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文献综述1
企业社会资本与代际传承一个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资本与代际传承一个文献综述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企业家的影响也渗透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然而,企业家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支持系统:企业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与代际传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将从文献综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明确企业社会资本的含义。
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和资源网络,是企业形成与外界的良好互动和合作的重要基础。
它包括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员工等各种关系。
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的发展和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代际传承方面,企业社会资本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代际传承指的是家族企业中,企业家将企业传承给下一代的过程。
研究发现,对于成功的代际传承来说,企业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提供给继承者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和承担企业的责任。
在一些研究中,学者们探讨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代际传承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代际传承的成功与否。
首先,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影响继承者的发展和成长。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提供给继承者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企业的运营和管理。
此外,企业社会资本还可以为继承者提供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帮助他们建立信任和合作的关系。
其次,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影响继承者的决策和创新能力。
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帮助继承者做出明智的决策。
同时,企业社会资本还可以鼓励继承者敢于创新,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策略。
此外,企业社会资本还可以影响继承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研究发现,如果继承者能够获得有效的企业社会资本支持,他们更容易获得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和传承。
然而,企业社会资本与代际传承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关系。
代际传承也可以对企业社会资本产生积极的影响。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一、本文概述社会资本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更涵盖了信任、规范、信息、社会网络等各种非物质资源。
本文旨在综述社会资本的主要理论研究观点,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揭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观点,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将首先介绍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和内涵,明确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然后,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和评价,分别从个体、团体和社会三个层面,探讨社会资本的主要理论研究观点。
在个体层面,将重点关注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心理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在团体层面,将分析社会资本对组织、社区和社会网络的作用;在社会层面,将探讨社会资本对社会稳定、发展和治理的意义。
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和评价,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综述,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资本的本质和作用,揭示社会资本在不同层面上的重要性和价值,为社会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根植于多个学科领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等。
其核心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将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布尔迪厄强调了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
继布尔迪厄之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于集体行动和公共事物治理的重要性。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摘要:社会资本概念首先是由布迪厄正式提出,此后,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普特南把它引入经济和政治研究领城并由此得到社会广泛关注。
本文尝试对社会资本的主要概念、构成和运行机制进行综述,以期对深入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有所裨益。
关键词:社会资本;概念;构成;运行机制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一文,正式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此后,科尔曼继承和吸收了布迪厄的某些观点,并将社会资本研究进一步拓展。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发表了《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政治领域,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方面的作用,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理论。
该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学术界开始在各个领域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社会资本研究时,普遍关注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他们依照自己的理论框架与针对的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资源说。
如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1] (P. 202)他把社会资本看做是一种资源,通过对这种资源的使用,可以为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带来利益,但受益程度要依每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
[2] (P. 24)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活动可以获得的,其目的是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林南区分了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是自身拥有的、可以为个人所直接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是那些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这些资源不能够被人所直接的占有,必须通过社会关系,与他人交换才能取得。
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文献综述

透过社会资本看当代大学生就业——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述评康开洁(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管理系信息管理系 康开洁康开洁730021)[摘要] 在中国这个注重“关系”的国家大学生就业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主要是总结国内外社会资本及其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现状,本文主要是总结国内外社会资本及其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现状,从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社会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这几个角度对其加以评述。
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这几个角度对其加以评述。
[关键词] 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综述。
社会资本;大学生就业;综述。
