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校长对高等教育的贡献

马寅初校长对高等教育的贡献

北京大学江长仁蜚声中外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一八八二年（清德宗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出生时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又姓马，乡里间盛传“五马”齐全，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确实，马老一生历经了三个朝代，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是举国公认的“学界泰斗”、“一代师表”。

一、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和经济学研究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初名元善，字尹初，后更字寅初。出生在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一个以酿酒为业的小作坊主家庭。前店后坊的马家，生意越做越红火。童年时代，马寅初很想读书，更想到大城市去读书。父亲马棣生见五个儿子中，排行老五的寅初最为聪明伶俐，一定要马寅初学管帐记帐，继承“酒坊”家业，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的执拗，使他再次饱受皮肉之苦。父亲训斥他、罚他下跪。“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马寅初忍着疼痛，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着。

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教会学校“育美书馆”读中学，由于他强烈的求知欲和勤奋刻苦，学习优秀，成绩年年班上第一。他中学毕业后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本打算在矿冶方面干一番事业，，190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51年更名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7年他被送往美利坚合众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

学矿冶系。学习一年后，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国，为“强国富民”，就必须改革中国经济，于是马寅初在美国决定潜心攻读经济学，他是我国比较早到国外学习经济学的学者之一。1910年他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出版发行后，立即轰动了美国财政界与经济学界，成为研究美国财政问题的重要参考书，而且还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提出聘请他留校任教。其他大学也纷纷发出邀请，聘请他前往任教，但是，马寅初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说：“我来美国留学，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和人民，所以学成之后我不能留下。”

就这样，马寅初怀着一颗“强国富民”的爱国之心，于１９１5年返回阔别多年的祖国。先在财政部任职，随即他发现，他所学的那套财政学说来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这样，他便断然拒绝了军阀政府的拉拢，宣称“官场习俗非我所愿”，发誓“一不做官，二不发财”。不久，义无反顾地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马寅初担任北大经济学教授，在北大期间马寅初先后开设了多门实用的经济学课程，如货币学、银行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理论、汇兑论等，这些课程都属于经济学范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此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1917年被选为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又被选为北大经济门研究所主任。1918年被选为北大经济、商学门主任，同年参加蔡元培校长发起和组织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并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讲。1918年1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召集各研究所主任商讨创办《北京大学校刊》，每月出刊

一期，每期由各研究所主任轮流主编。第三期由马寅初主编，在这一期上他发表了《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一文。

1918年11月北大在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连续举行了三天演讲大会，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马寅初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被邀在会上作演讲。蔡元培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发言；李大钊在会上作了《庶民的胜利》这篇著名的演讲；马寅初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的讲演，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热情地支持了当时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他被各门的教授会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任期一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马寅初热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6月马叙伦、马寅初等十二位代表与北洋政府交涉，要求释放被押北大学生。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校长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马寅初同其他教授们联合到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校长不回校，北大教员“即一总辞职”。他在任北大教务长时，贯彻蔡元培校长的整顿和改革的措施，废“门”改系，全校共分14个系，使北大向现代化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转变。1920年，他出任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教务主任，曾兼任中国银行总司券（总发行人）等职。1921年12月发起组织“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并创办《经济学会》半月刊，被推选为会长。

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于8月6日下令撤消北京大学，将在北京的九所大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反动军阀制定了一套极端腐败的教育制度，使北京大学的办学道路，向封建主义倒退，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寅初愤而离开了教学11年的北大。

他南下到达北伐军已经攻克的浙江，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并在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于1929年任南京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委员长。此时他虽在政界服务，但始终未脱离教学，继续在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在陆军大学任教；1932年又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并主持研究所的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同立法院迁到重庆。1938年他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马寅初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他不畏强暴，挺身抗争，1940年12月6日被蒋介石逮捕。被长期关押在息峰、上饶集中营和软禁，直至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1946年2月，为重庆“校场口事件”中受伤。1946年9月, 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他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3月在香港地下党的安排下，马寅初与、柳亚子、曹禺等民主人士乘坐华润公司“阿尔丹”号苏联货轮北上参政。1949年3月25日，马寅初与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到北平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194 9年8月26日，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马校长在全校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发表了就职演说。马校长十分激动地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我是连到浙大教书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的，1946年、1947

