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_从_做官_与_做馆_谈起(1)
简述国学的概念和分类
简述国学的概念和分类国学是指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传承的学科体系。
国学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理解。
广义上，国学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核心的一种综合性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礼制、音乐、绘画、医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狭义上，国学特指研究和传承经典书籍，如《诗经》、《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的学问。
国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一个是对经典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另一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
国学的核心是经典文献的研究，它强调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理解。
国学通过研读经典著作、解读诗词歌赋、理解典故典籍，来揭示和探究古代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同时，国学也涉及对古代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艺术形式等的研究，以期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文化。
国学的分类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划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文化内涵的分类：国学可分为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
经学主要研究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包括正史、编年史、集部等；哲学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如儒家、道家、墨家等；政治学研究古代政治理论和制度，如《尚书》、《礼记》；文学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如《古文观止》、《文心雕龙》。
2. 时间跨度的分类：国学根据时间段的不同，可分为上古国学、先秦国学、汉唐国学、宋明国学等不同的时期类别。
上古国学主要研究古代先民的文化和崇拜；先秦国学以诸子百家、孔子及其弟子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汉唐国学注重经学的传承和发展；宋明国学则着重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3. 方法研究的分类：国学研究方法上可分为传抄、古籍校勘、经典注释、批评理论等多个方面。
传抄是将古代经典著作手抄流传下来，保持古代文化的传承；古籍校勘是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校订和校勘，以确保其准确无误；经典注释是对古代经典著作进行解读和注释，以助于理解和研究；批评理论是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析和评价，以揭示其艺术特色和内涵。
古典文献的校勘课件
校勘成果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有广泛应用，还可以应用于历 史、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为相关学科提供可靠的资料和 依据。
校勘成果的数字化与网络化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技术为校勘成果的存储、检索和 传播提供了便利，通过数字化技术，可 以将校勘成果转化为电子格式，方便保 存和传播。
VS
网络化平台
网络化平台可以促进校勘成果的共享和交 流，通过建立学术网站、在线数据库等方 式，使得学者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取和使 用校勘成果。
发展趋势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校勘将更 加注重跨学科合作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以 提高校勘的效率和准确性。
展望
未来校勘学将更加注重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 究，不断拓展校勘领域的研究范围和应用价 值，为学术界和文化传承提供更全面、准确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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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学在数字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挑战
数字化时代的文献资源海量增长，需要更高效、 准确的校勘方法和工具来应对。
机遇
数字化技术为校勘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和便捷 的检索工具，提高了校勘的效率和准确性。
跨学科合作
数字化时代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如计算机科学、 数据分析等，以开发更先进的校勘工具和方法。
未来校勘学的发展趋势和展望
古典文献的校勘课件
目录 CONTENTS
• 校勘学概述 • 古典文献的版本与校勘 • 校勘实践与技巧 • 校勘成果的呈现与利用 • 校勘学的未来发展
01
校勘学概述
校勘学的定义
校勘学是一门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 校勘、考据的学科，旨在恢复文献原 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准确资料。
校勘学通过对文献的版本、源流、内 容等方面的研究，纠正文献中的错别 字、脱漏、衍文等错误，提高文献的 准确性和可信度。
古代文献的校勘与校对
古代文献的校勘与校对古代文献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素材，而其中的校勘与校对工作对于确保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至关重要。
校勘与校对是通过比较多个版本的文献，辨别不同版本的异同，并尽力还原原始文献的内容和形式。
一、校勘校勘是指对于不同版本的文献进行辨别、对比和分析的过程。