我国当今的就业市场存在信息不充分、信用制度不完善的想象,仅依靠展现个人特征,很难获得需求方的青睐。
其原因主要是存在虚假信息,并且对这些虚假信息难以短时间识别。
由于整个劳动力供给市场缺乏对虚假信息的惩罚,所以导致企业在聘用员工时,尽可能寻找可以信赖的途径,可以信赖的途径,也就是加大对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考察,也就是加大对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考察,也就是加大对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考察,减少对其人力资本的依赖。
减少对其人力资本的依赖。
减少对其人力资本的依赖。
本文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主要从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方法、社会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方法、社会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这几内容和结论这几个角度对其加以评述。
个角度对其加以评述。
一、社会资本与就业的研究总括鉴于中国日常社会生活中“关系”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农民的流动过程、地位获得及维持“关系”运用的文章很多,但对大学生流动过程、地位获得及其维持“关系”运用的文章却很少。
也就很少有文献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与社会资本两者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即使已有的文献研究大多侧重宏观群体分析,即使已有的文献研究大多侧重宏观群体分析,而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而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而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社会资本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文献较为少见。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安全研究的文献综述关于社会资本视角下对于社区社会安全的研究我们从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说起。
他的研究发现公民性强的地区的集体生活比较轻松,因为人们可以期望别人遵守规则。
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会破坏规则。
普特南发现,在那些具有深厚社会资本的地区,制度绩效良好,那里的人们关心公共事物,关心社区事务,相互信任,遵纪守法,社区鼓励团结、公民参与、合作与诚实的品质,而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依稀瞥见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安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社区犯罪率作为社区社会安全的一个方面,相对较早引起学者关注,有学者通过各种抽样调查和实验方法获得了大量的截面和时序数据,对社会资本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计量检验,指出社会资本可以降低犯罪率。
2001 年,寇特和黑里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社区内人们互不熟悉,缺乏对青少年的监督以及集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很低,那么很可能会发生较多的犯罪和暴力现象。
2001年,哈尔波恩分析了“芝加哥社区人文发展项目”的调查数据,他发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邻里间的利他行为是解释社区之间犯罪率差别的关键因素。
社会安全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大联系,学者在社会资本的视角下,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比社会安全研究更多。
袁振龙在研究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安案件高发现象时,在该文中,规范、网络和组织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三大要素,如果一个社区的社会资本要素增加,其治安形势就可能趋于好转。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理论提出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过社会资本与违法犯罪的关系,也就是体现了社会安全中社会治理的一个狭小方面,但国内只有少数学者采取了初步的研究与分析,还没有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成果。
在《社区与社会资本:互惠、分离与逆向———西方研究进展与中国案例分析》一文提出了社区与社会资本之间既有互惠发展,也有相互分离的状态,以及双方的负面影响,将社区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看,没有进一步思考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1)

《》2007年第4期摘要:本文追溯了社会资本的社会学起源和经济学起源,对社会资本的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进行了综述,探讨了社会资本的性质和结构,在微观和宏观上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社会资本;资源;规范;网络;信任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547(2007)04-0025-06收稿日期:2007-06-26作者简介:曾璨(1984-),女,安徽阜阳人,安徽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陈宏军(1960-),男,安徽淮南人,安徽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教授。
社会资本是一个相对较晚的概念,是学术界“资本概念不断泛化”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学家布迪厄、科尔曼等人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纳入资本分析的范畴,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即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而使得社会资本成为人类社会中区别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另一种资本类型,社会资本将传统资本理论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它具有社会性和资本性。
一、社会资本的起源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的形成受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是传统历史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得社会资本同时具有道德性和工具性的成分,它既可以解释理性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也可应用于社会行为和集体现象。
(一)社会资本的社会学起源古典社会学基于对社会本质的不同假设分为整体学派和个体学派。
以Durkheim为代表的整体学派把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
Durkheim(1982)指出,人们组成团体后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与原先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参与到团体内的许多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构成了社会与经济交换的保证,团体参与能够有效治理社会秩序,会促进个人获益及社区繁荣。
这其中延伸出“价值内射”的概念与社会资本的含义有近似之处。
交换有两个核心要素:行动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它导致了资源交易。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综述

2、实证分析:研究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不同领域中均具 有积极作用。例如,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在教育领域,社会资本有助于学生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在公共卫生领域, 社会资本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六、结论
社会资本及其主要理论研究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解决 社会发展问题。然而,这一领域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如何准确测量社会资 本、如何制定有效的政策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等问题。未来研究应继续深入探 讨这些问题,并加强对社会资本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探索,以进一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通过互惠互利、信任协作等 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为成员提供支持和帮助, 进而提高其社会竞争力。社会资本有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它主要体现在社 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等方面。
二、社会资本对个人和社会的影 响