年，竺可桢校长亲自到舍间聘请两次，但都被反动派所阻挠。做个教授尚如此之难，何况做校长呢?!现在由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打败了帝国主义，铲除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所以我才能够被任为校长。”可见，他对国民党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言溢于表。1949年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参与、讨论、制定《共同纲领》，会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他当选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49年10月1日，马寅初与其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1950年11月16－20日，曾任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和郭沫若等人一起出席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维护和平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逐步发展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为了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北大将校庆日由过去的每年12月17日改为每年的5月4日。党和国家非常关怀北大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北大题写校名并曾三次写信鼓励师生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总理曾先后6次亲临北大视察或做报告。1951年6月，国务院任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为解放后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6月1日，马老二进北大，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红楼门前的民主广场上，全校师生举行盛会，敲锣打鼓欢迎他，教育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陪他来的，钱俊瑞还向师生说：“马老嫉恶如仇，绝不讲情面。马老的治学精神和正派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表明，他是一贯坚持发扬北大的民主传统与

作风的！”马校长致词说：“同学们，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今天我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北大青年到底是北大青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马老按照中央的部署，北大的校址也从北京市内的沙滩等地迁移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著名

园林风景区的原燕京大学校址，即“燕园”。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侧重于文理基础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综合大学。

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经济动向，并针砭时弊，著书立说，发表大量论文和演讲。他在立法院任职期间，爱憎分明，在任何场合，对任何问题，他都旗帜鲜明，“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不断与孔祥熙、宋子文发生激烈的争辩。他不为权贵炙手可热的权势所屈服，在经济立法中力求维护人民利益，反对官僚资本的利益，他不断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抨击四大家族鱼肉百姓的罪行，探讨经济政策和经济的改革。他的这一突出性格给人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迅速被日寇侵占；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策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心愿。在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下，马寅初慷慨陈词，倾诉了他抗日的决心。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言论支持抗战，如1931年11月在《交大抗日特刊序文》中，他满腔激情地号召：“全国国民当以必死

之心，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武力之抵抗。亦当以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经济绝交之维持，以武力抵抗为经济绝交之护卫；以经济绝交为武力抵抗之后盾；相辅而进，以挫强暴，以求生存!”

是有着铮铮铁骨，不畏强暴，抨击“蒋家王朝”独裁专制，疾呼“打倒官僚资本”的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肝胆相照的真挚诤友。曾任世界维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老早年流血美国，攻读经济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返回祖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曾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校长、名誉校长。

（一）

马老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勇猛的民主斗士，而且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对北大和北京高等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51年6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校长，全校师生员工在民主广场隆重集会，热烈欢迎马校长就职。当游人问及他的建校方针时，马老十分拥护党中央的教育方针，很坚定地说：“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

方针为己任。”马老要求大家“认清时代，他说：“中国已经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只前进，不能后退。倘若还是故步自封，不肯赶上时代，必然落后，甚至于被淘汰，”他勉励师生“团结一致，努力发扬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配合国家建设工作的开展，为国家造就大批优秀人才。”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新型大学？马老认为：要“办好学校，一要靠党的领导，二要有师生员工的真诚团结，三要发扬民主。”他十分拥护、准中党的领导。上任不久，马老就要求上级能派一位党员副校长来工作。1952年10月4日上级派共产党员江隆基任北大副校长，马老十分高兴，在北大东操场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对江隆基副校长的到任，表示热烈欢迎。在工作中，马老对江隆基和党组织的意见很尊重。党组织和江隆基对马老的意见也十分尊重，工作配合得很默契。马老说，除了党的领导，还必须发扬民主，坚持民主办校的精神。1949年8月，他在浙大任校长时首倡召开校代表会议，民主决策。他说，全体师生都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共同努力创造新的浙大，这和以前由校长同志一切是完全不同的。马老号召师生，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于学校行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生关系、职工生活、后勤保障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人人提方案，个个想办法“，群策群力，为办好浙大献计献策。结果。师生们共提出九百多条提案。当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谭震林同志对词给于很高的评价，称校代表会议“这是新创造”。马老担任北大校长后也把这种民主办校的精神带到了北大。