一份古代文献可能存在多个版本，由于时间和传承的原因，不同版本可能会存在差异。
校勘工作旨在辨别这些差异，并通过比较多个版本，找出最为接近原始文献的版本。
在校勘过程中，校勘者需要深入研究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及文献的传承史。
通过了解文献的背景信息，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版本的形成原因和特点，为后续的比对工作提供依据。
校勘工作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各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
这需要对文献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入微的比对，有时甚至需要对语言使用、标点符号等方面进行考量。
校勘者需要通过对多个版本进行逐一比较，并结合校注等手段，将差异明确标注在文献中。
二、校对校对是在校勘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拼写、标点等方面的修正和校验。
在校对过程中，校对者需要注意文献中可能存在的错别字、字形模糊、排版错误等问题。
校对工作的目的是保证文献的排版准确、易读和美观。
在校对过程中，校对者需要仔细阅读文献，逐字逐句进行核对，并进行拼写、标点等方面的修正。
此外，校对者还需要检查排版问题，确保标题、章节、段落等的结构清晰合理。
在校对的过程中，校对者需要沉下心来，仔细检查每一个细节，以防止任何错误的出现。
同时，校对者还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意识，使得校对后的文献在排版和表达上更富有魅力。
三、校勘与校对的重要性校勘与校对工作对于古代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校勘与校对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的内容和形式。
通过对多个版本的比对和修订，可以还原文献的原貌，并尽可能地消除文献中存在的错误和误解。
其次，校勘与校对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地解读古代文献并发现其中的价值。
古籍篇后校记-概述说明以及解释
古籍篇后校记-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古籍篇后校记是指在古籍正文之后附加的补充和校对工作，旨在通过对古籍原文的研究和整理，提供更加准确、完整的文献版本。
随着人们对古代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的深入，古籍篇后校记逐渐成为学术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古代，由于保存手段的有限以及历经千年的时间侵蚀，古籍的传承和保存往往面临诸多困难。
因此，古籍篇后校记的出现填补了这一缺憾，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古代文化。
古籍篇后校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修复文字的失误和破损，更重要的是对古籍进行解读、注释和整理。
这项工作有助于澄清古籍中的疑点和争议，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文化的内涵和历史背景。
同时，古籍篇后校记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基础和依据，为学术界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活力。
通过对古籍篇后校记的不断深入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化和思想，还可以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校记，探讨传承和演变的过程，进一步探索古籍的价值和意义。
在今后的发展中，古籍篇后校记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我们有望在古籍篇后校记的工作中取得更加精确和全面的成果。
同时，在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下，古籍篇后校记的研究也将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为古代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总之，古籍篇后校记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它通过对古籍的研究和整理，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准确、完整的古代文献版本。
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揭示古代文化的内涵和历史背景，为学术界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基础和依据。
随着技术和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古籍篇后校记的研究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2文章结构1.2 文章结构古籍篇后校记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在整篇文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的文章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有着特定的目的和内容安排。
首先，引言部分是整篇文章的开篇之作，用以向读者介绍古籍篇后校记的主题和重要性。
引言的内容包括概述、文章结构和目的三个方面。
古书的校勘（一）
第5讲古书的校勘（一）一、校勘及其历史校勘亦称校雠，刘向《别录》：“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据此，校勘就是利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及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恢复原文的真貌。
达到“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的目的的学科。
校勘是进行训诂的第一步工作，是传统训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以前，没有雕版印刷，全靠手抄行世。
这些手抄本，文字带有错讹、衍脱，加上抄书的人水平不等。
其所用的本子也时有差异，这都需要校订。
晚唐以后，发明了雕版印刷，紧随着也就出现了版本问题。
版本不同，难免就有文字方面的讹误、衍脱等毛病出现。
加上古代学术各有流派，师承不同，虽然同说一经，文字亦有不同。
其章节断句，往往有异。
东汉以后，以注附经，又出现了经注混淆的现象，或注误入经中，或经混入注中，这些都需要分清楚，否则古代文献就无法理解。
