美价值自然界变化万千,中国古代哲学家把自然界万物的变化规律视为世界的本源。
这种关注变动的态度也体现在中国古典美学中。
例如,在中国传统园林中,注重“变幻有度”,追求自然景观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园林的设计常常通过景色和季节的变换来展示自然的动态美。
明代画家文徵明在他的山水画中,通过独特的笔触表现出大自然的变幻之美,使观者能够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流动。
四、自然规律的审美价值中国古典美学中,自然规律被认为是美的源泉和审美活动的重要参照。
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的一些关于自然规律的概念和原理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石。
例如,唐代大文豪韩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人应该符合自然规律才能达到美的境界。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人应当适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心与物的和谐。
中国古代审美自然观

中国古代审美自然观
中国古代的审美自然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宇宙中万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思想被称为“天人合一”。
2.“道法自然”: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代表的就是自然的规律,而“法”则是人与自然互动的方式和原则。
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只有遵从自然的规律,顺应自然的变化,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
3.“雅俗共赏”:在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有“雅”和“俗”之分,雅指的是高雅、文雅,俗则是通俗、民间的。
但是,中国古代人们不仅欣赏高雅的艺术,同样也欣赏俗世的艺术作品,这种欣赏方式被称为“雅俗共赏”,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审美情趣。
4.“山水田园”: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山水田园”是一种重要的审美主题,这种审美观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追求的是自然中的平和、静谧或奇妙的美感。
总之,中国古代审美自然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追求自然之美,遵循自然规律,把“天人合一”作为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传统。
佛教哲理和王维山水诗的构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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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离于散动”,亦称“静虑”;“观”是观想(直观 假想),即对各种物象(法)的推求、简择。僧肇在 注释《维摩诘经》时曾说:“系心于缘谓之止,分 别深达谓之观”,也就是禅定和智慧的并称。天 台宗主张止、观要“不次第”地同时“相及”,即 “一体笼罩观”,强调主、客观同时同步,已经带 有“境界”的意味。到了禅宗,又将作为手段的 止、观变成了体用关系,并将之作为该宗派的理 论认识和宗教实践的基础。《坛经·定慧品》说: “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是慧之体,慧是定 之用”,要求“定慧等学”。较以往佛教的“禅那”, 禅宗已将本来是实现“般若”境界的途径提升到 佛本身的高度,即靠心领神会才可能达到的“禅 境”。禅宗认为思维不能把握思维本身,故主张 “能(主观)”、“指(客观)”不分,思维与对象合二 而一。所谓“心生万法”有如艺术家创造的艺术 形象皆发自内心之中。艺术创作一方面包括抽 象过程,同时也包括感性直观的具象过程。禅宗 是否认具象的,其所追求的是较之具象层次更 高的主、客相融,从而使主体精神获得充满愉悦 感的佛的无差别境界——“大全”。并且这一境 界绝非是心中预先就有的,而是只有通过主观 上的自我修养,有朝一日豁然开朗的“顿悟”才 能得以实现。故而,禅宗特别强调“无念”,即在 主观上消除一切污染和一切世俗的念头,借以 再现客观物象的真实情状。“大全”世界不能受 世俗的污染,故只有实现绝对净化,去掉所有的 偏见认识。一旦“大全”、“真如”突然显现于眼 前,此时便可见性成佛了。禅宗的“无念”有如庄 周的“坐忘”,由此可以明显看出佛老融合的迹 象。禅宗一向宣扬心之广大无边,能再现整个世 界。任心意的驰骋是一种精神享受,其所呈现的 “幻相”,可超出一切直接功利得失,从而产生自 由感受。禅宗强调“自性”的妙悟,不主张心外去 求佛,即“佛在我心中”。这与诗歌造境艺术无疑 有相通之处,所谓“顿悟”实际上就是一种 “灵感”。
自然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审美理想

自然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审美理想【作者】吴全兰自然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这一结论是从历代诗人对自然美的刻意追求,历代诗论家对自然美的大力提倡中总结出来的。
对这种美的崇尚与追求,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一、自然美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自然美”,并非指自然界的美,而是一种美学范畴。
我认为,它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清水芙蓉的美。
前人论自然美,指的多是这一点。
具有这种美的诗歌,浑然天成,不露斧痕,不假雕琢,如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给人以清新,自然的美感。
苏轼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2〕也可用来概括诗歌的清水芙蓉的美。
和这种美相反的是错采镂金,雕绘满眼,人工痕迹明显,据《南史》记载,鲍照说颜延之的诗“如铺锦列绣,雕绘满眼”,延之“终身病之”,可见当时人们对雕饰美就不以为然。
李白的诗很富于清水芙蓉的美,没有字句的雕琢和苦吟,仿佛脱口而出,一挥而就,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
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用的都是口语,毫无斧凿痕迹而又炉火纯青,读来有一种流畅自然的美。
我们说具有清水芙蓉的美的诗歌气韵天成,不假雕琢,并不意味着这类诗歌没有经过锤炼,不需要修饰。
自然美不是不要工巧,而是要不露人工雕琢痕迹的工巧,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语),“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3〕的绚烂之极而又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
任何艺术都是经过雕琢的,诗人写诗更需要推敲、磨琢,只是高明的诗人鬼斧神工,雕而无痕罢了。