马老认为学校“培养人才一定要服从国家总路线的需要”，“学校的各项工作，都要遵循国家总路线前进。”他十分赞同教育吧提出的：综合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是为各经济和文化部门输送研究和教学干部的”。学生应具有较高深的理论水平与广阔的科学知识、通宵一般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各种基本规律，逐渐培养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

马老在北大任教，任职二十余年，在个中会上，反复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强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谈新中国的教育》一文中，说，新中国的教育与蒋介石反动派所办的教育根本不同之点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蒋介石代表四大家族及少数人的利益，新中国的教育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他鼓励师生按毛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把自己派样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

马老还坚决主张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的高等学校既要进行教学，又要进行科学研究，二者不可缺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高水平的建设人才。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则不以为然。两种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马老坚持把这一问题呈报到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那里，请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裁决。结果，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并支持马老的意见。1955年5月4日，马老在“北京大学1954—1955学年科学讨论会”的开幕词中说：“科学研究工作是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北京大学从1954

－1955学年开始了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工作。全校有270多位教师从事将近300多个专题的研究。”此后，在北大掀起了一个教学、科研的新高潮。北大率先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随即许多高等院校都提出要成为为国家培养高水平建设人才的教学、科研的阵地。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马老积极响应，并根据上级的指示主持召开行政会议，成立了以马老为主任委员的“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校领导组织全校教师两次听取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的报告。报告对院系调整、课程改革、人事调配的原则做了全面说明。北大党政领导又邀请将要调整到新的北京大学的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师大五校的700多名教授、讲师、助教，在燕京大学举行联欢大会。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法、理各系科以及辅仁大学和浙江大学等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北京大学。这样，经过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共有十二个学系，三十三个专业，七个专修科，还有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华侨先修班、少数民族先修班、研究生班、工农速成中学、两个医预班、东欧留学生班等等。从此，北京大学就成了一所中外闻名的以文理科为主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校址由沙滩等处迁至西郊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园。马老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是作出了贡献的。

（二）

马老认为“教师是教学工作的中心人物”，教师必须确立科学的十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精通业务，学有专长，才能发挥他们在教学

中的主导作用；全体教职员工要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是他们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是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办事的能力。

要做到这一点，马老强调:教职员工必须要学习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首先在北大职员中发起来一个以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认识、树立正确地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真正地为教学服务的学习运动。学校方法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周安排1－2次。马老认为，即使是后勤人员也应该提高政治认识，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很好地为教学服务。当时规定的学习文件有：《什么是爱国主义，为什么爱祖国》、《论国民公德》、《荣誉是属于谁的》、《对事务工作的认识》等，学习会还曾请当时的中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作过报告。

马老在北大领导职员进行的政治学习，效果较好，为此，他准备将此经验推广到全校教师中去。并呈文报教育部请示。教育部认为这种学习对全国高校教师是有必要的决定先组织京津20所高校教师学习，取得经验推广全国，教育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教育部正、副部长，分别任学委会正、副主任，马寅初等为委员。

马老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说北大有12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对董必武同志的尊称－作者注）、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以上十位

教师”。周总理将信转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时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分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于9月24日主持研究京津各高等学校开展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问题并于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20所高校3000多名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周总理以开始就说：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各报告，我想既然要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总理共讲了七个问题：（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于自我批评的问题。周总理对每一个问题都讲得具体深入，生动感人。特别是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了自身的体会，马老说：“听者无不为之感动”。周总理最后号召教师们认真地进行实现改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教育战线的革命战士。这以后，这次学习运动，不仅从北大推广到高等院校，后来扩大到全国范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马老不仅首创北大教师开展政治学习，改造思想，而且亲自作一些老教师的思想转化工作，并且号召全体师生再接再厉，肃清从旧社会带来的反动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工人阶级思想在北大的领导权。

特别是马老对周炳琳教授的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曾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在“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中，阻

