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悖论与能人现象
斯蒂文斯幂定律的应用
斯蒂文斯幂定律的应用斯蒂文斯幂定律，也被称为斯蒂文斯定律、马太效应或幂率定律，是指在一个特定领域中，少数精英所拥有的资源、影响力或权力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现象。
该定律最早由社会学家罗伯特·K·斯蒂文斯提出，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中的不平等现象。
斯蒂文斯幂定律的应用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
在经济学中，斯蒂文斯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少数富人拥有大部分财富，而大多数人只拥有很少的财产。
这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往往呈现出指数增长的趋势，富人的财富往往比一般人更容易增加。
在科技行业中，斯蒂文斯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大公司掌握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其他小公司很难在竞争中生存。
这是因为大公司拥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和客户。
在社交网络中，斯蒂文斯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拥有大量的粉丝和关注者，而大多数人只是默默无闻。
这是因为在社交网络中，人们往往更愿意关注那些已经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而忽视那些没有名气的人。
在教育领域中，斯蒂文斯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学生能够进入顶级学校，而大多数学生只能选择普通学校。
这是因为顶级学校往往只招收成绩优秀、背景优越的学生，而其他学生很难获得同样的机会。
斯蒂文斯幂定律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在生物学、自然科学、文化等方面也有广泛的应用。
例如，生物多样性中的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物种拥有大量的个体，而其他物种数量相对较少；在文化领域中，斯蒂文斯幂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能够享有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而大多数人只能默默无闻。
斯蒂文斯幂定律的应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和经济现象，还可以指导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通过了解斯蒂文斯幂定律，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机会，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努力成为那少数精英中的一员。
然而，斯蒂文斯幂定律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例如，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因为少数人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越来越集中，而大多数人则面临着更大的困境。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摘要】亚当·斯密提出的“斯密悖论”探讨了道德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引发人们对道德转型的思考。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备受关注，但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道德沦丧、道德风险等。
斯密悖论的解析指出，市场机制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
斯密悖论对我国市场道德转型有着重要的启示，提出了挑战和机遇并存的观点，引导我们认识到道德转型的紧迫性。
为促进我国市场道德转型，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强化法律监管、倡导诚信文化等措施。
通过深入理解斯密悖论，可以在我国市场条件下推动道德规范的提升，并引领道德转型的进程。
【关键词】斯密悖论、道德转型、市场条件、内涵、解析、道德规范、问题、启示、建议、结论1. 引言1.1 斯密悖论简介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经济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他所著的《国富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奠基之作。
在《国富论》中，斯密提出了一种被后人称为“斯密悖论”的经济理论。
该悖论指出，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自由市场中会导致整体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这一理论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基石，也为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斯密悖论简单而言就是“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市场自由自然地进行调节，个体的私利可以最终促进整体的繁荣。
这一悖论强调了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自由和竞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关于道德与利益的讨论。
在当今社会，斯密悖论的理念依然对经济学界和社会实践有很大的影响。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探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现出其重要性和启示意义。
1.2 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重要性在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各行各业都面临着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往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导致道德问题频发。
国富论
关于斯密悖论的理解——读《国富论》有感粗略地拜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后，从简单的了解到稍微有些主观的认知，渐渐发现亚当·斯密的作品和思想着实让人玩味。
其言辞虽有些晦涩，但却无法掩盖斯密对整个社会的深刻剖析，以及在思想上闪耀的光辉。
而斯密的理论和思想的流传和广泛运用，也充分展现了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在阅读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斯密悖论（或是斯密问题）为人们所广泛探讨和研究，长期以来，许多人都对斯密在不同著作中表现出的截然不同的观念和想法饶有兴致，并且加以讨论和思考。
而在我看来，正确地解读斯密悖论是读懂斯密的必经之路，换而言之，这是一把解开谜题的钥匙。
首先，简单阐明一下所谓斯密悖论。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同情心出发阐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但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亚当斯密问题，或是斯密悖论。