这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看似容易,其实不易,只有艺术修养达到一定高度的诗人才能达到这一妙造自然的境界,正如清代张问陶所说的:“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
〔4〕(二)纯真的美。
诗是用来表情达意的,只有抒发真情实感的,才会自然,才能感人。
否则,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为文造情,只会使人感到别扭,令人生厌。
中国古代自然诗中的自然美学

中国古代自然诗中的自然美学
中国古代自然诗是中国文学宝库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仅表现了自然的美丽和神奇,也折射出中国古代自然美学的思想和理念。
自然美学是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体验和深入思考,是一种观察自然、尊重自然、崇拜自然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自然诗中,自然美学的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是高尚的
中国古代自然诗中常常赞美自然的高尚,如《登高》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就表达出人类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相比,自然更为高尚。
二、自然是美好的
古人在自然之中寻找美,如《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表现了草原景色的美丽和生命力的顽强。
三、自然是神秘的
中国古代诗人也对自然中神秘的力量充满了敬畏和好奇,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的茱萸是一种神秘的植物,因为它只在重阳节才开花,寓意着兄弟间的感情。
四、自然是自由的
中国古代自然诗也表现了自然的自由和无拘无束,如《送元二使安西》中“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扇底龙媒去不回,车
轮滚滚空自回”中的草木、花卉和车轮都有着自由自在的状态。
总之,中国古代自然诗中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美学思想,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理念。
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意象

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意象作者:吴珍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 2010年第6期吴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律与政治系,合肥 230022)摘要:自然作为自在已然的存在,其本身具有物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情感意志,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观照下,自然不断被赋予道德意识、情感意识、生命意识,自然具有了独立的人格主题,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审美中,自然的审美意境才是审美的至境。
关键词:自然;审美意象;生命意识;意境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0)12-0216-02“自然”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具有核心范畴,对自然的审美观照的产生过程也是中国美学迥乎西方美学的一个不同之处,深层次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诗性智慧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美学史中,“自然”一方面是独立自在的本性存在,另一个方面,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自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感性、情感、意志的生命意识的存在,且时时刻刻与审美主体情感相通、志趣相投;艺术创作之中则更是把自然的时空构造而产生的意境之美当作自然审美的最高追求。
一、自然:自在已然的存在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自从有文字可考开始,“自然”作为与人类共存共生的宇宙本体的存在,而与西方或现代理解的那个被审视、被改造、被观察的,与人类相对而在的异己的客体对象的“自然事物的集体”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对“自然”的独特理解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诗性思维。
作为词语的“自然”最早见于道家经典《老子》中,并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贯穿与道家文化的始终。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老子哲学的本源,然而“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自然”则是“道”之“道”,是“道”的主体、核心,是老子哲学观的核心。
论儒道佛对于自然美的影响

论儒、释、道对自然美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与自然美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可以说,人与自然地思索从一开始就从未停止。
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逐渐开始后对精神生活有了追求,审美意识便从此产生。
人们从自然界中学到了最初本领,同时也看到了自然美。
对于自然美认识,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古典哲学角度去出发,来探求古代文化中自然美的存在。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点是以天道象征人事,讲究经世致用。
其主要的三个学派,即儒、道、佛,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审美认识,它们共同交融,推动着中国自然美学的发展。
儒家学派首推孔孟思想。
其审美观念是美与善的统一,以善为主。
先从孔子说起。
子曰:“知者乐山,仁者乐水。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也》)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的山水观,即从山水的神态中发掘合乎于社会道德的内在精神。
孔子在对于美的形式与论述上也有着创新型的提出。
在评价乐的时候,“《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在这里,孔子把早期的美善同义的审美认识加以发展变化,美是对表现形式方面的主观把握,善则属于内涵精神的价值尺度。
而孟子在孔子的思想上又提出了“崇实之谓美”全新论点。
在孟子看来,美源于善而高于善,善是初步。
这一点认识,与他所持有的“性本善”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而在人格的修养上,孟子认为最高极致是“神”而非“美”。
