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中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
《战国策》中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1. 引言1.1 概述《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政治兵法文献，记载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斗争和外交策略。
这部经典作品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技巧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本篇长文旨在探讨《战国策》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并进一步思考其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启示。
1.2 文章结构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
首先，在引言部分我们将对文章进行概述，并阐明文章结构。
接下来，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战国策》中所呈现出的政治智慧，包括策略制定、内部统一和虚实相称等方面；第三部分将着重探讨其中展示出来的外交技巧，包括周旋外敌、结盟与联合以及斩草除根等方法；第四部分我们将探究《战国策》与现代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包括实用主义思想的价值、外交战略对比研究以及对政治领导力的思考；最后，我们将在结论部分总结观点和要点，并对《战国策》进行评价与展望。
1.3 目的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战国策》中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进行深入剖析，探寻其中蕴含的智慧之道，不仅为读者呈现古代智慧名篇，更为现代政治学提供借鉴和启示。
同时，也旨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卓越智慧。
2. 政治智慧2.1 策略制定在《战国策》中，诸多名将们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其中一项关键的技巧就是制定有效的策略。
他们深入分析当前形势，结合自身实力和敌对势力的特点，寻找最佳的应对方式。
比如，在面对强大敌军时，有些将领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利用出其不意、短时间内集中兵力进行快速攻击；而有些将领选择采取消耗战的策略，通过拖延时间、消耗敌人的资源来保护自己。
这种战略思维和灵活运用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正确应对复杂局势的方法。
2.2 内部统一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内部统一。
《战国策》中描述了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和派系之间争夺权力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领导者能够通过善于斡旋、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达成共识并保持内部稳定。
同时,他们还会注重加强统治地位，通过委任贤能、建立官僚体系来确保领导权的巩固。
战国策的思想精髓
战国策的思想精髓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是一个兵荒马乱、水深火热的时期。
而在这个时期，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推崇的思想，被后人总结为“战国策”。
战国策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念、智慧和哲学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极致之作。
文章将就战国策的思想精髓进行论述和分析。
一、辩证思想的突出表现“战国策”是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博弈和碰撞中形成的。
在众多的思想中，常常出现激烈的辩证思想。
例如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一个讲究礼乐中心，一个主张顺应自然；韩非子和墨子的思想，一个主张君主专制，一个倡导和平共处。
这些思想的碰撞和争论，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为后世提供了思想上的丰富。
二、政治学思想的双重特点战国时期是一个割据丛生，战乱不断的时期。
因此，政治学思想在这个时期被提上日程。
但在战国策中，政治学思想不仅有着在政治现实中应用的方案，更有着普遍规律的归纳和总结。
如《吕氏春秋》中的“用人不重贤，国灭家亡；用人不分功，官乱民苦”等论述，不仅适用于当时的政治生活，而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有普遍参考价值的。
三、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体现战国时期，各种政治学思想中，强调个人的思想和价值是战国策的一大特点。
此时期的人们认为强调个体的思想和价值可以避免灾难，从而实现和谐。
例如《荀子》所说“人而不仁，犹如百猛之首始挠”。
在战国策中，人性之恶被用作分析社会矛盾的基础前提，如法家之父韩非子认为“治国在积财，积财在严刑”。
四、“兼爱”“齐家治国”等思想的诠释战国策最着名的哲学思想之一是“兼爱”思想，该思想认为，应该脱离种族和家族的刻板印象，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人性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
《孟子》中的“天下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即充分展示了这种人性和谐的理念。
此外，“齐家治国”也是战国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
《管子》中就提出了“治世武功，治国节用，治家齐鲜”之论，强调国家的治理，要从个人的家庭生活开始。
而“齐家”是个人聚集的生活单元，个人的生活习惯和家庭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家的治理。
《战国策》的政治智慧
《战国策》的政治智慧《战国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政治典籍，它记载了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政治策略与智慧。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战国策》的政治智慧对于当时的政治决策与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讨《战国策》所体现的政治智慧，以期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首先，《战国策》在政治智慧方面强调了智囊团队的重要性。