挠学生运动开展，解放后又发表了一些不好的言论，法学院师生对其检查不满意，周教授第二次检查，群众仍然不满意。周教授向马老表示，他拒绝再作检查，表示“愿承担一切后果”。马老和法学院钱瑞升院长到周炳琳教授家中看望周，周教授对检讨仍抱抵触态度。马老亲自主持召开20多位教授座谈会，对周炳琳教授进行帮助。周教授找马老、和副校长汤用彤以及分学委会金克木教授表示愿和群众一起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并请马校长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师生，希望大家都来帮助他。马老十分高兴，亲自主持召开学委会，研究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马老、张奚若等找周炳琳个别谈话，又找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周教授的态度有所转变，并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北大写了简报上报北京市委。毛泽东主席看到简报后，写信给彭真市长说：“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以外，象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马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立即主持召开分学委会，再次研究了周炳琳教授在全校大会上进行思想总结和检查的有关事宜。第二天，周炳琳教授在民主广场上举行的全校大会做思想总结和检查，会上14位教授、同学发言对他进行了帮助。最后，周炳琳教授又在有1000多师生参加的法学院师生大会上作检查，态度诚恳，对自己过去旧思想有了认识，并体会到党与群众对他的帮助，大会对他的进步表示欢

迎。周炳琳教授的思想转变和进步是与马老的帮助分不开。

（三）

在学风问题上，马老强调，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改革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在教学上，他主张把“理论联系实际与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反对“文必秦汉，诗必隋唐”的学究讲授，反对“厚苦薄今”和“厚外薄中”。教师在教学上，学术上要有创造性，学生要勤于思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必须从中国当前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老所做的研究工作和所写的文章，就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马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1949年至1956年中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义阶段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与苏联经济制度有所区别。马老认为：新中国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但不会无限发展，因为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有国营经济的领导，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要受多方面的限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新中国当时的经济制度与苏联经济制度不同，新中国的建设不能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这是因为“苏联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苏联的资本家是没有发言权和投票权的，而我国所实行的这是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所以有发言权和投票权。”与此相应，在苏联从经济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而我国则是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所以，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制度，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特点，

而不是苏联那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又如，他的《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是较早地宣传来逐行逐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该文根据当时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主张采用逐行逐业的方式，而不宜采取逐店逐户的方式。这个主张与党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实际情况，马老还主张，在企业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把对资本家个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拥护共产党，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方人员接受公方代表的领导，就是接受改造的重要表现之一。只有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才能最后把资本家个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进行，马老根据中国的实际，在1956年至1957年，先后发表了《联系中国实际来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联系中国实际再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两篇文章，再文章中他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本身的内在实际联系，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强调“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有机地结合着的整体，其中一定有一个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我们要透彻地研究这个规律，要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要预见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发展趋势，才能对各种经济成分在确定计划指标时，作出一个好的统筹安排工作，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地区联系在一个国家计划之内……只有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进行反复的平衡和计算，才能比较恰当的规定出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而且要在实践中加以修正补充。”马老在自己

的研究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为师生树立了榜样。

五十年代中期，73岁高龄的马老，为了共产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用多年功夫潜心研究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正确理论、主张和办法。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上，第一次提出“新人口论”。他认为：我国人口每年“如此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8万万，50年后将达16万万，如以30?计算，15年后将达9亿8千万，50年后将达26亿。”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6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至于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入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发展的阻碍。”中国人口问题具有相对过剩的性质。马老说，这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我国的相对人口过剩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我国的人口相对过剩，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自然资源开发比较缓慢，生产发展相对不足造成的，它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口问题时完全可以解决的。。马老提出，用“节制生育”、“提倡晚恋晚婚晚育”、“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少生有奖，多生要罚，三胎以上征重税”、“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等主张。实践证明，这些主张实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是有科学预见性的。

