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时间
后现代性：一种对现代性的超越——对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深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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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连接 ， 接影 响着 千百 万人 的 生活 。因而 民族 直
例证 。
中， 而是 生 活 在 工 业 秩 序 之 中 。… 【 韦 伯 虽 然 也 ” ｌ
国家是现代性更为普遍 的特征 ， 是组织兴起的主要 曾强调资本主义 ， 而且他强调的资本 主义虽然也包 括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 ， 其次 ， 现代 性 的产 生最 初是 与一 个明显 的时 间 但 是 与马 克思 的资本 主 义还 是有 很 大 的差别 ， 对技
首先 ， 现代性所指 向的对 象是一种社会生活 、 组织 模 式 以及行 为制 度 。吉 登斯 现代 性 研 究 的 出
吉赘斯把现代性 的产生看做是与一个时间段 发 点是 “ 断裂 ”这 种断裂所 指 的 正是 现 代社 会 制度 ， 和一个地理位置相联系 ， 他并没有给现代性下一个 所 具有 的某些 独一 无二 的特性 ， 这种 特性 异 于 所有 精确的定义 ， 而是在 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 类型的传统社会 。“ 现代性 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 ， 把 这 一概 念 的 。 我们 抛 离 了所 有类 型 的社 会秩 序 的轨 道 ， 而形 成 从 通过深层解读吉登斯的著作 ， 发现他曾在三个 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 现代性卷入
段 和一个 确切 的地 理 位 置相 联 系 的。 在 三种 对 现 术 和人类 活 动 中 以官 僚形 式 出 现 的 “ 理性 ” 是 合 才 代性 的表 述 中 ， 中“ 其 十七世 纪” 后 封 建 ” 和“ 两个 词 其重点所在。吉登斯认为对 现代性作 出制度分析
度， 把现代性隐藏在“ 黑箱” 之中的许多特性揭示了 有对 现代 性 给 出一 个明 确 的定 义 。但 通 过 仔 细 分 大致可以这样对吉登斯思想 出来 ， 从而把对现代性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 析这三种表述的要义， 中 的现 代性予 以分析 。 层 次。
现代性 吉登斯
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20世纪的民族－国家体 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除了地 球两极的部分地区以外，他们对所有的空间都行 使着主权并嵌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他们的持久 存在也以后者为基础。通过对主权的维护，他们 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经济运行机制培育了自身 的民族文化。可见，他们是全球政治秩序重要的 ‚行动者‛。
讲解结束 谢谢大家
+
可以看出，监控虽然指涉于政治领域，但也 可以遍布于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它既可以是 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是一个独立的制 度丛结‛。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监控的不断密 集化，一方面，会提高统治精英牢固把握权力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以及整个世界 体系也会昭示出迈向民主的趋势。这在某种程 度上表现出他比韦伯对未来更抱有些许的期望。 + 第四，军事力量。（ Military power）吉登斯指 出许多有影响的
+ 再次是言论自由和民主运动。吉登斯承认，在资
本主义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和平等观念并 没有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情况，所以，针对日益 增强的监督和可能的极权主义，民主运动往往和 劳工运动‚耦合‛在一起来争取普遍参与、言论 自由和政治权利。 + 最后是和平运动。放弃暴力、追求和平的理念接 近于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在一个充溢着暴力和监 控丛结的社会里，和平运动更具有‚朝气‛，它 的重要性因风险世界的到来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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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流派包括三大经典社会学家都未对军 事力量这一对现代性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引起足够 的重视。 + 吉登斯指出，20世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 性世纪’‛，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 非常明确地质疑‚在现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的重要 性已相对衰落的假定‛。他认为，在20世纪，‚战 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导致了敌对时期或稍后的 重大变迁， + 它们还蕴酿了具有深远效果的转型，不管是对 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还是世界体系中其他社会类 型的制度，都是如此。‛
《现代性的后果》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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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 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的现 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 结构二重性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 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 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 它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 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 者以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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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理论贡献
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上世纪60
年代末到70年代，吉登斯对以马克思、涂尔干、
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
10年的反思，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起源和
内在不足，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
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