在这个充满争斗和变幻的时代，一个明智而有能力的君主需要依靠一支强大的智囊团队来协助自己进行决策。
例如，《战国策》中提到了齐宣王与管仲合作的故事。
当齐国面临内外交困时，齐宣王聪明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请来了管仲这位政治谋士。
这个智囊团队为齐国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和决策，最终帮助齐宣王稳定了国家局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明智的君主应该重视智囊团队的建设，并聆听他们的意见。
其次，《战国策》还强调了统一策略的重要性。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故事。
秦始皇利用了各个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和争斗，以及秦国自身的军事力量，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最终成功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统一的目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策略，并且运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
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各个政治势力也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战略和目标，才能够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此外，《战国策》还强调了外交的重要性。
在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外交策略成为各国争夺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战国策》中记载了魏国与赵国的外交斗争。
通过外交手段，魏国成功地分化了赵国的盟友，最终赵国败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外交手段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善于利用外交手段，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最后，《战国策》还强调了灵活变通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局势经常变幻，政治家需要能够随机应变，在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策。
例如，《战国策》中记载了齐国田文与魏国信陵君的故事。
当田文在交战中陷入劣势时，他不仅能灵活变通，而且能准确判断敌人的意图，最终成功地挽回了局势。
战国策精选：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精选：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而充满变动的时代，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争斗和政治斗争不断，这也导致了战国时期政治思想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本文将介绍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以及其中几位重要的思想家的观点和贡献。
一、墨子的兼爱主义在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中，墨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墨子提出了“兼爱”这一思想，强调了人们应该彼此关心、相互帮助，消除社会上的不和谐和战争。
墨子认为，人们应当以兼爱为基础，超越个人利益，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他还强调了爱与非爱的区别，认为只有对亲人和有道德品质的人施以爱，对坏人要施以惩罚。
二、韩非子的法家思想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的法家思想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主张用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管理社会，以维护秩序和稳定。
韩非子认为，法律应该是公正、公正且具有权威性的，而不应该受到个人的好恶和偏见的影响。
他还提出了“赏罚分明”的原则，主张奖励有功者，惩罚作恶者，以激励人们自觉遵守法律。
三、孟子的仁者为政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中，他提出了“仁者为政”的观点。
孟子认为，一个政府的第一要务是确保人民的福祉和幸福，而不是个人权力的扩张。
他主张君主应当行使仁政，关心民生，实行公正和平等的政策。
孟子的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荀子的纣王之学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他提出了“纣王之学”的观点。
荀子认为，君主应该集中权力，实行专制统治，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
他主张政治上的专制，并认为君主应该是明君，以德治国。
荀子的政治思想与孟子的仁政观点呈现出鲜明的对立，两者的争论也为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观点。
五、管子的法家思想管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政治思想强调以法治国，主张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管子提出的一系列法家理论，包括法制建设、国家统一、军事管理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战国策》权谋智慧：战国时期的政治哲学
《战国策》权谋智慧：战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战国策权谋智慧：战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而充满竞争的时期，各国相互争霸、权力纷争不断。
在这个时期，很多智者和政治家通过各种权谋手段来争夺政治地位和国家利益。
他们的智慧和战略思维被整理成了一部部《战国策》，成为了后世研究的重要文献。
本文将通过分析《战国策》，探讨其中的权谋智慧以及这些智慧对于战国时期政治哲学的影响。
一、权谋智慧的背景与特点战国时期的权谋智慧源于政治压力与国家竞争的激烈。
战争的频繁爆发、诸侯相争的局面使得政治家们必须具备超越常规的智慧才能在动荡的时代生存与发展。
《战国策》作为一部记载这些智慧的文献，成为了后世人们了解战国时期政治哲学的重要窗口。
《战国策》中的权谋智慧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战国策》中呈现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权谋策略。
这些政治家们通过理性论述和辩论，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念。