校勘之学，由来已久，春秋是校勘学的源头。
孔子删定《诗》《书》《易》《礼》《春秋》，据《国语·鲁语》记载：周宣王时，孔子七世祖宋正考父任周室大夫，于周太师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
后来孔子对《诗》、《书》、《礼》、《乐》进行“删”、“定”，也就是对先秦典籍进行校勘、整理。
据《公羊传》载：孔子的学生子夏长于校勘。
《吕氏春秋·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
’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但是这时的校勘是偶一为之。
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校勘活动。
但这时的校勘是偶一为之，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校书活动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初，图书散乱，高祖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汉书·高帝纪》）这里面就有校勘古代文献的内容。
汉皇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校经书、注经书的活动。
校勘记范文
校勘记范文
以下是一篇校勘记范文:
《红楼梦》校勘记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追捧,无数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探究。
本文将对《红楼梦》进行校勘,以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
一、版本校勘
《红楼梦》的版本众多,其中以清代曹雪芹所创作的版本最为著名。
该版本的纸张质量较好,文笔流畅,排版整齐,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资料之一。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纸质版本和刻版,但无论哪种版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和问题。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红楼梦》的版本和结构,我们选择了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通行本作为校勘对象。
该版本的纸张质量较高,文笔流畅,排版整齐,而且没有其他的印刷错误。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版本的边缘和角落发现一些细小的校勘错误,比如印刷出现问题、文字排版错误等。
二、内容校勘
校勘《红楼梦》的内容非常重要,因为一部小说的内容是影响其地位和价值的重要因素。
在校勘的过程中,我们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物塑造
《红楼梦》中有许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如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家族关系,以及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角色的性格、行为和命运。
我们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对比,发现了一些人物塑造上的不同之处,比如某些角色的性格在某些版本中略有不同,或者某些情节在不同版本中略有不同。
2. 情节安排
《红楼梦》的情节复杂、曲折,充满了惊喜和意外。
在校勘的过程中,我们关注了各个版本中情节安排的不同,比如某些情节在不同版本中是否有所不同,某些场景是否有所不同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学题库知识点(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学题库知识点（三）1、名词解释校勘记正确答案：记录校勘内容与成果的文字，古人又名“异文”、“考异”或“辨证”、“辨误”。
其撰写目的，一则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增加校本的可信性；二则备列（江南博哥）异同，供读者分析选择。
撰写校勘记，是校勘工作中的重要一步。
2、名词解释私人藏书目录正确答案：即非官修的，由私人藏书家或学者私人撰修的目录书。
或说起自南朝宋齐时目录学家王俭的《七志》，稍后又有梁阮孝绪的《七录》。
私人藏书而又编制藏书目录，大概开始于南朝宋齐之时。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书籍易行，私人藏书风气日盛，私人藏书目录也愈来愈多。
如唐代有名的三家：吴竞《西斋书目》、蒋或《新集书目》、杜信《东斋集籍》，宋代私家藏书甚富，现存宋代著名私人藏书目录有以下三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
3、名词解释本校正确答案：将某种文献的上下文进行对比，找出其内容上与文字上的异同，从而确定与改正其错误的方法，称为本校。
分为据相同词句、相同句式、对文、文义校勘。
4、名词解释目录正确答案：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5、名词解释蝴蝶裝正确答案：由经折装演变而来。
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浆糊粘再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
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
6、名词解释八备正确答案：隋沙门彦宗撰《辨证论》曾有译才须具“八备”之说。
他谈的是翻译佛经的人才，但其中“诚心爱法”、“耽于道术”、“不惮久时”、“不过鲁拙”、“不好专执”，以及“要识梵言，乃闲正译”，“粗谙篆隶，不昧此文”，是从敬业精神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讲述的，以之要求从事古典文献的翻译者，亦为不刊之言。
第4章-古典文献的校勘..知识讲解
二、文献讹误的类型及识别
•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至卷七，在王念孙的 基础上又增加了二十四种误例。
• 校勘虽然源远流长，但校勘学的形成一般认为是 在清代。正如梁启超先生说：
• “清儒之有功于史学者，更一端焉，则校勘也。 古书传习愈希者，其传抄踵刻讹谬愈甚，驯致不 可读，而其书以废。清儒则博征善本以校勘之， 校勘遂成一专门。”（《清代学术概论》）
• 2.读书应求善本，善本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符合或 接近原稿，而校勘不但是使今本符合或接近原稿 的一种特定手段，而且也是鉴定其是否符合或接 近原稿的一种可靠方法。
•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欲读书必先 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