批判》。除此之外，吉登斯于1977年出版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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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1956年进入赫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 195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硕士学位。 1964年硕士毕业任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1966-1969年间，先后访问和任教于加拿大西 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1969年，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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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1986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 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 1997-2003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 2004年，被授予“终身贵族”称号，现为
后现代性除魅—阐释吉登斯现代性理论
后现代性的妖魔化——解释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摘要]现代性理论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之外的又一重要社会理论。
在当代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中，吉登斯反对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性，而是认为我们仍然处于现代性时期，只是目前一些现代性问题已经被高度热炒。
为此，吉登斯也用“高度现代性”一词来描述我们目前所处的激烈而充满风险的“生活世界”。
这对于当下的“后现代”理论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空气。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社会理论吉登斯将现代性定义为17世纪出现在西欧并在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模式或组织模式。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局限于*一时期的独特的生活模式，从而抛弃了“宏大叙事”的论述。
他批判了所谓的“宏大叙事”，即历史可以借助一条贯穿始末的“故事主线”，将我们置于一个过去确定、未来可预见的历史之中，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路线。
他分析说，我们之所以被“宏大叙事”所迷惑，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纠结于大量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事件，这些事件基本上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而且，这些事件让我们怀疑自己，也就是说，不可能获得关于社会组织的系统知识。
然而，吉登斯认为，为了解释这种情况，发明一些新的术语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是不够的。
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是如此肤浅，以至于有人认为现代性已经消失或者应该被后现代性所取代。
但是，吉登斯以其对现代性的独特理解，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一个现代性的后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和普遍的阶段。
这种全新的“后现代性”秩序轮廓，与目前很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截然不同，表现出许多鲜明的特征。
现代性特征1，现代性的断裂。
“断裂理论”无疑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对“断裂论”的解释是这样的:所谓“断裂”，是指现代社会制度在*些方面是独特的，在形式上不同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探析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探析作者：杨梅来源：《知与行》2017年第07期[摘要]现代性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吉登斯并没有明确定义现代性的范畴，而是从社会组织模式这个较为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并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
现代性具有断裂性、双重性和反思性三个特征。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不断扩大，因而进一步阐述了现代性的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反思性知识等三个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不仅阐释了现代性的特征和动力机制，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和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部分。
在《现代性的后果》这本著作中，吉登斯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机器以及对暴力工具的掌控这四种现代性的维度，认为这四种维度之间相互联系。
他通过阐述现代性的四种制度性维度明确指出现代性的后果是全球化。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改造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可预计的灾难，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安全。
但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最终是指向未来的，尽管蕴含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特征[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7-0157-04现代性这个术语在当代学术界被广泛使用，引起很多学者的思考和讨论。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学者们涌现出不同的争论，提出不同的理解。
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阐释了其的现代性理论，表达了他对于现代性的见解。
现代性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吉登斯并没有明确定义现代性的范畴，而是从较为宏观的维度来解读并使用“现代性”这个范畴。
因而，笔者试图从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以及现代性的可能的后果和意义四个方面展开对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的论述。
一、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尽管吉登斯没有给过“现代性”明确的定义，但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导言中他却指出将遵循对认识论和文化的研究，立足于制度，对现代性一词进行解读。
现代性的后果读后感
现代性的后果读后感-读后感大全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2000年7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社会学领域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