让我们回到斯密的心路历程来探讨这一悖论属实与否。
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此书以强调富有同情心，强调旁观者为中心，原文摘要“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
”不难看出这一观点。
而在法国游学期间，斯密结识了魁奈，魁奈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斯密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被认为是斯密著成《国富论》的理论来源。
因此有人认为斯密是在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后摒弃了之前所强调的道德体系，抑或是分裂成了两个斯密，在这一点的分歧构成了所谓的“斯密悖论”。
从网上搜素而来的资料可知，国内思想界在理解“斯密悖论”上也出现多种说法。
尽管国内外关于“斯密悖论”的解释非常多，但如果粗加梳理，主要的说法有以下两种：第一种说法：承认斯密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上的不同人性观点差异，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是斯密不同角色在不同时期思想发展的结果。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斯密悖论，又称“斯密魔力”，是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一种经济理论上的悖论，即自利的经济行为会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
这个悖论一直是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难题，对于如何在市场条件下进行道德转型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让我们先来解析一下斯密悖论的内涵。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概念，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通过市场交换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最终带来整体社会的利益。
这意味着个体的自私行为会在市场机制下被转化成整体的社会利益，从而产生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结论：自私的经济行为会最终造福整个社会。
斯密悖论所隐含的问题却是：在市场条件下，个体的自利行为是否能够总是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个体的自私行为往往会导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环境的破坏、道德的缺失等问题，这与斯密悖论的理论结论似乎并不相符。
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追求个人利益。
正是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亟需对斯密悖论进行深入的解析，以便找到在市场条件下进行道德转型的有效路径。
我们需要看到斯密悖论的局限性。
斯密悖论提出了自利行为会最终造福整个社会的观点，但它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的影响、公共物品的供给等。
这些因素在市场条件下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完美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从而使得斯密悖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我们需要探讨在市场条件下如何进行道德转型。
我们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和法律制度建设，以规范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减少市场失灵和道德风险。
我们需要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和教育引导，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利益意识，使得每个市场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够考虑整体社会利益。
我们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以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亚当·斯密问题”的形上意义
８ 年代初。朱绍文教授认为 ， ０ 斯密的“ 经济人” 是
都有左右两个心室为人提供动力 和养分一样 ， 一
①朱绍文：（ 《 国富论） 经济人” 中“ 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 ， 经济研究》１８（） ，９７７。 ②陈岱孙：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 《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９４ ６。 １９， ６ ５ ③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 ０ ， 《 ， ２ ０。 ０ ５
二、 当 ・ 亚 斯密 的道德 哲学体 系
根据杜格尔德 － 斯图尔特 的 《 亚当・ 斯密的生 平和著作》 一书的介绍 ， 在斯密的学生约翰 ・ 米勒 的笔记 中， 斯密的“ 道德哲学” 讲义共有四个部分 。
第一部分是 自然神学 ， 第二部分是伦理学 ， 这些部 分后来经斯密整理作为《 道德情操论》 １５ 在 ７９年 出版。第三部分是法学， 最后第 四部分似乎 以“ 低 廉和丰富” ｅ ｅｉ ｃ ）为原则讲授 的经济学部 （ｘ ｄ ｎｙ ｐ ｅ 分。第一部分关于神学的讲义 ，基本上没有留下 来 ； 三部 分关 于法学 ， 第 其手 稿 已在 斯密 临终前请 他的好友布莱克 （ｌ ｋ 教授和赫顿 （ ｕ ｏ ） Ｂａ ） ｃ Ｈ Ｒｎ 教授 在 他 面 前 烧 毁 。 但 是 １９ ８６年 ，坎 南 （ ｄ ｉ Ｅ ｗｎ Ｃ ｎａ ） ａａｎ 教授 发 现 了斯 密 学 生 约翰 ・ 勒 、 来 是 米 后 格拉斯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的听课“ 笔记”坎南 ， 将这部分“ 笔记” 校订 出版 ， 一般称之为《 格拉斯哥 大学讲义》这部分的内容是斯密讲义的第三部分 ， “ 法学” 部分 的部分内容。④ 由此可以看出， 斯密的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斯密悖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难题之一，它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与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斯密悖论指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促进个人利益的也产生了道德困境和社会不公。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斯密悖论对道德转型提出了深刻的启迪，我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促进市场主体的良性竞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斯密悖论的核心观点是，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与合作既能促进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和社会不公。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平衡机制，认为个人自私的追求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福祉。