• 3.校勘有益于书籍的整理与出版。
• 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自序》也说：“以元本及 诸本校沈刻《元典章》，凡得谬误一万二千余 条。”
“此书乃校雠之楷模，岂独读《英华》者资其是 正哉!”(《思适斋集》卷15《书文苑英华辨证后》)
• 清代学者王念孙对误例的总结达到了崭新的水平， 其《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列举各种“误例” 共六十二种。主要从书面材料发生错误类型的角
度来分类总结的，因此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标 志着对校勘条例的概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2.校勘与校对的区别
• 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 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 一项机械性工作。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 “核查”，但它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 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 校勘古书的目的是恢复古书原貌，正本清源，以 便于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不过，校勘并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校勘时，往往有人喜欢妄改 古人文章，这是校勘中最忌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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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2-18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从“做官”与“做馆”谈起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摘 要:《儒林外史》齐补本将卧本“做官”改为“做馆”,并无版本依据,可见刘红军文中肯定齐补本所改,显系对《儒林外史》原文的误读。
因此,保存卧本原真是必要的。
关键词:校勘 解读 做官 做馆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
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
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
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一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
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
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2008年6月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 Jun .,2008No .2卧本之后亦有多种刊本行世,重要者有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的黄小田评本(下称黄本);黄本长时间未曾刊刻,后虽与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合刊,但大量评语被删,仅保留三条,署名“萍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发现,由黄山书社于1986年出版李汉秋辑本。
同治十三年(1874)几乎同时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本(下称齐本)及天目山樵评本(下称天本)出现。
齐本也为五十六回本。
至于光绪十四年上海鸿宝斋所出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则为六十回本,其中四回显非原著。
总之,这几种评本在《儒林外史》面世之后,是影响最大的几种刊本,不仅有批评,也有一定校勘。
至于申报馆本、商务本、亚东本,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刊本体系,不过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而已,取舍之间全由编校者择定。
建国之后重要刊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慧剑校注本(下称张本);七十年代有南京师院整理本(下称南师本);八十年代有李汉秋的会校会评本(九十年代增补为M校M评本),笔者的《新批儒林外史》本(2002年增补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本,下文称陈本);九十年代有李汉秋校、杜维沫注的《精校精注卧闲草堂儒林外史》本(合前二种称李三本)。
以上各本虽然均以卧本为祖本,但在“做官”与“做馆”进行本校时亦可参照。
以卧本“做官”而言,仅齐补本改为“做馆”。
但连刘文也承认齐补本“历来以代为修饰、擅改原文为论者所诟病”,李汉秋就曾指出数例,如“匣上”被改为“闸上”,“U成”被改为“总成”等,“率以己意删改”,而“校改者识力不够而误改反致错误的也不少”[2]。
总之,齐补本中不乏点金为铁之处,即如改“做官”为“做馆”也显系擅改。
但刘文却认为“就‘做馆’这一个案而言,不当视作擅改原文,而是正确的校勘”。
此说其实并无根据,不妨以卧本为底本试求本证如下。
先查“做馆”。
第二回:王惠问周进:“去年在谁家作馆?”王惠接着又说:“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
”(按:齐本、黄本、天本、张本、南师本、陈本均同;唯李汉秋1999年8月之M校M评本将第一个“作馆”改为“做馆”,但李氏1984年9月之会校会评本及1999年11月之精校卧本均未改动,仍依卧本为“作馆”)第三十六回:祁太公对虞育德说:“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馆也好坐些。
”虞博士对娘子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武书对虞博士说:“……因是后来穷之无奈,求个馆也没得做……”(按:以上各本均同)第四十一回:沈琼枝回答杜娘子所问,说:“家父历年在外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四回:萧柏泉对汤镇台介绍余特说:“……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他不甚得意……”(按:以上各本均同)余特对萧柏泉说:“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他若帮衬我些须,强如坐一年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唯齐补本改“坐”为“做”———齐补本为第四十八回)第四十六回:杜少卿对余特介绍汤镇台时说:“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对汤镇台介绍余特时说:“这便是表兄余有达,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
