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新派民权政治思想
(中国的近代化)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导学案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含义：即指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科学化、生活西方化。
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称资本主义化。
近代化就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
近代中国前80年近代化可称为资本主义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内涵，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
从狭义上理解，近代化指的是民族工业的发展与振兴。
二、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启示1、农业是基础：必须解决农业问题，才能加快近代化进程，为近代化提供支撑。
2、政治是前提：国家独立、政权巩固、秩序稳定是实现近代化的必要前提。
3、对外开放、兼收并蓄是各国历史发展的经验。
实践证明，闭关自守导致落后。
只有对外开放，放眼世界，国家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真正实现现代化。
4、知识、人才是关键：欧美等国凭借三次科技革命为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要抓住机遇，实施科教兴国，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决策。
5、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近代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进步的社会思潮，而进步的社会思想推动了社会变革。
要摆脱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才能促进近代化的历程。
6、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近代化要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要有中国特色，才是近代化的正确途径。
第一部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反映出中国各阶级、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一、地主阶级的探索和实践1、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放眼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师夷长技”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表明地主阶级抵抗派此时思想仍处在器物层次（只学习西方技术，不引进西方制度）。
2、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等口号，掀起洋务运动的序幕。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维新思想主要存在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
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
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背景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经世致用”的学说。
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
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
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新思想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
论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
论近代中国的维新思想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
”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一、维新思想的产生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
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代表着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
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
二、维新思想的发展（一）、维新主张的宣传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
梁启超是他的学生。
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
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以促进和迎接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
略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摘要作为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产物扔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可略分为必变大变速变论、君权变法论、变于下论和兴民权论。
它们回答了变法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基本方式和最终目的等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关键词康有为维新变法指导思想一、康有为维新思想是时代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日战争更加深了半殖民地化，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这时，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一批比较开明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就是其代表之一。
民族矛盾的尖锐加速了他们政治上的觉醒，战争失败刺激了位们去求索。
他们逐渐认识到形势的危急与局面的严峻，感觉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
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占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1。
正是这种“外患内乱”从根本上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
整个社会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势。
所有这一切，都使封建统治者面对这民族危亡，社会危机感到无能为力。
洋务派从事的“自强”、“求富”事业，徒耗巨资而未见卓效，甲午战争使更多有识之士在事实面前认识到单靠办洋务并不能拯救民族危亡。
要拯救“大清”，只有先拯救民族危亡；要拯救民族危亡，则必须从政治上改革内政；不改革国内现状，就无以生存，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泰西之国，一姓累败而累兴，盖善变以应天也，中国一姓不再兴者，不变而逆天也。
夫新朝必变前朝之法，与民更始”。
○2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使爱新觉罗氏继续维持其统治，为使地主阶级政权不至于被资产阶级政权所替代，封建统治阶级只有采用一种新的统治手段，通过一条新的途径来改革现存的腐朽的官僚机构，给暮气沉沉的封建政权增添一点生机。
是“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以致于“内溃外侵，朝不夕保”，还是奋发维新，“以图自强”呢？○3康有为鉴于形势的紧迫，国家的危亡和现实的刺激，痛切感到:大清王朝再也不能照原样生存下去了，必须立即实行改革。
洋务派、维新派等思想比较
洋务派、维新派、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比较一、维新派与洋务派思想比较①相同点：政治上两派保皇保清保君主制；经济上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富国强兵；教育上都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②不同点：A．政治上：洋务派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兴民权，开议院。
B．经济上：洋务派兴办官办工业，维新派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
C．思想文化上：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单纯学习外国的制造技艺，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
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上。
③内在联系：洋务派与维新派都是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产物；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离出一部分，形成早期的维新派。
④产生差异的根源：A．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洋务派产生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年代，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尚未产生。
维新派是洋务运动暴露出一些问题和资本主义产生后出现，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B．由政治地位决定的。
洋务派代表人物多是封建官僚，他们必然要维护封建制度。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多是中下级知识分子，容易接受西方政治思想，提出变革主张。
二、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基本主张的异同、相互关系①顽固派、洋务派、维新派在保留君主制的问题是一致的。
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封建制度方面一致。
维新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制。
②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与顽固派有区别，与维新派的主张有一致的方面，但在是否兴民权的问题上，洋务派和顽固派立场一致，反对维新派兴民权的主张。
③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能够看到西方先进的东西，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实际上主张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应变”，二者有区别，维新派则主张改良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④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政治立场一致，他们一致攻击维新思想，由于维新变法法令直接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因此他们发动政变，扼杀了维新运动，打击维新派。
如何理解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如何理解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功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等。
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
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
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
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维新运动的重要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维新派鼓吹民权，开议院，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3.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
对近代教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4.维新派在改革社会风气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维新派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
怎样理解维新运动的内容及其意义
怎样理解维新运动的内容及其意义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今天店铺就和大家聊一聊怎样理解维新运动的内容及其意义。
维新运动的内容戊戌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
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
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
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的。
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对，加上支持新政的光绪没有实权及经验不足，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
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维新运动的意义第一，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