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
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
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
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
说起“现代性”这一词汇，大家可能都不陌生甚至经常提起，但是若要对“现代性”这个词语进行准确的解释、精准的描述它的特征以及了解它从何而来，恐怕很少有人反思过这一问题。
关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否处于现代化时期，或已经超越现代化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后现代化时期以及现代化具体带来的后果有哪些，这些问题都在吉登斯所著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进行了全面的解答。
作者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本质以及传统社会形式与现代性的特殊关系等问题都以自己的全新视角进行解读，同时也为处于现代性的双重后果环境中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道路。
该著作从宏观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较为透彻且全面分析，然而却存在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的立场对现代性过程进行分析的局限，尤其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四个分析维度方面。
作者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于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的动力机制、现代性的四个维度以及现代性的后果及态度。
该书按照文化与认识论研究的笔调对于现代性做出制度性分析。
01现代性的定义作者首先开门见山的提出对现代性的具体定义，即“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
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征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
”从作者对现代性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获取到现代性是一个时空的概念，现代性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理位置，现代性包括了社会生活以及组织模式的方方面面。
从现代性看当代中国城市化
从现代性看当代中国城市化——评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一在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吉登斯的理论很有特色。
他以他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对现代性的内涵及诸多后果从制度上作出了分析。
以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为依据,对其现代性理论作出解读。
包括现代性的含义及断裂特征、反思性、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及其全球化的维度、现代性的后果以及未来的发展蓝图等内容。
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关于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的一些启示和思考,并结合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集中对我国民族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安东尼·吉登斯是战后英国重要的社会学家。
他的思想始终处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他的构成理论和“第三条道路”思想为学术界所关注。
《现代性的后果》是他的一本重要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他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对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在世纪终结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时期,而是进入了现代化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各种后果变得前所未有的急剧和普遍化。
“现代”一词出现于1800年前后。
作为时代变迁的一种时间体验，它在不同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意蕴。
在诗人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意味着过渡、短暂、偶然。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代首先意味着与传统决裂；而哲学家尼采觉得，现代含有告别启蒙、批判理性转向神话的味道。
对于资本主义运动来说，现代化无疑更为久远和广泛。
它指涉中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的转型和变迁，可以囊括自十五六世纪以来发生的所有伟大事件，如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文明及法国大革命等。
就像艾森斯塔德概括的那样，“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
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于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
”[1]对此，马克思也作过描述：“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吉登斯思想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思想简介2007-11-30 13:06:09 来源: 作者: 网友评论0条[查看评论]选择文章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安东尼·吉登斯不仅是孔德、斯宾塞以来英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而且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他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
他对经典思想家进行了有深度的解读，把社会学研究方法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把有关"现代性"、"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他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深刻影响了20世纪末叶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
他一生笔耕不缀，著作等身。
自投身于学术研究以来，他先后出版著作37部，其中许多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吉登斯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吉登斯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思，考察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各种起源和内在不足，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出版于1971年，它围绕着现代社会的产生、动力、问题和未来发展等主题，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度解读，梳理出现代社会理论的三根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同时还考察了三大思想家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影响。
