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原则的发展研究
论自由心证原则
论自由心证原则引言自由心证原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它主张个体应该保持自由的思维，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证据来产生对事物的看法和信念。
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自由心证原则，分析其核心概念、哲学基础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概念自由心证原则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要求个体在接受新观念或信念时，不轻易相信他人的话或权威的观点，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和查证事实来形成自己的判断。
它强调每个个体都有权利自主选择自己的信仰和观点，而不受外界的影响或干预。
自由心证原则的哲学基础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心证原则的哲学基础之一是人的自由意志。
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生命体，有能力自主选择、决定自己的行为和信仰。
人的自由意志使得个体可以独立思考和判断事物，而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支配。
理性思考和证明自由心证原则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理性思考和证明。
个体应该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维，通过独立的观察和分析来证明事物的真伪。
理性思考要求个体掌握科学方法和逻辑推理，以确保判断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自由心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自由心证原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理念，它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
以下是自由心证原则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案例。
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自由心证原则要求学生在接受知识和观点时，不仅仅是简单地接受教师的教导，而是要积极主动地思考和质疑。
学生应该学会独立思考和查证事实，以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观点。
教师的角色也应该转变为引导者和启发者，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
科学研究在科学研究中，自由心证原则要求科学家在进行实验和研究时，遵循科学方法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而不是盲目相信他人的研究结果。
科学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观察来验证和证明事物的真相，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公共舆论在公共舆论场中，自由心证原则要求个体不仅仅是盲目地接受媒体的报道和其他权威机构的观点，而是要保持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个体应该对媒体的报道和言论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以形成自己的意见和立场。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的适用
浅论自由心证在我国法律中的适用摘要：自由心证在西方国家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史。
虽然我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仍是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由心证，并且一方面因为具体规范较为疏漏，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官独立性不强，导致外部因素干涉证据之认定。
因此有必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认定法官独立自由心证是近代诉讼的产物。
从法理的角度上看，面对着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如果法官在个案中一味地遵从现有法律规定的原则，拘泥于某些法律原则而不考虑社会实际的需要，则将会导致法律处于僵化的境地。
在个案诉讼当中，证据制度处于核心的地位，是整个诉讼运行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事实的认定和判决的作出，关系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改变。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法学界虽然对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多持批判态度，但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分析，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除《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的法定证据认定规则之外，仍然秉持着自由心证的方法和原则。
本文将阐述自由心证原则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讨论建立完善的、系统的自由心证制度在当下中国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自由心证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传统自由心证指的是法官依据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在法庭调查的全部结果和法定辩论的全部内容基础上，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大小进行独立判断。
即具体表现为法官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并对其是否具有证明力及证明力之大小形成内心的确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是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职权主义为基础的大陆型自由心证制度，即内心确信制度；另一种则是以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为背景的英美型自由心证制度，即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原则。
传统自由心证得以确立的法哲学基础是人类普遍认识能力的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普通人都具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和概念推理的自然能力，这就使他们可以在已经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基础上去评判那些新增加知识的可信度。
自由心证原则的发展研究
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从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
崇尚自由权利和个人认识能力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以刑讯逼供为特征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此背景之下，法定证据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及发展最早提出在立法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代表杜波尔。
1791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草案，提议建立自由心证制度。
法国制宪法会议通过杜波尔的法案，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
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首次经典的表述，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重罪法庭退席之前，庭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以粗体大字贴于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
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
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责任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仍有类似规定，只是表述更为简洁，但是针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陪审团演变成法官。
法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是适用于全部案件类型的证据法基本原则。
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
188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
”1892年沙皇俄国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判时所揭露的情况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判受审有无罪过的问题。
”日本在明治初年曾采用“断定有罪应根据口供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明治九年以后也改建成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篇一一、引言自由心证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涉及到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证据的认定和判断。
本文旨在探讨自由心证制度的含义、特点、作用及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和问题，并探讨其完善的路径和未来发展。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含义和特点自由心证制度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根据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结合自己的法律知识和经验，对案件证据进行自由判断和认定的一种制度。
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主观性：自由心证制度的认定过程主要依赖于法官的主观判断。
2. 自由性：法官在认定证据时享有较大的自由度。
3. 合法性：法官的认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证据规则。
三、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主要作用包括：1. 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在认定证据时，可以结合自己的法律知识和经验，更加准确地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保障司法公正。
2. 促进司法效率：自由心证制度可以简化证据的认定过程，缩短诉讼周期，提高司法效率。
3. 保护当事人权益：通过自由心证制度，可以更加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其得到公正的裁判。