孟子认为最高层次的“神”是由“美”演化而来的,他们之间虽有不同,但在本源上都同属于善。
荀子也把“神”看做美的最高境界,荀子曾提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
同孟子不同的是,孟子对于神的认识过于抽象,而荀子的说法要明确,细致得多。
对于自然地认识,孟子一般是从自然现象中体察哲理,从自然规律中联想到社会现象。
就如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了“源远流长”这个浅显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对现实来说,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具有普遍适合。
而荀子与孟子略有不同,和孔子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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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04—04作者简介:刘艳芬(1969—),女,山东聊城人,济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佛家自然观与我国诗学美学传统刘艳芬(济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山东 济南 250002) 摘要:佛家自然观对自然形象及其精神的推崇,影响了诗歌创作中描画自然的自觉,促进了诗论中情景关系的探讨与解决,情景关系的明了又使更高级的概念意境得以发展和完善。
同时,这种创作和评论倾向又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崇尚自然美的审美传统。
关键词:佛家;自然观;诗学;美学传统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16(2002)03—0011—05 东汉时佛教初入东土,至魏晋便有许多文人终日留恋于田园之间,欣赏山川林野之美,吟诗作对,写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开始有意识地刻画自然景物。
唐代佛教大兴,描山摹水独领风骚,山水诗派更是把自然景物渲染得灵气飞动,自然风景几乎牵引了所有文人的目光。
宋代禅宗流行,以禅喻诗、标举自然之风盛行。
元、明、清三代,佛教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诗家情与景的关系问题也得到解决。
可见,我国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与写作追求与佛教发展具有同步性。
这种发展的同步性正透视出佛教自然观与诗学、美学的微妙关系。
一、佛家对自然的觉认自从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畔的菩提树下瞑想得悟,佛教便与自然结缘。
传入中国后,又吸收了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儒、道对自然的认识,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
佛家认为自然是与人亲和并可以启人悟道的生命存在,它与本体是合一的。
魏晋时“六家七宗”①之一的即色宗把自然看作佛影的化身,认为自然是气色的统一。
禅宗的自性论则突出了这种自然观,认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无门关》)在春花秋月、清风明月中,静观寒来暑往、风云变幻,就是追随佛影进行修行。
据《云门文偃禅师语录》记载:有人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云门文偃答曰:“春来草自青。
”在佛教大师那里,佛家的终极关怀仅用最自然的常景来表现,不难看出佛家对自然的信任与崇尚。
禅宗常说的三种境界:“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也无一不化身于自然。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自然万物就是物、我、梵的统一体,是佛性真如的体现,在对自然的观照中即可悟得佛性。
正是这种对自然的推崇与信任,佛教徒才把整个身心都投向自然山水,使自然风景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禅宗还将这种单纯对自然景物的依恋,变成了对自然景物生死随缘、自然流转的精神的吸收。
禅宗倡导无念无相无住。
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有云:“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
”〔1〕《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记有马祖道一禅师的名句:“道不用修,只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
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
”这里所谓“无念”、“平常心”,指的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的心”〔2〕。
禅宗主张不假用心,只以非理性的直觉来契合天然。
常在河边走为什么说要做到“脚不湿”而不是“不湿脚”?因为“不湿脚”是有意,而“脚不湿”则为2002年第3期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 总第91期无心。
《五灯会元》卷四有公案曰: 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木自天然,不假雕琢。
”寄于师(大安禅师),师曰:“本色住山人,且无刀斧痕。
”《祖堂集》卷四也有一则公案可以看出禅宗对无心、自然境界的崇尚。
公案曰:(李翱)相公礼拜,起来申问:“如何是道?”(惟)俨指天,又指瓶曰:“云在青天水在瓶。
”相公礼拜。
后以偈曰:“练得身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相问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正因为佛家对“无心”随缘,任运自然境界的推崇倍至,才有公案中对“天然”、“本色”、“不加雕琢”、“无刀斧痕”的赞许以及将“道”解释为“云在青天水在瓶”。
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佛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倍加青睐。
有古联云:“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
”宋代赵扌卞曰:“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
”事实正是如此,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所描写的“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正是众多寺院的共同写照。
总之,佛教徒认为他们易于在这湖光山色、春山秋云、清风明月中,寻找梵我合一的契合点,正如五祖法演所说:“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所以佛教尤其禅宗钟情山水,推崇自然,佛教大师们不去直接谈“佛”与“佛性”,而喜好谈花、石、云、鸟。
二、佛家自然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佛家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