此书甫一出版，便在全球社会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几乎每年重版，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西方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教材生命线"。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西方思想家的眼光解读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权力结构、类型划分、政治结构以及未来发展等，在西方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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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后传统时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议事日程，在当今社会中也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
首先，目前不仅是一个世纪的终结而且是一个千禧年的终结;它只不过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然而它却具有强大的物化力量，使我们处于其控制之中。
人们广泛地把世纪末与迷惑和不安的感觉等同起来，其影响之广以至于人们怀疑，诸如现代性的终结或历史的终结等各种终结的谈论是否就是世纪末情绪的反应。
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显然处于一个过渡时期——这里的“我们”不但指西方而且指整个世界。
在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也是一种终结，这种终结表现在后传统社会的出现。
乍看起来这种分析也许显得奇怪。
现代性总是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这似乎已经成为其定义。
难道现代社会不早就是“后传统”了吗?事实并非如此，它至少不是我所要说的“后传统社会”。
在现代社会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传统。
在西方社会中，传统的存留和再造是权力合法化的核心内容，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得以把自己强加于相对顺从的“国民”之上。
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核心方面——特别是家庭和性别身份——滞留在传统之中，这些方面几乎未受“激进化启蒙”的影响。
(注：U?贝克、E?贝克—格恩舍姆：《爱的常态混沌》，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5年。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现代”只意味着“西方”，那么，传统在现代性中的持续的影响力仍然未被了解。
一百多年前，尼采就已经“使现代性苏醒”了，他指出启蒙运动本身便是神话，对知识和权力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
然而，尼采的话只不过是离经叛道者的孤独的声音。
现今，现代性被迫“苏醒”过来，然而这并非是其内部持异议者努力的结果，而是现代性本身在世界上泛化的结果。
人们不再关注西方世界对其它文化的霸权那未经考察的根据，以及现代性的规律和社会形态。
遥远的事件或机构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世界上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人对此事毫不知晓。
然而，二战后，特别是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扩张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它不但变得更加分散而且变得更加广泛。
总的运动趋势是走向更紧密的相互依赖。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却不那么明确。
如今，个人的日常活动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例如，我个人购买某件衣服或某种食品的决定可能具有多种全球性含义。
它不仅可能影响到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某个人的生计，还可能会加剧生态恶化的过程，而生态恶化则对全人类具有潜在的影响。
日常决策与全球性后果之间的这种不同寻常的相互关联仍在不断得到增强，其反面便是全球性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新议程中的关键主题。
二者之间的联系往往十分紧密。
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各样中间性的集合体和团体虽不会因此而消失，但它们确实有被重新组织和改造的趋势。
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及其许多传人来说，人们拥有关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信息越多便愈能控制它们。
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控制是人类幸福的关键;人类越是能够积极地创造历史便越能把历史朝着我们理想的方向上引导。
即使比较悲观的观察家也把知识和控制权联系了起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人类在不久的将来注定会生活在“铁笼”中，这种铁笼是技术知识的囚室;如果把这个比喻稍加改变，那么我们都是庞大的技术和官僚机器中的小齿轮。
然而这两种意象都未能抓住盛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特点，盛现代性比这两种意象所暗示的更加开放、更具有偶然性——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世界里，机遇与危险持平。
启蒙运动对实在的把握起源于激进的怀疑，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现在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我们越是想拓殖未来，未来便越可能给我们带来意外。
正因为如此，作为现代性努力的核心的风险概念要经过两个阶段。
(注：A?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0年。
)首先，它似乎只不过是一种基本的微分和积分运算的一部分;当未来被不断侵占时，它是封锁疆界的一种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就像是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中的统计数据部分;这种风险计算的精密度似乎表明可以成功地控制未来。
在具有这种风险的世界里，很多东西仍然是“特定的”，包括外部的自然和由传统协调的各种社会生活方式。
当人类的社会化入侵了自然，或者甚至终结了自然时，传统消解了，新型的不可计算性出现了。
以全球变暖为例：许多专家都认为地球正在变暖，而且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然而，也有人对这种假设提出反驳;有人甚至提出，如果全球的气候变化真有什么大趋势的话，那么这个趋势是全球变冷。
其实，我们无法肯定地球没有变暖，这也许是最有把握的说法。
然而，如此结论导出的并不是精确的风险计算，而是一连串的设想情形——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全球变暖这个前提并采取相应行动，将与其它因素一起影响其可能性。
在制度的自否性(注：U?贝克：《风险社会》，伦敦：赛格出版社，1992年。
)(institutional reflexity )业已成为其核心成分的社会中，这些“设想情形”的复杂性更加明显。
因此，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已带有实验性质。
