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结合作品,谈谈你对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成就的理解
结合作品，谈谈你对司马迁《史记》传记文学成就的理解本文旨在探讨司马迁所著《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的成就。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卓越的笔墨和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和事件，展现了他高超的传记文学成就。
首先，《史记》在人物刻画方面表现出色。
司马迁不仅注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更关注其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
他运用生动的描写手法，将人物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感和立体感。
例如，他描写孔子时，既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博学，也表现了他在困境中的困惑和迷茫。
这种细腻的描写手法，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和深刻。
其次，《史记》在叙事结构方面独具匠心。
司马迁在书中采用了纵横交错的叙事方式，将历史事件和人物传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他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交织出中国历史上一幅壮阔的画卷。
这种叙事方式，使得《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更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历史巨著。
最后，《史记》在语言运用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司马迁的文字清新自然，简洁明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他善于运用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使得《史记》的文字更加优美和生动。
例如，他用“身在福中不知福，船在水中不知流”来形容人们的麻木和迟钝，
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表达公民的责任和担当，这些语言的运用，都使得《史记》的文字更加深刻和生动。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论述史记的艺术成就
论述史记的艺术成就《史记》是魏晋时代着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历史类文学作品，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史书之一，使中国历史文学艺术飞跃史各方面都有极大成就，其艺术成就在传统文学史有重要的影响。
一、史学视角1、活泼的视角，以构建广阔的历史知识体系。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开创了史学技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以记录历史的方式，形成一种活泼的视角，努力记载下多彩的历史文化，构建广阔的历史知识体系，而且更能体现出过去世界的兴衰，展示出时代的变迁。
2、确认历史文学研究的三大受性格。
《史记》对历史文学研究方面有着深远影响，文章结构清晰，分类恰当，且言辞简练，体现了准确性、系统性、权威性这三大文学研究受性格。
二、编纂成就1、实现了“史学十分章”的理论。
《史记》的编纂成就是史学技术上的一大突破。
其中首次实现了“史学十分章”的理论，把历史文献记载分为十部分：太史公书、公羊传、谷梁传、子路传、春秋穀梁传、周书、书策、禹贡、尚书以及世家，它使历史的叙事和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
2、介绍了关于历史的内容，井然有序。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但介绍了许多关于历史的内容，而且以独特的技巧使其井然有序，通过把许多历史内容在故事情节中表达出来，使历史被表现出来，引人入胜，是介绍历史的有效工具。
三、抒情成就1、融合到历史的表达中去。
《史记》传播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思想，谈及历史的同时融入了抒情的文字，淡淡的抒情为记叙活灵活现，更增添历史对人们叙事情节的催人泪下。
2、强调历史情怀与历史认同感。
除了运用抒情的描写式表现历史之外，《史记》更加强调历史情怀与历史认同感，以节日之间的搭配、地域之间的联著、皇帝之间的称谓以及时代上的年令因素等等多种多样的历史元素，使人们更加能够连系到历史的精髓。
总体来说，司马迁的《史记》改写了历史叙述的方式，从而催生出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一轮革新，其史学、编纂以及抒情艺术成就显而易见，对当时的历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同时被视为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司马迁与《史记》的伟大贡献
司马迁与《史记》的伟大贡献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所着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启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中国以至世界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此书现已被译为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和赞誉。
司马迁(公元前145一前87年?)字子长，左冯瑚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
司马迁的先祖曾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写过《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的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
司马迁自幼就刻苦读书，“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跟古文经学家孔安国研究《尚书》，进而博览古代典籍以至当代的档案文书，为他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探寻古迹与文化的流传。
他曾任职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今云、贵地区，了解了西南夷的情况。
因职务的便利，他曾跟随皇帝多次出巡，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
这不仅使他饱览了祖国壮美的名山大川，了解了下层群众的生活，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还使他考察了各地遗迹，掌握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资料，为他日后写作《史记》奠定了政治、思想、史料基础。
父亲病危时嘱咐他：“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父亲去世后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
同样利用职务之便，他可以查阅“石室金匮”，即皇家图书馆所藏的各种典籍文书和档案材料，这无疑为他创作《史记》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并主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组织历法专家制定了有名的《太初历》。
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更说明了他确实智力超人，加之刻苦攻读、长期游历，他成为一个上通天文、下达地理、思想深刻、见解独特、学识渊博的全才。
《太初历》完成后，司马迁开始着述《史记》，但意想不到的一场横祸突然飞临。
司马迁与司马光历史著作的两位伟大编纂者
司马迁与司马光历史著作的两位伟大编纂者司马迁和司马光是中国历史上两位伟大的编纂者，他们的著作对于后世的历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是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而司马光则以其修撰宋代历史正史《资治通鉴》而名垂青史。
本文将对这两位伟大编纂者及其历史著作进行细致的探讨。
一、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温县（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人，他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家之家，他的父亲司马穰苴是汉代大将军。
司马迁自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亲自教他《春秋左传》等古籍名著。
从小培养出的文学素养和历史知识，为司马迁日后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是司马迁的代表作，被誉为史家四大纪传体通史之首。