1957年3月，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马老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口述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赞赏。毛泽东主席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初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它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4月，马老在北大大饭厅向全校师生做了“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真理总是在同谬误斗争中发站起来的，它被人接受是要有时间的。1959年12月15日，号称“理论权威”的康生在北京红楼中央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对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声色俱厉的说，“一定要在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他最后用手在桌子上一拍，下命令说：“马寅初已不能再作北京大学校长，把他彻底批臭之后，把他调离北大”！在康生的插手和煽动下，全国性的报刊,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建设》等接连发表了二百多篇批判文章，一顶顶帽子接踵而来，北大校刊上也刊登《马老究竟属于哪一马家》，文章批判马老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头换面的理论。从1959年12月15日到1960年1月下旬全校先后对马老批判了四十多天，九千多张大字报铺天盖地压了下来。真理的脊梁是压不弯的。在在这种高压形势下，马老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利用各种机会继续坚持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维护真理与权势相抗争，对于那些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批判，他决不屈服，他极其愤怒而又郑重地声明：“我虽年迈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

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有的朋友出于诚挚的友爱，关切地规劝他认错算了，他坚定地回答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退，决不向困难低头”。

理论上的彻底性，决定了马老在政治上的坚定性，他深信真理是不可战胜的，自始至终毫不动摇的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了检讨。即使被逼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也没有丝毫动摇他对党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拥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论”，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名誉。可是错批一人，全国人民要吃多大的苦头啊！马老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晚辈的楷模。

（五）

马老热爱教育，更热爱青年，寄希望于青年。他吧青联敢作是郭家得栋梁之材，教育同学们必须认清：自己的学习“都是与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前途息息相关的”。希望同学们“以高度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来努力学习各项政治与业务课程，努力锻炼体格，把自己培养成为优秀的专门人才。”他告诫同学：“毛泽东主席把‘身体好’放在第一条，就是叫我们青年人先要把身体锻炼好，这就是建设国家的本钱。”

马老从年轻时就开始每日早晚各做一次冷水浴，一年四季始终如一，坚持不断。他不仅在家里做，还常常到江河湖海中去游泳。在杭州的浴场，北京的昆明湖，苏联的黑海，都先后出现过他搏水斗浪的身影，即使在他九十一岁高龄，两腿瘫痪以后，仍然坚持用冷水擦身。马老还要求每个工作人员，每个教员“应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青年学生，不仅要是他们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强健的体魄和初步的办事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要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能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并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要求青年学生摆正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强调，“读书必须与马列主义结合，要打倒封建主义的学习方法，要打倒死读书”，提倡读活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解放前，浙江分成11个府，马老说：“我跑了1十个”，深入社会，了解实际情况。解放后，他仍然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每年都要趁人大代表出外视察的机会，详细地做社会调查，取得研究问题的第一手材料。著名的《新人口论》就是马老1954年和1955年三次视察浙江省，深入基层，实地调查，亲自召开不同类型座谈会，个别走访工人、农民、干部、了解农村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发展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掌握了大量数据，经过再三斟酌而写成的。他厌恶那种沉醉于政治空谈，不学无术，混资历，捞文凭，谋职位的混世习气。他教育青年学生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他说，有人认为“只要重业务学习，政治学习可以丢在一边，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过去大家都是为自己，现在我们是新民主主义

国家了，这个新国家的精神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勉励同学们“学习政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政治学习，建立起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来”。

马老勤奋、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总结自己几十年自学的经验，告诉学生：“钻研学问大部分要靠自己的努力，只有苦干，此外别无捷径。”他说过，一个人要有所造就，除了立场上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之外，学术上要想有所创新，学习和研究就必须注意“两个不良”。一是“营养不良”，没有一定的文史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面黄肌瘦，苍白无力，便是畸形发展。二是“消化不良”，对于书本知识，无论古人，外人或某一理论权威的学说，都要深研，要咀嚼，要独立思考，切不可囫囵吞枣，粗枝大叶，浅尝辄止，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确实，独立思考是寻求真理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咀嚼别人的看法，抄袭他人的论述，只能是无味的庸人，决不是勇于创新的战士。

马老对学术研究的态度是很严肃的。他对师生们说：“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应该遵循下列四条原则：（1）要系统的研究问题，不要零零碎碎的；（2）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不要绝对地，说好都是好，说坏都是坏，象教徒对圣经一样是不好的；（3）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4）要调查研究，要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深入一个地方，研究一个问题，否则就没有发言权。这几条原则是马老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