四、自由心证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和问题在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制度被广泛应用。
然而，该制度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1. 主观偏见：由于法官的主观判断可能受到个人情感、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
2. 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由于不同法官对证据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3. 缺乏监督机制：自由心证制度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容易产生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五、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路径和未来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路径和未来发展建议：1. 加强法官培训：提高法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 统一证据认定标准：制定更加明确、统一的证据认定标准，减少不同法官之间的差异。
论自由心证
论自由心证关键词:自由心证;建议;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大胆摒弃以往对自由心证的误解,借鉴国外有关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
但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对自由心证不合理使用,严重影响了审判职能的发挥,影响了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正义。
笔者借对自由心证的认识,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粗浅的建议。
一切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就成为诉讼法上永恒的主旋律,由此而生成各种别具特色的证据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以存在大量错综复杂的证据规则为特征,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在否定法定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实行自由心证制度,证据规则规定得比较少。
2002年4月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民事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它对自由心证制度所要求的主要原则和规则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
虽然自由心证曾一度受到主流学界的排斥,但是自近代以来,自由心证逐步的受到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青睐,自由心证始终承载着良知与理性、逻辑、经验贯穿于审判始终。
一、自由心证的概述自由心证在外国通常被称作为自由心证主义,在我国自由心证又称为自由心证原则,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律在诉讼中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不作出规定,而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根据经验、逻辑以及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
它被认为是发现真实与抑制随意性这两种要求在近代诉讼制度中的体现[1],而是由法官根据具体案情进行自由判断。
要求法官应当形成内心确信,并以此认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
法官的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假的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包括自由与心证两个内容,自由是指由法官自由判断,但是并不是说容许法官恣意的进行判断,而是要求法官在法律没有作出具体规则要求法官如何判断案件的时候,法官应当作出某种客观的判断。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自由心证是司法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强调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依据自由心证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
而法官依法独立判断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应依法独立、公正地对案件进行裁决，不受任何外部干预。
本文将从自由心证的概念、历史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入手，探讨其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深入分析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的互动关系。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保障法官依法独立判断的实现，以及自由心证与法官依法独立判断在推动司法公正、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自由心证原则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自由心证原则，作为法律证据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原则，其内涵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运用自己的理性、良知、经验和对案件事实的认知，独立、自由地对证据进行判断、评价和认定，以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作出裁判。
这一原则强调法官在证据判断上的主观能动性，而非机械地遵循法定证据规则。
自由心证原则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在古罗马法中，法官在审判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认定案件事实。
随着欧洲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人的理性和良知受到重视，为自由心证原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开始逐步确立自由心证原则。
例如，1791年的法国宪法就明确规定，法官应依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来判断证据。
此后，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相继在立法中确认了这一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标志着证据制度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制度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法官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
同时，这一原则也强调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责任，要求他们必须审慎、公正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自由心证
对自由心证的看法一、基本概念自由心证，也被称为内心确信，来源于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在日文中也被译为“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其核心内容在于，法律并不规定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所有这些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断。
法官进行分析判断，对案件作出决断，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来判定事实。
法官对认定，必须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的判断是真实的。
二、历史渊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首先提出的。
1790年12月，议员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认为法定证据制度起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明力的规则，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也不要求法官的内心是否确信，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荒诞的做法。
他主张用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制度。
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保守议员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客观确实性，而自由心证只能使法官主观擅断。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杜波尔的建议获胜。
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了杜波尔改革证据制度的草案，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
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这种新的证据制度作了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先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发生了什么印象。
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该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一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三、国外的采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舍弃了“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非理性的证明方式，采用证据裁判主义以来，历史上出现了两种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表现.doc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表现-自由心证（在我国又被称为内心确信制度）是指法官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内心的良知、理性等对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并最终形成确信的制度。
证据制度的选择与一个时代人们对于立法与司法的态度有关。
法定证据制度所表达的一种立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心证制度所表达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
自由心证以司法中心主义为其价值支撑，因此它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和系统的司法方法相配套。