民主化是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
戊戌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一站。
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爱国二字展开，其背景是保国保教保种，其目的是为挽救民族危机，为此维新派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要求实行君主立宪。
他们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这些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变法运动中，颁发了一系列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奖励工商，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主张以工立国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使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投资的合法权益得到某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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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民权观的来源和路径，有人认为，“民权”概念是通过日本输入的，是“民主”（democracy）一词的日本译法。
近代日本人把democracy译为“民权”，其用意是强调人民的权力②。
不过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民权”并不是democracy的日译，democracy在日语中更多的是被译为“民主”③。
实际上，“民权”不仅不是democracy的日本译法，甚至最初也不是由日本引入。
“民权”一语最早见于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旅欧日记。
在述及英国布雷福德织布机厂工人罢工事件时，郭嵩焘说：“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
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自议绅，民权常重于君……亦西洋之一敝俗也。
”④郭嵩焘这篇日记写于光绪四年（1879），当时，郭嵩焘所以提出“民权”的概念，主要是基于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观察，而不是由于日本学界的影响。
不过，郭嵩作者简介：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的阶段性成果。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58页。
②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参见韦杰廷、陈先初：《孙中山民权主义探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孙歌译校，夏勇编：《公法》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页;王人博：《中国的民权话语》，《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2002年。
④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75576页。
焘在提出“民权”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作出说明，于是，“民权”便成了一个缺少定义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只能由人们在后续的讨论中去赋予。
郭嵩焘以后，“民权”的概念也见于黄遵宪编撰的《日本国志》，书载明治八年（1887）年板垣退助复归元老院，“遂倡民权自由之说”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由此可知，当时日本人是把民权与自由联系在一起考虑的。
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民权尚未成为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日本学界的民权观念对中国思想界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促使人们把注意力从经济、技术转移到了政治方面。
梁启超在论及这一时期思想界的变化时说：“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
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4页。
当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方面的时候，“民权”逐渐成为思想界关注的话题。
近代维新派最初是用权力的观点理解“民权”的，这种认识最早见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9495页。
《盛世危言》成书于1894年，郑观应的这段话代表了当时思想界对于民权的基本理解。
到了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刊发了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汪康年认为，在中国君权渐失的情况下，“参用民权”是君权得以行使的必要条件，“必民权复，而君权始能行”，“夫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
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3页。
次年，《时务报》又刊发了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梁启超依据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对民权问题作了解释：“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7页。
梁启超断言，“君政”必然为“民政”所取代，但“民政”又是有条件的，“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
一旦实行“民政”，“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治”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10页。
与郑观应一样，汪康年、梁启超这一時期所理解到的“民权”也是一个权力的概念。
1902年，康有为在辩白其君主立宪主张时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6页。
实际上，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并没有直接讨论民权问题，能与民权问题扯上关系的只有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撰写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康有为在这篇奏折中说：“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
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38页。
折子交付廷议时，遭到了孙家鼐等人的反对，其理由便是“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340页。
可见，在戊戌维新时期，变法的推动者和反对变法的保守势力都把民权理解为权力，所不同的是，在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那里，“民权”是君权得以强固的辅助物，保守派则把民权看作是与君主权力截然对立的东西。
如此看来，当民权被理解为权力的时候，它既可以是维新派变法的理由，也可以成为保守势力反对变法的理由。
尽管把民权理解为权力是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主流认识，但在当时，一些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所了解的思想家，倾向于用近代的自由观念来阐释民权，进而把民权理解为权利的概念。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严复和香港的何启、胡礼垣。
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介绍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时，严复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
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
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
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严复的这段话虽然不是对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的准确表达，但“唯天生民，各具赋畀”一语，所表述的却是近代天赋权利的观念，“人人各得自由”便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话语中，“人人各得自由”也被表述为“人人有自主之权”。
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同一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书中对当时业已流传的“人人有自主之权”观念进行了驳难：“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
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
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
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
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
”张之洞撰，冯天瑜、姜海龙译注：《劝学篇·正权》，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1页。
张之洞的这段话表明，“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经开始流行。
生活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对于“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民权观念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两人自幼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何启曾经留学英国，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何启回到香港以后，两人合写了许多政论文章，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
就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刊行的第二年，何启、胡礼垣作《〈正权篇〉书后》，系统反驳了张之洞有关民权的观点。
关于“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民权观念，何启、胡礼垣作了正本清源的解释：“‘里勃而特（liberty——作者注）译为自由者，自日本始。
虽未能尽西语之意，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谓能举其大由。
自由二字而译为民权者，此必中国学士大夫读日本所译书者为之，其以民权二字译里勃而一语，吾无间然，独惜译之者于中外之理未能参究，其同阅之者，或至误猜其意。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670671页。
按照何启、胡礼垣的说法，当时人们所说的“民权”，实际上是英文liberty的中国译法，而这个词在日本是被译为“自由”的，只是中国学者从日文转译时译成了“民权”。
维新派思想家把“自由”转译为“民权”的同时，也就把“权利”的内涵赋予了“民权”概念。
戊戌维新之后，康、梁等人流亡日本，这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明治以来流行的民权观念，他们对民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1900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地球第一守旧党》的短文，就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实行的文化闭锁政策指斥道：“禁断外国的学问”，就是要“禁精神上之学问”，而“精神上之学问”就是“民权自由”。
“民权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壅塞自由的结果只能是“壅之愈甚，则决之愈烈”梁启超：《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6页。
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民权自由，与黄遵宪《日本国志》中记述的板垣退助的民权观念已无二致，这意味着梁启超也已经对权利的民权观有所了解。
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权利的民权观。
论及民权与宪政问题，康有为说：“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5页。
这里，“人民得以自主”，强调的就是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说个人权利，而“定君民之权”虽然还不是西方近代思想家所说在权力与权利之间划定一个边界，但也不再是他在变法时期所主张的“君民共治”。
戊戌维新时期，以汪康年、梁启超为代表的内地维新派人士在最初之所以把民权简单地理解为权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对西学所知不多，如梁启超所说，“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10页。
许多年后，梁启超在追述戊戌变法的情形时还说：当年康有为、梁启超这一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天天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