这部巨著共分为十二个纪（帝纪、本纪、世家、志等），涵盖了中国历史的早、中、晚三个时期，记述了从夏朝到西汉时期的历史事件、英雄人物、政治制度、文化风貌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司马迁在《史记》中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他采用了纪传体的叙事方式，使得这部史书显得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
司马迁的笔记简练有力，语言流畅，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诠释具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二、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光，字君实，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他是中国历古代史家、文学家、思想家。
司马光出生在一个世家之家，他的祖父司马懿是曹魏末年的重臣，他的父亲司马昭和叔父司马炎分别建立了西晋和东晋两个大帝国。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司马光有幸接受到了一流的教育，并广泛阅读了古代经史文化。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代表作，这部巨著是一部断代纪传体通史，涵盖了中国历史的近一千年时期，从战国到五代十国，记述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司马光注重史实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他的史书语言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的一部史书之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纪传体的形式讲述历史事件，同时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使得这部史书极富学术价值。
司马迁的主要成就
司马迁的主要成就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在历史学、文学、思想和文化等不同领域都有极其卓越的成就。
他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学上的成就。
司马迁是中国两千年来最大的历史学家，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史记》，这是一部大型、全面、权威的历史编年体史书，主要介绍了中国历史上自商朝到汉朝的建立，也是我国历史上经典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
司马迁不仅记录了历史的伟大时刻，也记录了历史的不同方面。
他注重史实的收集和整理，同时重视史实的权威性，记录有关大小事件，让人可以了解早期历史，增强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二、文学上的成就。
司马迁是编写史书时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司马迁文学集》、《司马迁诗歌集》、《司马迁散文集》等。
司马迁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还是把文学当成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先驱者。
他的文章既睿智又贴切，充满深情和浪漫，一句话把一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用文字勾画出相当多的人物形象，展示对古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开创了描绘人物场景的方式。
三、思想上的成就。
司马迁在政治上的观念也十分独特，他的思想被称为“仁政思想”，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
他强调仁政，认为以仁政治治国比采取暴戾手段更有利。
他认为，仁政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繁荣；他主张宽仁待人，反对统治者欺压百姓，他还认为，必须遵守宪法，把宪法的原则付诸实施。
四、文化上的成就。
司马迁非常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应当传之”。
他不仅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而且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发展依赖于文化的发展。
司马迁整理、翻译和订正了大量经典著作，他还收集、分析了大量古代文物，把古人的思想传承给后代，让古老的文化能够得到完整的保存与发挥作用。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他在历史学、文学、思想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的作品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深入研究史记的历史贡献
深入研究史记的历史贡献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代表作品之一，由司马迁撰写，包含了先秦到汉代的历史记录和记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史记的编写历时数十年，动用了大量的资料和手稿，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史记为后世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都比较简单粗糙，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司马迁在史记的编写过程中充分吸纳了前人的学术成果，采用了一系列严格的论证方法和史料鉴定标准，从大量史料中准确地选择和整理出事实真相，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因此，史记的问世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二、对形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具有指导意义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还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例如，史记对于儒家国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论述，为后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史记以其朴素、清晰、平实的文字风格，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部作品。
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至今虽然距离史记的撰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其影响至今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史记的史料丰富、记叙生动、思想深邃，成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学士的参考和研究对象，同时也成为其他名著的重要素材和志书的范本。
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和国学研究中，史记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有人将史记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留给后人的一张王牌，是无法超越的历史经典之一”。
综上所述，史记以其卓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为中国史学和文化传统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司马迁与史学发展的贡献
司马迁与史学发展的贡献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在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被誉为中国历史的“第一编年史家”，其主要代表作品《史记》是中国古代史学传承的重要经典之一。
通过他的努力，史学不再是简单的编年史，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哲学内涵和价值，曾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
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司马迁在史学发展中的贡献。
一、史学思想的创新在中国古代，史学流传相当广泛，但主要以编年史的形式传承。
在司马迁之前，已经有《尚书》、《春秋》等比较著名的史书，但它们都是编年史，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
同时，地方志也比较流行，但与编年史不同，地方志主要是记述某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内容。