这种多元思想的碰撞与交锋，为政治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 理论联系实际：《战国策》中的权谋智慧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紧密联系于实际情况的。
智者们深入研究各国的政治形势、资源分布和国家利益，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权谋计策。
他们的智慧都是在实践中得出的。
3. 重视策略和变通：《战国策》中的权谋智慧注重策略和变通的运用。
政治家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灵活应对各种情况，以求达到最终的目标。
二、权谋智慧的主要表现形式《战国策》中的权谋智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1. 战争策略：战争是战国时期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各国政治家们通过制定战略来在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战国策》中记载了大量优秀的战争策略，包括诱敌深入、围魏救赵等经典之策。
2. 外交手段：除了战争，外交手段也是战国时期官员们争权夺利的重要方式。
各种狡猾的外交策略在《战国策》中层出不穷，如称臣纳贡、联合他国、挑拨离间等手法都被广泛运用。
从《战国策》中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策略
从《战国策》中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策略概述《战国策》是一本涵盖了中国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几个角度出发，探讨《战国策》中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策略。
政治思想君主思想《战国策》中表现出了各个诸侯国对于君主地位和君主行为的不同看法。
其中，一些诸侯国倡导以仁爱之道来统治人民，如孔子提倡的仁政；而另一些诸侯则更加强调力量和权谋，如韩非所提倡的法家思想。
中央集权与分权制度在《战国策》中可以观察到早期中国政府对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制度之间的探索。
一方面，有些诸侯王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威和管理能力来实现集权；另一方面，也有些王公通过赋予亲信和功臣相对独立的权力来实现地方分权。
政治策略外交策略《战国策》中描述了诸侯国之间进行外交斡旋、联盟与对抗的种种策略。
其中，一些国家采用合纵连横的方式，通过建立联盟对抗强大的对手；而另一些则通过谋划劫持、挑拨离间等手段来削弱敌对势力。
内政策略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各个诸侯王也采取了不同的内政策略。
有些王公着力发展农业和商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另一些则加强军备，扩张领土，并通过设置奖赏和惩罚机制来管理人民。
结论通过阅读《战国策》，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策略的发展历程。
不同诸侯国在兼并争夺中不断探索各种政治方式，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这些政治思想与策略为后世历代政治家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策主要内容
战国策主要内容
战国策是先秦时期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繁复多变的时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较量，内部也有政治斗争，经济上出现了混乱，社会也发生了剧变。
由此，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战略思想叫做“战国策”，被誉为“战略史上珍品”。
战国策的内容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论政。
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完善机构、统一社会、消除纷争等。
二是论军，包括军队的组建、组织、战术、御敌技巧、抗战胜算等。
三是论外交，其中包括对边国之间的影响、攻略对策、和谈战略、社交策略等。
从内容上来看，战国策在秦汉时代达到了一定高度，包括《孙子兵法》、《论语》、《淮南子》等经典名著，系统总结了战国策的内容，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为今天的军事策略学、政治学、外交学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战国策派名词解释
战国策派名词解释
战国策派是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各国君主为了争夺霸权而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外交策略。
这一时期，中国分裂为七个大国（秦、楚、齐、楚、燕、赵、魏和韩），各国争夺领土、资源和势力范围，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发展各种策略和战略。
战国策派是指参与战国策略制定和实施的人，他们大多是各国的宰相、相国、军事将领等重要人物，通过制定和执行策略，努力提升各国的实力和地位。
战国策派的核心思想是实用主义，即以实际效果为导向，以达到各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他们不拘泥于礼教和传统观念，而是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战国策派有：
1. 韩非子派：韩非子是韩国的宰相，他提出了“法治”和“强权
政策”的理念，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主张实行集权统治，采取
严厉的刑法手段以维护秩序和统治稳定。
2. 商鞅派：商鞅是秦国的重要政治家，他提出了改革政权、军事和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废除封建制度，推行军功爵制度，实行三家分立制度等，以增强国力和加强国家统一。
3. 李斯派：李斯是秦国的丞相，他提出了“焚书坑儒”的策略，通过清除异己和打击知识分子，加强国家的统一性和集权统治。
4. 贾子派：贾子是赵国的宰相，他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加强农业生产，限制商业和金融活动，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战国策派的思想和策略在战国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手段，使各国得以生存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秦国的统一和秦始皇的建立。
战国策派的思想也为后来的统一秦、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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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派的政治思想战国策是一个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团体。