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卷进了一场宏大的实验;这场实验由我们来进行，同时又在极大程度上超越我们控制之外。
这不是那种实验室中的实验，因为我们不能把实验结果固定在一定的参数范围内——它更像是一次冒险，我们无论是否乐意都得参加。
P76(60)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localcommunity)而且有私人生活中的细节和自我。
(注：“自否性”原文为reflexive或flexivity，也有人译为“反思性”。
自否性属于事物内部的本质特性，而反思性则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的表现。
贝克把reflexivity界定为“自我消解”。
在本文中，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源于社会制度的自否性对传统的破坏和重构。
——译注)我们都困在各种日常实验之中;笼统地说，这些实验的结果与影响人类整体的因素一样不确定。
日常实验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变化，且应该在考虑到抽象系统干扰的情况下从专门知识的移换和重新配置的语境中看;这一点对全球而言也是正确的。
在此，以物质技术和社会专门知识形态而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发挥着带头作用。
日常实验涉及到与自我和身份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但也牵涉到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
传统在此似乎并不起任何作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毁灭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阶段中，相对于外部影响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
随着盛现代性或贝克(Beck)所说的自否性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结束了。
从此，传统的性质改变了。
即使最先进的前现代文明依然是绝对传统的。
在讨论“现代性中的传统”这个话题前，有必要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加以简单论述。
在前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中心的活动从未完全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注：A?吉登斯：《私密的转变》，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92年。
)传统的文明是分裂的、二元性的。
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地方的、农耕性的社区中。
传统参与并表达了这种二元性。
“伟大的传统”首先与宗教的合理化相关联;宗教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书面文本基础上的一个过程。
合理化不妨碍传统;相反，尽管没有现成的证据，我们可以猜想到，它使具体的传统形式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这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是没有的。
前现代文明的结构特征决定着伟大传统不可能完完本本地传送到地方社区中，传统对地方社区的控制也是不可靠的。
无论怎么说，地方社区仍然属于口头传统的社会。
它们繁衍出形形色色的传统，这些传统与过滤下来的合理化体系不是相去甚远便是直接冲突;所以，韦伯在其题为《世界宗教》的研究中表明，“书面传统”的合理化在社区中又被加以重新改造;魔术、巫术和当地的其它习惯打破了集中的象征性秩序的统一影响。
因此，传统内容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地方社区中。
这类“小传统”往往受合理化宗教的守护者(如牧师和官员)的影响，但也对地方上各种情况作出反应。
地方社区与中央精英之间往往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别及其它文化分歧。
因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现代社会有别于前现代文明的所有形态。
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权力容器，从中发展出来的监控机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横跨时空的社会整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注：A?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85年。
)在早期的现代国家中，监控过程仍然利用传统的合法资源，如神授的君权以及君主及其家族的统治权。
早期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仍然假定地方社区是分裂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对我的分析而言尤为如此。
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主的普及，地方社区开始解体。
在此之前，监控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是对松散“国民”进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手段。
因此，民族—国家的加速发展时期也便是普通大众被纳入跨社区的整合系统时期。
制度的自否性成为传统的大敌;行动的地方性情境的撤离与时空抽离(disembeding )结伴而来。
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早期的现代体制不仅依靠已经存在的传统而且还创造新传统。
早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可简要地作如下概述：首先，老传统和新传统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仍占有中心地位，这就再次表明了现代社会的“约束模式”的局限，一般说来，监控机制的有效性并不依靠情感控制或良心的内化。
新兴的情感轴心(emotional axis)往往与强制和羞耻焦虑相关。
其次，人们一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理解科学。
而科学的合法角色使与程式真理紧密相联的真理概念得以永存。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掩盖了科学的公认权威性的矛盾性质，所以许多专家实际上是守护者并取得了适当形式的尊重。
第三，现代性的强迫性本质并不是彻底隐蔽的，也并非未受抵制。
正如克里斯蒂?戴维斯(Christie Davies)所指出的那样，普通的幽默和笑话是理解这一点的途径之一。
卡尔文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精粹”，而卡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常常是某些笑话的笑柄。
第四，现代性的强迫性从一开始便有性别的分界。
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记述的强迫性属于男性公共领域。
在那些制度的情境中，资本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妇女实际上被迫承担由“强烈的工具主义”所带来的情感负担。
妇女开始进行各种模式的情感试验，日后产生了极大影响。
(注：A?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剑桥：保利迪出版社，1985年。
)与此同时，较新传统的发展却积极强化了性别差异模式和性别支配;这些较新传统包括女性“温顺”风潮。
第五，传统用于个人和集体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
现代制度的成熟使认同的维系成为根本问题，但这个问题通过求助于传统的权威得到了解决——解决过程充满了紧张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