司马迁在史学发展中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在思想方面的创新上。
他首次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地理、人物等方面的内容融入到历史书籍中，不再仅仅是记录时间、年代和事件。
他提出了“史家书所以为治道者”这一口号，强调历史的作用在于汲取教训，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此外，在《史记》中，司马迁还采用了分书记、表、纪、传、志等不同的篇章形式，使历史内容更加丰富，更容易阅读。
二、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司马迁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仅在思想方面做出了贡献，还在史料方面有所创新。
在他的时代，史书杂乱无章，始终缺乏一种整合和创新的力量。
司马迁采用了多种收集和整理史料的方法，例如收集旧籍、查阅古史、访问先贤等等，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公、私史料。
此外，司马迁还对史书进行了整理。
他整理了战国七雄的史料，编撰成《国语》；他整理了战国时期的地方史料，编成了《吴越春秋》；他还整理了汉代、魏晋的历史，编写成《后汉书》和《三国志》。
这些编史工作，为后来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资源，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文学风格的创新除了思想和史料方面的创新外，司马迁的文学风格也具有创新性。
他的文章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对比、并列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论述史记在历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
《史记》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一部巨著，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奠基之作。
它在历史学方面做出了以下主要贡献：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作风格：《史记》采用了纪传体的写作形式，将历史人物的传记与历史事件的记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风格。
这种风格使得历史更加生动有趣，读者可以通过人物的生平故事了解到历史背景和事件的发展过程。
提出了"纪实"的史学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强调了史书应该以"纪实"为根本，追求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
他认为历史的任务是将过去的事件真实地呈现给读者，以便后人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引入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仅关注他们的政治成就，还注重道德品质和个人品行的评价。
司马迁提出了"得失荣辱、功过利害、行迹时伦"的评价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的评价，这对后来的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入了史料的分类和整理：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史料分为纪、表、书、传、世家、列传等不同的类别，使得历史资料更加系统化和有条理。
他还通过整理史料，补充了以前历史记载的不足，对于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注重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注重对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他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动因和后果，揭示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影响，对于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思考历史事件的意义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史记在历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它创新的写作风格、追求纪实的史学观念、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分类整理史料和注重历史事件的原因和影响等方面。
这些贡献不仅对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启示。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作者：舒习龙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6期［收稿日期］ 2011-04-27［基金项目］ 2010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学科建设与高水平研究专项基金［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近现史研究。
［摘要］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
《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
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史识;《史记》;编纂成就;影响［中图分类号］K2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6-0070-05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
它既是有造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素质与学风,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历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历史作出深邃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
历史编纂的主体是史学家,史学家的主体素养是主宰历史编纂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史识又是史学家主体素养中影响历史编纂成就最重要的素养。
陈黻宸说:“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1］,就准确揭示了史识与历史编纂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史识对历史编纂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史学漫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史家对史书体例的改造和变通,是因其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认,才能在史书编纂结构和历史叙述范式上采取新的表述方法。
《史记》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司马迁具有超绝千古的卓越史识。
因此,探讨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阐释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一、文化传承和“成一家之言”古今中外,大凡造诣较高的历史学家都具有独特的历史见识。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立志撰史,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在这种“独识”的指导下,他不蹈袭前人史书之旧辙,另辟蹊径,独创通史性“纪传体例”《史记》,从而奠定了中国“正史”之体例,这一体例历经两千余年未改。
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的《希波战争史》也是古代西方史学最称得上是具有“独识”的史学名著。
因此,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
司马迁在史识方面的“独识”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史记•五帝本纪》)。
这说明他观察、处理问题具有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向深处开掘的独特能力,对历史编纂社会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即他认为历史编纂具有文化传承和教育启迪的价值。
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
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他撰写《史记》的旨趣在于继承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借此来发挥历史学的文化传承的功能。
