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义之一就是使人意识到个体独立存在的合法性。

在这种新文化、新思想的催生下，觉醒的青年们纷纷走出家门，冲破传统和社会的种种约束与羁绊，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进而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充分展示了人的主体性。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就是《伤逝》中子君的爱情宣言，涓生回忆说：“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来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在人类文明中，女性一直处于被压抑、被统治的历史地位。

在这样的文明秩序中，女性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自我主宰命运的主体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发现了“人”，同时也呼唤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子君的女性主体意识代表了一大批五四时代觉醒的青年，在现代知识分子涓生的眼里，子君无疑是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女性”。

可以说追求个人独立、个性自由和解放，是涓生和子君恋爱的基础。

子君也因这主体意识，不顾世俗的白眼与涓生同居了。

但遗憾的是，同居后子君却逐渐变成了依附于丈夫依附于家庭的传统女性。

子君的角色转变成为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新女性”又“退回”传统？是其有意为之，还是历史无意识的惯性所致？亦或是传统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已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或是获得自由之后的子君却失去了承担自由的能力？还是作为新女性她没有获得自己的角色模式？或者按照评论界一贯认为的，是经济上的不独立？我认为，无论对上述的哪一种因素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足以说明悲剧产生的历史根源。

我们看子君同居后的变化。

新婚生活短暂的甜蜜期过后，子君就按照房东官太太的形象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于忙家务：做饭、养鸡、养狗上。

这使她连谈天、散步的时间也没有，更不用说读书了。

如果按照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要求来看，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房东官太太并没有因此被丈夫休掉，而且生活得很好，就是个证明。

但同样的事情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性质就截然不同了。

官太太的丈夫无疑满足于自己女人在家里养鸡养狗的太太形象（这也是一个传统的丈夫对女性的合理要求）。

而涓生对子君的要求却并不是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妇。

每当他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子君的操劳，常常一起做饭，忙家务；且常说“得雇一个女工”。

在涓生的观念里，并没有把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女性命运摊派给子君。

涓生曾经这样忠告过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

可她的所有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

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伺油鸡”。

吃饭都已经成为问题了，她还要坚持养油鸡、饲阿随。

如果不养油鸡和阿随的话，光做饭子君也用不上这样操劳，可她却偏偏要养的，且脸上常藏有不快，因两家的油鸡要常和那官太太暗斗。

有时她把自己轻易都不舍得吃的羊肉也先拿去喂了阿随，原因是她认为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怕房东太太嗤笑，“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我们看，子君不仅沦为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妇，而且还沾染了一身官太太的恶习：虚伪、爱面子。

而这一切全是她凭借个人爱好所做的选择，涓生并没有约束或限制过她。

新婚生活对于她原本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她已经获得了那份“我是我自己的”的人生自由。

面对新的生活，可以说道路就在她的脚下延伸，选择做什么样的女人，全凭她自己愿意。

但可惜，作为“新女性”，面对新的生活和新的道路的选择，她却没有创新，反而在传统中迷失了自己。

五四是划时代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子君作为“新女性”，时代没有给她提供一种角色模式。

或者说作为一个“新女性”或“现代女性”，子君不知道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更不知道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自我设计，使自己真正实现人格上的独立和完整。

亦或是在她拥有了自由之后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承担这份自由。

自由和独立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做到了独立才能保障更好地享有的自由。

子君获得自由之后缺少的就是如何设计一个独立的自我形象的意识。

也就是说她缺少用全新的理念进行自我设计的主体意识。

因此她的“我是我自己的”的思想，应该说是非常肤浅、不彻底的，仅仅表现在对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追求上，没有从观念上彻底地改变和更新。

当坠入婚姻之后，“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这种主体意识的丧失，注定她要在不自觉中被传统的女性角色所淹没——而这种角色恰恰是失去自我的、把自己依附给丈夫和家庭的。

子君自我设计的主体意识的丧失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遮蔽。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歧视与压抑的历史。

因此，所有女性的成长，不仅都深受父权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而且女性自己也早已把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这些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也早已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了。

而并非天才的子君自然也难以超越这种传统思想的遮蔽，迷失于传统而不自知，这也是历史摊派给女人的宿命。

当然，五四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把女性通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女性主义思想传递给子君，这也仍然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而这悖论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子君的形象意义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女性通过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争取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之后，如何成为爱情和婚姻的主体才是鲁迅的真正忧思所在。