斯密也意识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存在的道德风险，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可能导致个人的自私和自利行为，进而破坏社会的道德秩序和公共利益。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斯密悖论对道德转型提出了重要启示。
我们需要强化市场主体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和竞争，但个体的自私和自利行为也容易引发道德困境和社会不公。
我们应该引导企业家和经营者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要注重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文化和商业行为的道德化和规范化，以此避免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风险和社会矛盾。
我们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加强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监督。
市场经济下的自由竞争虽然能够激发创新和活力，但也容易引发市场操纵、垄断和不当竞争行为，进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
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的反垄断法律和监管机构，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督和惩治，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从而防范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悖论和社会不公。
我们还需要倡导良好的市场伦理和商业道德，促进市场主体的良性竞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合作和竞争的基础上，只有在道德和公平的前提下，市场经济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我们应该倡导市场伦理和商业道德，强调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构建诚信交易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斯密悖论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指的是在市场自由运作的过程中，个体追求自利的行为能够最终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同时又存在一些市场失灵的情况，对社会利益产生负面影响。
这种失灵现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市场完全瘫痪，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无效分配。
斯密悖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悲惨的公地”问题。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当资源没有所有权归属时，个体会过度消耗这些资源，因为他们没有承受全部社会成本的义务。
这种非劣行为将不断地被追加，以此导致最终的市场失灵，资源的浪费和过度分配。
斯密悖论对于我国的城市转型和道德建设都给出了启示。
我们的市场条件下，个体的行为已经受到这种失灵的影响，政策方面也需要检验各种因素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以最终确保市场的正常发展、资源的有效分配。
在城市转型中，以往的城市设计往往注重于经济效益，往往忽略了城市的环境、文化和社区环境。
这种城市建设模式消耗了不可再生的资源，加剧了环境问题和不平等现象，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失业、房产超负荷以及社会脱节”等问题。
这种失衡的发展模式对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威胁巨大，需要通过道德转型以及获取上的平衡来改变这种趋势。
城市建设需要重视全局和对环境资源的充分保护，政府应建立可持续的社区和生态城市系统，以使社区成为人们自我实现、创造和发展的自发机制。
同时，以消费者为中心和服务为导向的城市设计，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而不是只关注经济产出。
这种良性循环将促进市场的整体增长，开发新的市场机会，促进资源更加有效地分配和管理。
总之，斯密悖论限制了个体追求自利的行为的极限，更强调了我们应该关注市场的整体利益，而并非只是关注个人的利益。
在道德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这对我们的市场条件下得到许多的启示，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
斯密悖论解析及其对我国市场条件下道德转型的启迪1. 引言1.1 斯密悖论简介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18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经济学中著名的“斯密悖论”（Smith’s paradox），也被称为“悖论的手洗理论”。
这个悖论指出，自私利益导向在市场经济中是有效的，因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促进整体经济繁荣。
如果每个人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就可能导致道德沦丧和市场失序的问题。
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自由交易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存在道德困境。
人们追求私利可能导致忽视他人利益，甚至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斯密呼吁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他人利益，倡导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
斯密悖论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
只有在道德和经济兼顾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探讨，以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社会公平和个体良知的坚守。
1.2 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
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无法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环境下的复杂变化和挑战。
如何实现道德的转型和提升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需要思考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私利和市场规律常常会与道德伦理发生冲突。
一方面，市场竞争的激烈和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人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权益。
人们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享受的欲望也容易导致道德价值的淡化和忽视。