”(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按:上述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或为“作馆”、或为“做馆”、或为“坐馆”,都是教书之意,未曾错为“做官”即出仕之意。
至于第二十七回倪廷珠对乃弟廷玺所说:“我自从二十多岁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中的“做馆”则为做幕僚之意,不会与意为教书的“做馆”相混。
至于写成坐或做或作也并无不可,但一般当写成“坐馆”,因坐在人家授徒,第四十六回唐二棒椎对虞华轩说及余特,认为“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这些杂学……”。
正因为此,二思堂在翻印增补齐本时,将鸿宝斋齐补本的“做馆”又改为“坐馆”,越改越失去原真。
虽然上述各例中之“做馆”,有的出自叙述者(作者)之口,有的出自书中不同人物之口,但均未有将“做馆”误为“做官”之意。
唯齐补本第五十二回(卧本第四十八回)中将“做官”改为“做馆”,但均为各本所不取。
再查“做官”。
第二十回:匡超人对他的娘子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他的娘子说:“你去做官罢了……”匡超人又说:“……我而今是要做官的……”(按:上述各本均同)第四十八回:“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按:除齐补本外,上述各本均同。
齐补本为第五十二回,将后一“做官”改为“做馆”———即刘文认为改得对的“个案”)第五十三回:聘娘说:“……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聘娘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聘娘说:“我是好人家儿女,也不是贪图你做官……”(按:以上各本均同)以上各例所用“做官”一语均为出仕之意,语义明确,未曾与“做馆”相混,特别是第四十八回余特劝说乃弟余持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之任时说:“……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将“做官”与“坐(做)馆”并举,并无混淆,而且各本均同。
总之,《儒林外史》全书在涉及教书与出仕时所使用的“做(作、坐)馆”与“做官”两个语词,各自所表述的意义明白准确,并无含混,没有一例可以做为齐补本将“做官”改为“做馆”的佐证。
可见齐补本显系“率以己意删改”,并无版本依据。
二刘文在认定“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应为“做馆去了”的前提下,对《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和形象意义做了一番解读。
但由于改“做官”为“做馆”,并不如刘文所说是“正确的校勘”而是“擅改原文”,因此也就连带误读了《儒林外史》。
刘文认为“‘做官’还是‘做馆’,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毕竟反映了人物的不同追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也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是‘做官’,便说明迟、武二人直到最后仍留意于科举功名,他们的精神追求的脚步始终徘徊于新旧思想之间,其价值取向便不会与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如此 格不入了(第四十九回);如果是‘做馆’,便说明他们和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保持一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成为‘中流砥柱’(闲斋老人序词)”。
这段解读至少有两点可以商榷:一是沿袭闲序所言,将虞、庄、杜三人一齐归之于辞官行列;二是将是否出仕视作评价人物思想境界高下的唯一标准。
先说第一点,虞育德并无辞官不就的言行。
当他在中进士之前,尤资深曾劝他去求康大人推荐应征辟,他不愿意。
尤资深进一步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
”虞育德回答说:“你这话又错了。
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去,我又辞了官不做。
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
这叫做什么?”虞育德不愿求康大人推荐,并不是因为不愿做官,而是不愿如此做秀。
当他中了进士,授了“闲官”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便“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
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
’”全无辞官之意,不过以平常心态对之而已。
在国子监博士离任后又去外地做官,杜少卿与之话别时,他说:“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
我此番去,或者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
……我要做这官怎的?”显然,他之所以做官并不是求去富贵而是为了生存必需。
须知在科举社会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做馆之外,就很少有其它的出路了。
至于庄绍光在面见圣上之后辞去征辟,是因为朝中小人作祟。
杜少卿则是因为“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而宁可不出去的;少卿此言又是他回答迟衡山所劝“替朝廷做些正经事”而发。
可见庄、杜之所以辞官不就,原因就在于无法“做些正经事”。
既然他们“做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追逐富贵,而是要“做些正经事”,即使他们做了官,又有何可苛责之处?这些正面人物的理想是倡导礼乐兵农,借以为朝廷培植人才。
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行为则是祭泰伯祠,而主祭者即是虞育德,其时正任国子监博士;亚献则是认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庄绍光;三献却是一向劝导士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的马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