自我设计的主体意识的丧失体现在子君婚后生活的每一方面。

同居后子君没有独立的经济意识。

虽然开始时，子君还卖掉了自己的戒指和耳环与涓生共同承担起组建家庭的责任。

但当家庭生活陷入困顿，油鸡们不得不成为他们的肴馔，子君却很颓唐，“似乎常常觉得凄苦和无聊，至于不大愿意开口”；当不得不把阿随也放掉时，子君的神色变得凄惨了。

她的凄惨和无聊显然是因为失去了官太太那样的生活方式，而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主体放在支撑家庭经济的位置上，为家庭经济的现状以及未来着想；反倒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仅没有认识到饲养油鸡和阿随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经济负担，反而认定涓生“是一个忍心的人”。

其实，对于涓生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

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涓生曾把这道理暗示给她，但她仍无法理解和相信。

她既然认识不到饲养油鸡和阿随是他们的生活负担，也同样不可能意识到自己是涓生的经济负担。

这不仅仅是她见识短浅的问题，而是她头脑里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经济意识，当然也更不会意识到当经济能力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时候，婚姻在哪里？爱情又在哪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认识不到这一切，自然也就不会看到涓生个人的独立价值；更无法知道和理解：“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所以她的忧患，她的凄苦，她的颓唐与无聊全不是来自于一个有独立经济意识的新女性。

在情感建设上，她更没有主体意识。

同居后，她总是沉迷于对过去初恋的回忆当中，而不知道如何把已有的情感幼苗抚育成参天大树。

除此之外，她总是忙家务，对涓生疏于照顾和理解。

在涓生的感受里，“子君又没有先前的安静和善于体贴了”。

常常为了催促吃饭而打断构思。

为了“使她明白我的工作不能受规定的吃饭束缚，就费去五星期。

她明白之后，大约很不高兴”。

当涓生忙完工作后吃饭时，“不仅菜已凉，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

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涓生不仅感到家庭生活的冷漠、缺少温情，而且能吃他剩饭的就只有油鸡了，因此他苍凉地感受到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在现代知识分子涓生的情感观念中，“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子君没有这样的爱情观念，自然就没有对爱情和婚姻生活进行建设的主体意识，她的冷漠注定了日重一日地拉大了她与涓生之间的情感距离。

在精神上，子君也没有独立的意识。

同居后，她没有把自己变成一棵“木棉”，作为树的形象与涓生站在一起。

她缺少人生信念，更没有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同居前在谈到胞叔和家里的父亲对自己的婚姻大事的阻碍时，子君“分明地、坚决地”说。

表现她在重大事情面前的坚决和果敢以及主宰自己命运的独立精神和勇气。

使涓生觉得“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

”但是，同居后，她却由无畏走向怯弱，即使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子君变得很“怯弱”和“凄然”了；因为她早已不再读书了，知识的匮乏以及精神上的空虚是其“怯弱”的本质。

先前的坚决、无畏以及主宰自己命运的子君消失了——而这原本是涓生先前所暗暗赞叹和欣赏的，也是现代女性所应具有的独立精神和品格。

然而她的“怯弱”和“凄然”使其原有的人格魅力在涓生的情感的天空中开始暗淡了。

弗罗姆曾把爱情定义为：“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

”（1）这无疑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爱情观念。

子君的悲剧在于，她与涓生“合二为一”后，没有保留住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在忙碌的家务中她失去了自我，忽略了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她都成为了家庭和男性的附属物。

如果没有丈夫没有家庭，她就失去了个体存在的全部意义。

先前“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更深层的悲剧是，她“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

相对于她的寂寞、空虚和无聊，涓生却始终未忘却“翅子的扇动”，没有放弃对人生、对事业、对理想的奋斗与追求。

他们之间“已经隔着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而这“障壁”无疑是缺少主体意识的传统女性与追求自由、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与隔阂；而这隔阂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更是女性的。

相对于子君而言，《祝福》中的祥林嫂似乎是独立的。

丈夫死后，她到鲁镇去打工，可见，她是有独立的经济意识的。

但是，遗憾的是，封建家长制度却剥夺了她的自由，或者说封建家长制度根本就没有给过她自由，她是从婆婆家里逃出来的。

当婆婆把她抓回去后卖到深山里去，对于失去自由的祥林嫂来说，所有的独立意识都只能是空谈：无论是出来打工，还是拒绝嫁人。

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打工时可以说是自由的了。

因为她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价值可被封建家族看中和挖掘的了；无论她的女儿性、妻性、还是母性都已被彻底炸光和耗尽。

可是，这一次祥林嫂虽然获得了自由，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在鲁镇立足了。

死了两个丈夫，这种晦气和不吉祥，使她在鲁四爷家只有烧火的资格。

她因寡妇身份所受的歧视使她的精神倍受摧残，神情呆滞的祥林嫂再也没有先前的麻利和灵活了，被驱走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这使她唯一得以生存的资本——社会价值也消失了。

祥林嫂就这样被社会所遗弃；成为“无聊生者”，成为被“厌倦”的人。

她虽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的获得却是以丧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为代价的，这种自由已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