我国市场条件下的道德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持续的引导。
教育和舆论引导是关键的环节。
通过教育和宣传，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监管和法律法规的健全也是保障市场道德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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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卷第1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 ol．6 No．1 2005年2月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Feb．2005斯密悖论与“能人”现象孟凡军，林体（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摘要：斯密以利己心为核心的经济观和以同情心为核心的伦理观，被称为斯密悖论。
通过对斯密悖论的伦理解读可以发现企业家精神的伦理层面，既有助于人们认识伦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和完善。
关键词：斯密悖论；利己；同情；伦理；“能人”现象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5)01-0093-04一、斯密悖论的伦理学解读早在19世纪中叶，斯密悖论就被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了出来：他们认为斯密的经济思想和道德观念对比悬殊、相互矛盾。
因为斯密在经济领域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自私心的驱动，主张人性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他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
”[1]而在道德领域却把人的行为归结为同情心的感召，主张人性善的利他主义和道义论，他说：“因此，正是这种多同情别人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抑制自私和乐善好施的感情，构成尽善尽美的人性。
”[2]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彼此排斥和否定的紧张关系。
后人从而认为斯密在整体上使自己的思想处于悖论之中。
其实，人性恶的说教自古有之，并非从斯密开始。
主张人性恶也不等于非道德主义。
中国先秦时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从人本身去寻找道德的起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贪财好色、趋利避害是人生而具有的生物本性，本性的发展必然引发争夺、倾轧、荒淫等种种罪恶现象。
为防止这些恶端的极度蔓延，就需要社会道德来纠正人性中“恶”的倾向。
荀子把它归结为圣贤制订的“礼”，“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仪、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
”（《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道德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若夫君臣之意，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者也”。
（《荀子·天伦》）可见，性恶论者同样可以重视道德的作用。
亚当·斯密的道德体系也属于这种类型。
即由人性恶的前提推论出以同情心为中心的道德，但在具体的途径上，荀子诉诸圣贤，而亚当·斯密诉诸“看不见的手”[2]。
这是斯密悖论的一个方面。
悖论的另一方面是对同情的说明。
这可比照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的探讨加以理解。
韦伯首先认为，对金钱和利益的贪婪追求具有普遍性，并非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属性。
“可以说，凡是具备了或者曾经具备客观机会的地方，这种冲动对一切时代，地球上一切国家的一切人都普遍存在。
”[3]这里，斯密所说的自利在此和韦伯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不难发觉，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人的激励作用，是通过个人内心对教规的虔诚信仰的途径来实现的。
不管是禁欲的态度，劳动的热情还是利润的动机等都如此。
但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道德完全发生在人和人之间，是真正的世俗道德。
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
斯密给同情所下的定义是：“怜悯和体恤是我们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同情虽然原意与两者相同，然而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也未尝不可。
”[2]斯密所论述的人已不是个别的抽象的人，而是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处于普遍的社会分工和商业社会联系中的社会人。
总之，自利和同情的悖论虽然在个人行为的方面有矛盾之处，但当人们把视野转向社会成员的个体伦理特征时，还是可以理解的。
不同时代的道德，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时候具有不同的社会机制。
道收稿日期：2004-12-10作者简介：孟凡军(1976-)，男，汉族，湖南桃源人，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9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2月德运行的社会机制，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必然性为基础的，道德同经济相关联而形成的外部机制，对道德的运行是十分有力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政治、法律、宗教等社会上层建筑由于其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和能量不同，因此，对道德运行的作用程度是不同的。
但无论哪个社会的道德运行机制，其道德运行的基本目标是“完善的社会道德和完善的个体道德的有机统一”[4]。
封建时代的圣贤、纲常，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戒律，资本主义时代“看不见的手”都是典型的道德运行机制。
斯密所论述的个体伦理特征，正是他“立足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普遍交往时代，试图揭示现代人格类型及其社会精神气质”。
[5]人是利己的，但在一个商业社会中，自利必须通过利他的方式、通过“光明正大”的竞争方式才能得到实现。
利己的目的必须通过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的方式才能实现，因此，个人幸福与社会、他人幸福是可以统一的，这里就渗透了一种区别于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精神。
并且，在斯密看来，自利和同情都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性力量。
二、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因及“能人”现象斯密所说的“同情”首先指人们普遍具有的怜悯他人不幸遭遇的本性和美德。
其次，同情也可用来表示人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
且在亚当·斯密看来，“人们倾向于同情我们的快乐而不是悲伤”[2]，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