1、个人层面: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个人建立社会网络,获取更多资源和机会, 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同时,社会资本还可以为个人提供精神支持, 增强个人的心理幸福感。
2、社会层面: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通过互惠 互利和信任协作,社会资本可以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
三、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管理
1、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文化传统、社会 制度、公共政策等。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观念,进而塑造社会资 本的结构和特征。
2、社会资本的管理:对于社会资本的管理,需要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 层面入手。政府应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引导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企业应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个人则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 力,以更好地融入社会并获取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研究综述一、社会资本理论探讨(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源起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
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洛瑞、波拉思以及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
在社会学方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于强关系、弱关系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的探索性研究对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经济学方面的源起。
“资本”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是经济学的核心术语,指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载体,是一切能够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财,具有物质形式。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把“资本”理论的研究拓展到了非物质领域,资本也由此成为带来价值增殖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然而,这时的资本概念仅属于生产要素,仅限于经济资源。
但不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
此后,经济学家波拉思提出了“F-连接”理论。
他认为,由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公司(firm)组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经济交换的方式。
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充分注意到了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以新古典理论说明特殊经济制度产生的条件以及这些社会组织对系统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
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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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研究述评与展望摘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在正式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政治关联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分析政治关联的内涵、获取途径以及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获取途径;度量方法;动机一、“政治关联”的提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Ports,1998;张宏文,2003;周晓红,2005)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有的与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个体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名誉的证明。
”(Bourdieu,1986)。
而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包括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Coleman,1990)、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Robert Putnam,1993)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Lin,2005),现在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它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取或调动的资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分析,见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Zak& Knack,2001)。
而在管理学的研究中,“社会资本”多从微观层面入手。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资本”的研究又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
前者主要关注个体(如企业家)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影响组织的发展(Peng & Luo,2000;Moses Acquaah,2007)。
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外部资源及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Nahapiet & Choshsl,1998;Landry,2002)。
高阶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首要领导者——高管团队对组织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组织是其高层管理者的缩影。
高管团队的内在认知、价值观、洞察力以及预测能力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
高阶理论让我们开始重视高管团队的作用,也为企业的人才招聘提供了参考依据。
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企业高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企业成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Buderi & GT Huang, 2006;Vanhonacker,2000)。
Faccio(2006)的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具有政府经历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要好于高管没有政府经历的企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来,Faccio(2002)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成为企业获取政府手中稀缺性资源(税收优惠、政府补助、行业准入等)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升企业最终的经营业绩。
(Chen,2007;Mian & Khwaja,2006;Goldman et al.,2009;Betrand et al.,2006;Johnson and Mitton,2003)。
二、政治关联的界定“政治关联”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politically –connected,国内文献中有的学者称之“政治关系”,或“政治资源”,有的称为“政治联系”,甚至将其译为“政府背景”(刘晓薇,2008)。
自1974 年Krueger建立了一个上市公司与政府关系的寻租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所受到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提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观点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
国内近几年来众多学者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针对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或财务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了众多不确定性,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不确定性(Guthrie,1997)。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在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风险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获得政策信息、获取稀缺性资源等。