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佛教方兴未艾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陶渊明的田园诗往往融情于景,不乏情景妙合无垠之作。
他的《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就是通过对田园风景的描绘,来抒发主观情志的典范之作。
晋宋大诗人谢灵运则开始大力创作山水诗。
他在其《山居赋》中就已经写出了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的情景交融境界和宏大气魄。
这还只是“山水方滋”的开始。
唐宋时期,诗与禅互相渗透交融,“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
”禅宗对自然的倾心直接影响了诗歌创作中情与景、意与象的遇合,出现了许多独具韵致的诗歌作品和流派。
“在对盛唐诗人有影响的各种思潮中,如果说儒家引向功名,道家指向寻仙,那么,佛学尤其是禅宗则导向山水。
而且即便同样是描写山水,近儒的如杜甫多半赞美的是‘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的伦理的山水,近道的如李白多半咏歌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的想象的山水,而近禅的王、孟诸人才真正关心的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的感觉的、现实的山水。
”〔3〕可见,王、孟派诗之所以趣味澄澹,意境深远,达到了我国古代山水诗的顶峰,是因为他们深得佛学真髓,尤其是深得佛家自然观的惠泽。
“虽然道家思想引发人们的山水意识,但真正使诗中自然山水脱离形而上的义理束缚的却是禅宗。
剔除玄言思辨的全景描写的纯山水诗,不是出现在晋、宋之际,而是肇端于梁、陈禅学流行之后,并在兼习南北宗的王维那里达到极致。
”〔3〕这些足以说明是佛家自然观的影响使“中国画和诗,都爱以山水境界做表现和咏味的中心。
和西洋自希腊以来拿人体做主要对象的艺术途径迥然不同。
”〔4〕另外,佛家对自然景物生死随缘、任运自然精神的吸收,“进一步剥离宗教观念而肯定人的主观心性,推进了诗歌创作中纵情、自然、浪漫思想的发展。
”〔5〕带给诗歌创作一股活泼泼的灵动之气。
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是即目入咏、俯拾皆是的自然常景,读来却清新逼人、灵气飞动。
王维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
”孟浩然的“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
”(《游精思观回望白云在后》)描述的是最真实的生活的原生态,也是炉火纯青的艺术状态。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终南别业》)“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齐己《早梅》)这是诗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观照,也是自然任运的禅意禅趣的体现,在这里,诗对自然的观照里有禅的灵光,禅对自然的领悟中闪烁着诗的倩影。
诗家对禅家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了迥・21・ 刘艳芬:佛家自然观与我国诗学美学传统 2002年第3期 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
创作的成功引起文论家的张扬,文论的张扬又使诗歌创作中注重化实为虚的写景抒情成为一种传统,为后代诗家所承传。
三、佛家自然观对文论的影响佛家自然观在影响诗人的同时,还影响着评论家。
喜欢关注自然的评论家评论的是诗歌对自然的抒写,在抒写自然时应解决的情与景的关系问题,无疑就成了他们探讨的主题之一。
佛家认为的自然万物是物、我、梵统一体的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们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早在南北朝时,曾依佛门数十年的刘勰就对情景关系进行了探究。
在《文心雕龙・物色》篇,刘勰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对当时文坛“文贵形似”的现象颇为不满,对情景交融的境界已所体味。
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
”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
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随后,他又以优美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对情景交融的境界极尽赞美:“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即往还,心亦吐纳。
春日迟退,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中,将《物色》篇的主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概括了出来,正是由于刘勰有了对情景交融规律的初步认识,才使他提出了“意象”说。
《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
至唐,情景关系又一次成为文论家探讨的重要问题。
盛唐诗人王昌龄曾指出:“景与意相兼始好”,并在了然情景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意境”,使抒情诗理论升华到美学高度。
他在《诗格》中说: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
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二曰情境。
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
三曰意境。
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里,“张泉石云峰之境”指的是侧重对景物的描绘,而“情境”则偏重对情志的抒写,这两种情形都不及“意境”,因为“意境”既写景又抒情,是“真景物”“真感情”的交融。
王昌龄之所以能将情景关系分析得如此透辟,不能说没有佛家思想的影响。
据考证,他不仅与“王孟”山水诗派交情甚笃,而且还曾创作了不少有关僧寺的诗歌。
中唐时,出自释门、诗禅并进的皎然也对情景关系有精到的论述,他曾有诗曰:“诗情缘境发,法行寄筌空。
”意为造境写景本为抒情,恰似空无而不能外现的“法性”,必须借助言筌才能传达。
境(景)是诗人无形情思的依托和裁体,所以完整的意境创造离不开情与景的交融。
晚唐,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司空图提出的“思与境偕”,也正是“情与景合一”的意思。
明清时期,曾对佛学进行过研究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进一步探讨情与景的关系并完善了意境说。
王夫之将情景交融的形态分为相对应的三种:景中情、情中景和妙合无垠。
他说: 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
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景。
〔6〕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则有情中景,景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