”[2]他举例说，如果人们只是为了生活必需品，那么最低级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没有必要过度地辛苦和劳碌、追求权利和优越地位。
但是人们把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便利生活的奢侈品上，以便被人关注，博得赞许和同情。
特别是享有地位和荣誉的人为众人瞩目，时时刻刻成为人们观察和同情的对象，这“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
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
”[2]这里的同情显然和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竞比争胜欲”如出一辙，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怜悯等含义了。
另一方面，斯密承认“像斯多葛学派的学者常说的那样，每个人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他自己。
”[2]但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得到他人的认可，个人的自利需要一个限度。
斯密引入了一个客观标准——公正的旁观者。
公正的旁观者既指个人内心认可的社会一般道德原则和公认的是非标准，个人据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宜性”，从而能够为别人所接受。
这就要做到“自我控制”。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自利心，“在这种场合，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他一定会收起这种自爱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压抑到别人能够赞同的程度。
”[2]此外，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把个人道德评价标准与社会生产效率标准区分开来。
他认为，尽管富人的本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但他们奢华和癖好同时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
“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生活必须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2]。
应当看到，斯密在这里并未将利己与社会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而是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这就突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蓬勃的精神气质和自由品格。
斯密所谓同情的前提是社会成员个体的自由权利和平等身份，这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特征。
所以，斯密悖论其实揭示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特有精神气质和人格类型。
即摆脱了等级差别的独立、平等的人格，在竞争机制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合法条件下通过等价交换追求利润，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福利程度的过程。
作为市场经济的第一个理论代言人，斯密的论述具有某种普遍化的价值。
特别是对于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具有相当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
乡镇企业本指“由农民创办的集体合作及私有企业”。
1992年以前，80%的乡镇企业集中于农村，此后，城市的乡镇企业开始发展起来，现在已占总数的60%。
从1995年下半年起到1999年，在全国乡、村两级所有的乡镇企业中，约有80%~90%改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私人所有制的企业。
所以，在市场化和乡镇企业改制的双重作用下，许多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变成了私营企业主和管理者。
乡镇企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财富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在中国乡镇企业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总有一个资历深、威望高的社区领袖起着总管的角色，他具有带领群众致富的信念，又具有创办集体企业的能力。
他的威望和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个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第6卷第1期 孟凡军等 斯密悖论与“能人”现象95界的注意。
有的学者称之为“能人”。
这些“能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具有责任心、使命感等伦理道德观念。
如在被誉为中原第一村的南街村，“能人”王洪彬的口头禅是“讲良心”——“我别的没本事，我敢和别人比良心，只要老少爷们发现我王洪彬背良心，我就下台。
”[6]这个良心当然是南街村全体村民利益与意志的一种内化，讲良心，就是无私地维护群众的利益，不做诸如损公肥私等对不起村民的事。
南街村具有浓厚的传统村落伦理特征。
讲“良心“的王洪彬能够为民造福，因此被推举为村民的领袖。
闻名遐迩的“乡村都市”——京华公司董事长刘志华，被称为“中华女杰”，她在谈及京华经验时也说，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人“不仅需要一般企业家的才干，还必须具备一般企业家不具备的道德品质，那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谋福利，走共同富裕之路，而不能老想着一己私利。
”[6]京华公司也是一个以传统伦理相维系的集体组织。
农民的分散与独立使他们几乎不能通过平等协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必须有一个“能人”替他们认识并实现共同利益。
刘志华的成功就在于她组织起一个代表群众利益的领导班子，并建立起与群众的“保护与依附”关系，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在“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村落文化影响下，确实可能出现这种能人，他们把为乡邻谋利益、做好事视做“人生的最大乐趣”，以乡邻的感激、信任、拥戴视做人生的莫大幸福。
正是这种深厚的伦理文化孕育了不少优秀的企业家。
“能人”出现与我国传统的村落伦理文化内核有密切的联系。
从表面上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式伦理文化，似乎与斯密所谓“同情”或“自利”都相去甚远。
但在客观效果上，两种伦理观念都是市场主体的自觉选择，并起到了支持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竞争的作用。
因此，在伦理观念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点上，两者又是一致的。
南街村通过集体主义的伦理思想形成了“内方外圆”的经济共同体，以集体法人的资格参与市场竞争。
京华公司原是一个村民小组——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小组，而现在建设成了“乡村都市”。
然而，与京华公司属同一行政村的另一个村民小组却仍然过着传统的农民生活，对于第五村民组的成就，只好羡慕地说“俺们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