作为一个组织，是1940至1942年随着国内外法西斯猖獗之时出现的。
这时，从国际上看，是德意日法西斯取得暂时优势的时候。
在国内，中国面临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国内则是四分五裂，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应付日本的挑战。
于是，执政的国民党则将眼光投向德国和意大利，对法西斯主义感兴趣，认为法西斯所追求的独裁、统一，是落后分裂的中国走向强盛的良方。
此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则与中外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相呼应，于此时在昆明创办了《战国策》月刊（共出了17期），稍后，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大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战国》副刊，时称他们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何永佶、陈铨、雷海宗等。
一、从文化形态史观到战国时代重演论战国策派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是在他们创办刊物期间。
1940年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包括陈铨在《清华学报》发表的《从叔本华至尼采》、雷海宗的《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
这些文章主要是依据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写成的。
这为他们后来组织战国策派，鼓吹法西斯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1940年4月《战国策》创刊到1942年7月《战国》停刊，是战国策派最活跃时期。
他们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尼采和斯宾格勒的唯意志论、超人主义和历史形态学。
他们宣传的一个中心，就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
斯宾格勒最早提出，目的是论述德国帝国主义应当实现统治全世界的“宿命”。
其后，中国青年党的代表人物陈启天在1936年也较早提出过战国时代来临。
文化形态史学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提出的一种历史哲学。
将文化看作一个生、长、盛、衰等阶段的有机体，各种文化都要遵循同样的轨道，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
文明阶段是文化的结束阶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每一时期是中国的战国时期，历时约2个时期，在西方则为19和20世纪，其特点是连绵不绝的革命和大战。
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只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
斯宾格勒认为，当今世界上处于这一时期的只有西方文化，其他各文化的战国时期都已成为过去。
经过这一时期，最后进入帝国时期。
在中国是秦汉帝国，西方则在2000－2200年左右。
在此之后，人类历史告终，重回原始状态。
斯宾格勒又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不同的精神气质，但浮士德精神只为西方文化所有。
这一精神有向远方发展的冲动，必至征服世界而后止。
西方文化的承担者主要是日耳曼民族。
斯宾格勒一方面声称西方的没落，一方面又宣扬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张目。
战国策派则抛弃了斯宾格勒的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代之以中国文化独特论，希图鼓舞中国人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
他们内部文化观也不完全一样，但都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垂垂老矣。
又到了一个新战国时代。
指出历史上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不致中途被外力摧残而夭折。
从文化形态学这种学术方法论和文化历史观出发，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发现了时代的意义，发出了战国时代重演的警告，找到了“策定”内外方针、评定中国2000多年传统文化的标准——战国。
二、强调“战”与“国”战国时代的核心词是“战”字。
“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坞地、发泄其威力，扩大其作用。
”战国时代的战主要有三大趋向：（一）战为中心。
战是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而且要积极地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标准。
社会上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
一向所谓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独立发展的自主权。
（二）战成全体。
战国时代，战乃显著地向着全体化一条路展进。
要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国家成为“全能国家”。
民主问题落到次要地位。
战是时代的核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和先决条件，只要她还想生存下去。
（三）战在歼灭。
认为这是战国时代战的核心。
这是最无情的时代，战国时代的每一国家和民族都想着“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企图统治整个世界，打的是“歼灭战”，一死一生，成就霸业。
所以战的方法，要动员全民族的人力、财力、智力、文化力。
战的归宿，有意无意，都在一种世界性的权力的形成。
那时，民族主义不存在了。
至于谁能实现“大一统”，他没有讲。
以后林同济作报告又讲，最后战争的结果，是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
其次关于“国”。
战国策派认为，战国时代之战是以“国”作为战的基本单位的。
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而也不容轻易扩大而多言天下一体。
国家是时代时代的界线，是时代的大前提。
他们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谁说，在任何文化的战国时期，都是以“（国）内外之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而阶级斗争是以“上下之分”为一切价值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因此他们认为“上下别”的阶级解放运动都终要有意无意变成为“内外分”的国家极权运动。