Faccio最早将这种关系界定为政治关联,他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企业与执政者苏哈托家族的密切关系时候,提出政治关联一词(Faccio,2001)。
虽然他没有给出政治关联的具体定义,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他对可能存在政治关联的情形进行了大致地描述,这些情形包括在企业的大股东(至少控制了企业10%的)或企业高管(包括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中的一人为议员、政府官员或与政府部门或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Johnson 和Mitton (2003)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高层或大股东与首相、副首相或者财政部长具有密切关系。
Betrand et al(2004)则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CEO 毕业于精英学校,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是现任高官,则具有政治关系。
Goldman et al(2006)以企业在政治竞选中对候选人的政治捐赠为度量标准,从是否提供政治捐赠和捐赠金额以及捐赠比例等方面作为实证研究指标。
此外,有些研究以企业总部是否与政治家的生活地或出生地相同或企业国有股比例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
在中国,学者Fan 等(2007)就对国有企业政治关系进行了研究。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大多是靠企业家关系网络构建的,是外生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的关系,如民营企业的经营者通过“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聘请前任政府官员作为董事会成员等”(罗党论,唐清泉,2009)。
吴文峰等( 2008、2009)的定义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在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过职。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可以按企业性质分为两类,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和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
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本身与政府就具有内生性关系,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是较为常见的,虽然目前为止政治关联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但学者一般认为是企业的关键人物与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
这种特殊的政企密切关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表现为企业与政治人物的私人关系,也可能表现为政治人物的经济参与或企业关键人物的政治参与。
借鉴现有的研究,针对中国国情,不难发现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一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②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有参政议政权利;③企业高管本身不是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也没有参政议政权利,但与政府人员有私人关系。
三、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与度量方法(一)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总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取政治关联:①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主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
例如企业高管通过人大或政协等途径参与政治所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在民营企业中较常见,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为获得支持主动建立的政治关联,这种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②企业囿于性质等原因与生俱来的被动政治关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对企业施加的政治关联,即政府官员通过选举或由政府部门、国有控股股东委派直接担任企业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这种政治关联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公共管理的目的而非提高企业的价值。
③由于企业家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非官方的柔性的政治关联。
曾在政府机构等部门任职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到民营企业出任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是伴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
(二)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目前还尚未有完善的方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将政治关联变量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界定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Faccio et al.,2006;Fan et al.,2007;Bobakri,Guedhami,Mishra & Saffar,2008;Rocholl & Goldman,2009)。
后来,一部分学者提出用行政层级的方法来度量政治关联的程度(Faccio, 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邓建勇和曾勇,2009;梁莱歆,冯延超,2010)。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一些学者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高管政治网络中的各种维度进行编码,叠加计算出最终的政治关联度(巫景飞等,2008)。
因此,根据对以往政治关联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现有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主要分为三种:虚拟变量法、比例法和评分法。
1.虚拟变量法。
以公司的大股东、高管或董事会成员是否现在或者曾经在政府或者议会工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者现有政治经历,则虚拟变量取1,否则取0(吴文峰等,2008;邓建平和曾勇,2009)。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区分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缺点是无法刻画出政治关联强度。
2.比例法。
以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关联高管的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衡量标准,比例越高,则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邓建平和曾勇,2009)。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从数量上刻画政治关联的强度,缺点是未能充分考虑政治关联高管级别的差异,政治关联强度大的公司对其财务和业绩的影响不一定大于政治关联强度小的公司。
3.评分法。
对公司高管的不同政治身份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为1,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吻合。
胡旭阳(2006)将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按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级别分别赋以0到5的分值,并且“考虑到不同企业家政治身份传递信息的能力不是线性递增而是以级数方式递增的”,又将这些分值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
邓建平和曾勇(2009)采取了类似的评分方式(没有取平方)。
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在行政系统任职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分,并将公司每个高管的得分简单加总,作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
杜兴强等(2009)拓展了胡旭阳(2006)、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的方法,对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进行明确区分,然后根据行政级别进行评分。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和实际影响,缺点是不同的研究其主观差异较大。
四、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首先是项目审批权,在大中规模项目上马决策方面,我国企业是没有完全自主权的,政府通过各种审批手续,控制着大中规模项目的投资方向”“再有是对企业融资的干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