他又说:“著诸所闻兴怀之端,后有君子,以观览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还指出:“至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
”(《史记•酷吏列传赞》)可见,司马迁撰述《史记》是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政治垂鉴功能,即“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还表现在《史记》编纂中朴素的人民性上,体现在作者对道德观点的评价和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选择和评价中。
先秦儒家典籍如《春秋》、《左传》和《战国策》等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而司马迁首次突破了只限于给王侯、将相、名人立传的限制,给普通人民如游侠、滑稽者、日者、农民领袖、俳优等作了“传”,从平民叙述的视角来演绎普通百姓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民史观念,彰显了史著的人民性。
他对西汉时期的道德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其利者为有德。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
”(《史记•游侠列传》)统治阶级的道德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
他还特别指出,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是以平等报施和患难恤救为考察标准,以此与统治阶级道德相区隔,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
……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
名不虚立,士不虚附”。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无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道德,对人民群众的道德给予了崇高的颂扬。
同时,他还列举了许多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任侠人物的道德。
如论述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据軥牛。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
”郭解的品质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然其自喜为侠益甚。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就是因为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将普通劳动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着重叙述他们的行为和道德,表现了他强烈的人民性旨趣,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无疑是一大成就。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说明他具有卓越的史识。
正因为要探究天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撰写从五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期望写出“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独具特色的信史,他才能在继承前人已有的历史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在自己卓越史识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史书的编纂体裁,并对这五种史书体裁应承担的任务给予了鲜明的定位。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此阐明了“本纪”应该在全书中起到主干的作用,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选择对历史演进有重要影响的帝王,记载从黄帝一直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探索朝代更替的兴亡之道和盛衰之由。
十篇“年表”,目的是将错综复杂的史事,以简洁直观的表谱形式加以论列和记载,这样做的价值在于以时间为经线,从纵向显示历史进程的时间关系,以空间为纬,从横向显示同一时间不同史事之关联,体现了司马迁在体例设计方面的创新;将“十表”置于“十二本纪”之后,则寄托了作者以“表”作为辅助,借以烘托历史演进主线的深刻含义,“十表”集中叙述“通古今之变”。
“八书”的设置反映了他重视典章制度的深意,他将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等与封建王朝密切关联的制度作为叙述的中心,体现了他“究天人之际”的撰述旨趣。
“世家”主要记载辅弼股肱大臣和其他有杰出成就的人物,讴歌他们的活动和功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另外,世家作为屏藩帝王的一个等级,写他们的活动是为了反映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
“列传”则选择在性格、气节、才能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物,记载他们的目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部分在《史记》中占的篇幅最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司马迁的人民性趋向。
上述五种史书体裁虽然在西汉以前基本上已经具备,但都是半成品,还没有形成五体配合的纪传体史书模式,司马迁将五种体裁熔于一炉,并结合西汉以来的时代思潮,成功地创制了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配合，自成一家的撰述体例。
司马迁之所以能创造出五体配合,与封建社会等级结构相适宜的纪传体史书,其原因即在于他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和卓越的历史见识,善于汲取前人历史编纂的经验,并结合时代条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成就了在独识基础上历史编纂的新格局。
二、五体融合与以人为中心的编纂新格局《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的设计是服务于这一中心的,它们通过记述人们的思想、经历、行为等来综合地表述历史,表达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
先秦的其他体裁的文献虽然已开始注重对人事、人谋的记载,但没有专门记载人物的独立体裁的史书。
《史记》同先秦的史书不同,它在指导思想上是通过写人物表现历史,而不是在记历史事件中涉及人,它强调有人的活动才有社会历史,将人视为历史的中心加以表述,因此,可以断言,高度重视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是司马迁史识的突出表现。
先秦史书的主要体例是编年体,代表作为《春秋》、《左传》等,以时间为线索记载史事的发生。
到司马迁时期,重视人的因素开始成为时代的潮流,司马迁因应时代的变化,创造出崭新的体裁,着力记载人事、人谋。
从原先以时间先后为主要视角,到以人物活动为主要视角,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使战国、秦汉时期人的作用在历史变局中凸显出来,史学家敏锐地将人置于历史活动的中心,设计出以人为主的新的史书体裁形式［2］。
元代人脱脱看到了司马迁进行历史编纂创新的历史意义,但又强调必须有编年体的史表的重要性,他认为:“古之史法主于编年,至司马迁作《史记》始易以新意,然国家世祚,人事岁月,散于纪、传、世家,先后始终,遽难考见,此表之不可无,而编年不容于尽变也。
”(《宋史》卷210《宰辅表》)司马迁以“本纪”、“世家”、“列传”记载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各阶级、各阶层的贫民百姓,为后人提供了先秦以来各方面历史人物的卓越建树和性格特征的全面的历史场域图。
司马迁对“本纪”体例的设计体现了其对儒家大一统观念的推崇。
《史记》确立了明确的政治中心,形成了大一统的历史观。
西汉中叶以前,历史撰述缺乏明确的政治中心,许多史书都将政治上的中心与当时的诸侯国地位并列起来,没有看到政治中心居于独尊的地位。
《史记》在大一统历史观的指导下,特别强调政治中心的作用,将历代帝王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五帝本纪》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都将各朝各代的天子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把各诸侯国的历史列为世家,从而彰显天子与诸侯、世家之间地位的不同,这样就在历史观上将全国统一起来,也为大一统的汉王朝的存在找到了历史根据。
他认为,血亲纽带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表现,对巩固大一统王朝有重要作用,所以将五帝三王、秦汉帝王、春秋以来的列国诸侯等视为黄帝子孙,他们的共同祖先都是黄帝,由此将中华民族从血统上统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