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发展到列国阶段的产物，“内外之分”又是以民族为准的。
因此，时势的要求，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推进，就是如何建设道地的战国式的国家，如何把整个国家的力量，组织到最高度的效率以应付战国时代势必降临，势已降临的歼灭战，独霸战。
叫做专制主义，霸权主义也好，叫做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也好，甚至和缓其词，叫做代议会全能主义以及罗斯福新政策也好，根本的动向却都是殊途同归，实际的结果都是“国产主义”的完成。
总之，他们认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来并不只是一种抗战期内的口号，乃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
所以不能有个人硬挺挺自在自由，也不能有阶级之乱纷纷争权夺利。
近代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为唤起国人爱国时，每每以亡国灭种相告，战国策派也不例外。
然而，战国策派与康梁相比，流于理论的偏激，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按他们的观点，战国时代的国家与民族，对外都实行民族国家主义，国际关系是“各求发展，互相斗争”。
为了求得国家的生存，而不顾一切手段，“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不住人类”。
在对内方面，以反民主的权威主义为政治哲学，不惜反对民主。
而中国青年党虽然也称战国时代，但他们强调以“国”为标准，反对阶级本位观，但却坚决主张“实行法治的民主主义，以求统一”。
战国策派这种只重目的、不顾手段的非理性化的民族主义不仅使人们忽视外交上的公正性，同样也会使人们忽视内政上的公正性，其结果必然会走向反民主、非理性的政治观。
三、力的政治和力的文化力的政治是战国时代重演的必然结论，也是战国策派极力宣扬的重点。
林同济、何永佶、陈铨、公孙震等人陆续发表了《力》《论国力政治》等文章，掀起了一股“力的讴歌”的热潮，其核心内容是宣扬力的政治，即所谓国力政治、外向政治的“大政治观”。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它为一切人群结合中唯一具有‘作战权’的团体，有此则成国，无此则非国”。
“认定战争是国家最后的精义，时时刻刻想着国与国间是不断地斗着或明或暗的战争，而将国内一切的一切，置于这个大事业的最高总驭之下：这种看法，我们无以名之，名之曰外向，或大政治的政治观。
”为此提出他们的“战国策”。
在外交方面，提出“利而忘义”、“贿赂内奸”、“流言反奸”、“骑墙外交”等原则，认为战国时代的外交“手段要辣，居心要狠，才有成功的希望”。
在内政方面，（一）注重国防，集全国一切的力量以向外方，军队国家化。
如此才有宪政可谈，始有法治可讲，军队而不国家化，则朝立宪法，而暮即可毁之。
（二）内政跟外交而变革。
外交为先，内政为后，内政许多设施，视外交的需要而定，内政的许多改革，也由外交的条件促成。
最高元首旁，坐每一把交椅的，是办外交的国务卿。
至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认为的西洋文化的另一灵魂——民主，贫僧则以“暂草棚论”置之。
（三）尚力。
重在国力的增加，国运之如何增长。
文不是不要，而是用以促进战争效率，适可而止。
“惟其讲力，故具有深强意识之政府，必奖励科学，以增强国家的战斗力。
”（四）最后提出，当前中国的理想政治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对于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彻底计划提倡民族意识，准备持久战争，鼓励全民族生存意志和权力意志训练每一个青年配作一个战士，整个的国家配作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单位”。
至于民主、自由、人类大同之类，他们将之视为“政治理想”或“外交官的辞令”，认为“不必对民众宣传”。
而努力于政权之统一化，吏治之效率化，军队之机械化。
称赞蒋介石是“希世的当轴”“不但是个当代规模军人，而且是个有卓识有魄力的政治家”。
总之，在他们看来，“惟有采取大政治的观点，然后可以入内政于‘轨道’”。
战国策派认为力的政治必然要求一种“力的文化”与之相应。
而现在中国正处于“大一统时代”之后，牌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一种“颓废的”、缺乏活力的文化，即“无力”的文化。
为此他们首先试图让中国人树立对“力”的正确观点，然后对中国文化进行穷根究底、探病问源的诊断工作，从中国人的宇宙观/伦理观等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作剖析，期望中国人能够有“力的宇宙观”、“自力的人生观”、“大政治时代的伦理观”，力图塑造一种能适应“力的政治”，具备活力的“力的文化”。
指出世间万物的核心是力，力即生，生即力。
反对儒家的德感文化。
试图打出一套新的人生观，铸出一副新的人格型来。
主张的伦理观是“忠为百行先”，而不是“孝为百行先”。
“以忠为中心建立我们全民族思想系统，以忠为基础建造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
绝对忠于国，国家的利益构成伦理是非的标准。
“我们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不住人类”。
战国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省。
林同济认为“贵士”是一切文化中的创造者，因而着重考察了中国的士大夫；雷海宗认为兵是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因而着重考察了中国的兵；陶云逵则认为中国文化的颓萎是中国人中的“力人”人种不能遗传而导致中国全是一些奴隶型的人，因而想“从传入手选择‘力人’”。
战国策派将力作为世界的本体，将之推向了政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形成并宣扬了“力的政治”观念，提出了“力的文化”主张，这使战国策派的尚力主张达到了近代中国自严复开始，历经鲁迅及新文化运动发展而来的尚力思潮之顶峰。
主要是针对文化的惰性，强调积极进取的精神，并用以诊断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
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独创。
但战国策派提出的力的政治，显然不正确。
与其说是尼采力量观和德、意法西斯政治理论移植，毋宁说是对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发挥，是继承了现代以来自“国家主义派”开始的对法家思想的运用之余绪。
尽管在尚力政治在战争环境下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反民主的消极作用则是不可低估的。
因此，战国策派的尚力主张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具有二重（矛盾）性的理论，它在达到近代中国尚力思潮发展顶峰的同时，也成了近代感性启蒙的悲剧性的终结。
（郭国灿《近代尚力思潮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
）四、英雄史观与英雄崇拜战国策派的政治观与文化观背后有一个历史观，即英雄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