如果法官正确运用“自由心证”原则，抓住细节进行合理推理，通过法庭调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同样可以判决案件。
我国的证据证明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自由心证中蕴涵的逻辑判断分析经验及判决中严谨的文字说明都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这种素质恰恰是我们急于提高的。
现代自由心证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
不仅如此，虽然迄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否定自由心证主义但由于缺乏完备的证据规则，实践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却享有远超过西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实质是一种“超自由心证主义”。
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就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至于实践中认证混乱的问题，这主要归咎于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缺失和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因此，对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当法定化，如证据的收集规则、排除证据规则、采取证据规则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则法官可以自由化，而这些恰恰是现代自由心证原则的主要内容。
至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有很大的争论。
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两方面都有自由裁量权。
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合理的证据制度，通过证据规则对证据能力加以严密规定以指导和约束法官，并排除外部对审判法官的非法干预。
但不能照搬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确立繁杂的证据资格规则，同时又不能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由，对证据资格不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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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
从17世纪以后，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推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
崇尚自由权利和个人认识能力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对以刑讯逼供为特征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此背景之下，法定证据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以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一、自由心证的产生及发展
最早提出在立法上建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代表杜波尔。
1791年12月26日向宪法会议提出了一项改革草案，提议建立自由心证制度。
法国制宪法会议通过杜波尔的法案，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
1808年《重罪审理法典》对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作了首次经典的表述，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53条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规定：“重罪法庭退席之前，庭长宣读以下训词，这一训词以粗体大字贴于评议室最明显的位置：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必须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
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
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责任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
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仍有类似规定，只是表述更为简洁，但是针对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从陪审团演变成法官。
法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是适用于全部案件类型的证据法基本原则。
继法国之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
1887年的《德国刑事诉讼法》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
”1892年沙皇俄国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19条规定：“治安法官应根据建立在综合考虑法庭审判时所揭露的情况基础上的内心确信，来裁判受审有无罪过的问题。
”日本在明治初年曾采用“断定有罪应根据口供定案”的法定证据制度，明治九年以后也改建成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现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审判官自由判断”。
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台湾也有规定。
二、自由心证的缺陷及克服
1、自由心证灵活性之负面影响
自由心证制度的机理在于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地判断证据，从而摆脱了法定条条框框的束缚，发挥了审判人员的积极能动作用，使之有可能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运用证据发现事实真相，较之与法定证据制度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然而，也恰恰在这一点上，自由心证制度不断地遭受来自各方猛烈的非议、质难和批判，因为自由心证制度将对证据的审查、案件事实的认定乃至案件最终结果的确定维系于办案审判人员身上，自由心证制度的良性运作对审判人员的资质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审判人员素质的高下优劣就成为决定诉讼命运的关键因素。
然而，如果说一种制度的贯彻与实施，最终要完全依赖于制度执行者的素质好坏，那么这种制度设置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在没有相应的措施规制的情形下，自由心证制度则无疑方便了某些审判人员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为司法腐败网开一面。
自由心证制度的灵活性，从反面看，倒成就了其随意性、主观臆断之缺陷。
2、自由心证主体判断的主观性
就诉讼的启动与展开而言，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永远是诉讼进行的重要目标。
而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下，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依赖于审判人员内心是否形
成确信。
但是，确信实际上就是法官主观上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确信的事实仅仅是法律上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
由于法律没有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予以准确预定且诉讼并不以发现案件客观真实为终极目标和唯一目的。
法官发现案件事实只能满足于最大限度的盖然性（probability）。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否认了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为司法上的冤假错案提供埋下隐患。
3、缺陷之克服
自由心证原则在确立之初，以克服法定证据制度之弊端为己任，赋予了审判人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之内心确信侧重于审判人员主观方面对证据的评价。
然而，自由心证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些证据评价标准不断地受到了理论上的批评和反省。
于是，为了保障自由心证能够正常、合理地发挥作用，人们开始探寻建立限制自由心证肆意性之客观标准。
从制度上约束自由心证的形成，以达致公开、公正与公平之效果。
事实上，为获得准确合理的心证，采用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国家，一方面尽量保障法官心证形成之自由，另一方面则设置一系列制度以力图克制法官恣意妄为，从而在制度上对法官自由心证进行规制。
三、我国如何面对自由心证
（一）历史态度：批驳和排斥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基础，与我国判断证据的指导思想、原则相违背，从而拒绝对之认真地予以审视。
自由心证因此而没有得到合理的重视。
另外，笔者以为，自由心证在我国素来受到不少学者的误读和盲目排斥，与其被冠之以“自由”之名不无关系。
一些学者们出于狭隘的阶级立场，将自由心证同意识形态挂钩，以有色的眼睛来审视自由心证，将之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产物，为捍卫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纯洁而杜绝受其污染。
如此，不免无法客观全面的认识自由心证之优劣点，并丧失学习、借鉴其科学合理性之机会。
（二）态度转变：肯定和认可
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展开，学者眼界的开阔，自由心证在国内大陆命运出现了转机。
国内学者加强了对自由心证制度的研究，为自由心证正名之声此起彼伏。
在一片为自由心证摇旗呐喊声之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自由心证之优劣处，尤其是其合理之处。
而且这种情势的突变不仅影响到理论界也影响了实务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从具体的内容上分析，该条规定吸纳了自由心证原则的精髓，是自由心证原则的写照。
为了保证自由心证的准确性，该规定还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在理论界对自由心证原则的理解尚且存在较大的分歧时，最高司法机关果断推出这一规定，显示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勇气和魄力，尽管这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领域内的一项解释尚不具备证据法上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但这无疑宣示了我国司法界对自由心证原则的肯定和认可的积极态度，对我国的司法实践和证据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自由心证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
第一，自由心证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可以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实现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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