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的尴尬

《后出师表》的尴尬刘慧儒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胡前后两篇。

白居易写过“前后出师遗表在”的诗句，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出师二表”。

然而，《后出师表》的真实性颇有争议。

陈寿在《三国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在他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

《后出师表》得以传世，是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

引文源于《汉晋春秋》，《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多半属后人伪托。

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后出师表》第赫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

显然，编书人、读书人都不愿相信，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我名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讹传为“尽瘁”），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以撇清文责。

到了乾嘉考据盛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

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人，《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上危主志，下懈军心”，此虽至愚不为，而况诸葛。

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年也称，《后出师表》“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即使不算“败北主义”，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志当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

在众多史论家眼里，《后出师表》之伪，凿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好亮者”或“好事者”。

不过，“好事”也好，“好亮”也罢，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当尽量仿效《隆中对》、《出师表》等作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隆中对》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江山，犹胜券在握；《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

《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环往复、申之不已。

后人对照二表发出冰炭两途之叹。

《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做了类似军令状的承诺。

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不大。

如此低调悲观，若出自“好亮者”之手，则正如袁枚所说，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

“好亮”而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都不合。

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尾段兵事难料云云，倒又像是伏笔，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

再说，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岂会想出“鞠躬尽力”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反过来，想彰显诸葛亮高义的人，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暗示他无胜算而轻启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

通览《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已志。

先说刘备遗命。

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害人灭之虞。

刘备死后，似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

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

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临终嘱托也算不上什么伐魏的“既定方针”。

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但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

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的只言片语。

关羽死后，赵云曾劝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他也听不进去。

由此推知，托孤是“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得真。

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

刘备的心思，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可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

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能瞑目，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命是视实际情况而动，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

古代之所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有人站出来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

臣下出于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

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要伐魏不可。

事实上，后人批评诸葛亮伐魏失策，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辩解。

《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责他“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

战与不战，最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

《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帝遗命，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无形之中放弃了对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自己的责任。

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出师理由。

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

这三点，说白了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得速战。

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一个字——打。

但措辞委婉，不正面言战，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

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比类引喻，也不很恰当。

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成问题。

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周文王就是修德怀远奠定周朝基业的。

至于其弟武王后来伐纣则是“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叛”，不仅没遇到抵抗，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

说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

天下三分，魏据泰半，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

其次，一战而定天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其吃不起败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心理上也输不起。

蜀人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素无兴趣。

倘有利可图，倒也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

这也是为什么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

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操屡败屡战。

当年曹操败而转胜，不能因而期待出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面后赢。

另外，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更是有违常识。

蜀魏交兵，出入蜀道劳费甚巨。

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

至于攻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攻方兵力当然得强，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

如果采取防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得多。

凭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

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

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

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

文章最后说，世事难料，成败利钝无法逆睹，所确知者，唯有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总之，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种与命运对着干的精神，“不自惜”的自我砥砺，若限于个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诚然令人钦佩。

但兵者凶器也，事关立国之本和民众的安危生死，一已“死而后已”关系不大，问题是，战争的魔盒一打开，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殉葬，即使是正义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硬打，也是不明智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

可见，伐魏与否绝非诸葛亮一已之私事，它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需要通盘考虑、理智抉择。

一篇《后出师表》，作为论证是否应当伐魏之作，雄辩是雄辩，然缺少思辨力度和内在逻辑，能服人之口，却不能服人之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从头到尾都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

假若当年陈寿看到此表，想必也会视为伪作。

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篇文章，总令历代文人志士一咏三叹、赞赏不已呢？平心而论，《后出师表》虽论理不足，但在那低调而沉潜的执著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情，极具感染力。

人们推重此文的原因，除了其美学价值外，主要是闪耀在字里行间为报知遇之恩奉献一切的人格精神。

问题是，这篇不像诸葛亮所写的文章倾心何以千百年间无数读者坚信真实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谜。

或许《后出师表》的含糊其辞，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难言的尴尬处境，与读者的模糊印象正好契合。

说诸葛亮处境尴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刘备临终托孤，寄望他“终定大事”，孔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扑在复兴汉室的大业上，义无反顾，并无半点困惑和疑虑，何尴尬之有？倘若把诸葛亮出祁山伐魏仅仅看成是执行君命，未免过于简单了。

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备之死。

当然遗嘱也是君命，一样得执行，即使没有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断不会把先君的遗愿置诸脑后。

问题是，刘备一死，诸葛亮不仅失去了与君主的所谓鱼水关系，而且有了生存危机。

阿斗即位，诸葛亮的顶头上司是个信馋好逸、了无责任心的弱智少年！虽说刘备责成皇子们父事诸葛亮，甚至还给他留下句“可自取”的活话，但两人都心照不宣：蜀国的第一把手不是诸葛亮，而是刘禅。

刘备死后，诸葛亮又是封侯，又是开府治事，兼领州牧，事无巨细，都由他做主，似乎拥有从未有过的执政空间，可以大干一番了。

可他毕竟不是国君，头上永远悬着一把有达摩克利斯之剑。

按理，后主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位尽忠尽职、两朝开济的老臣，没有理由自毁栋梁。

但刘禅和诸葛亮的矛盾是显见而不可调和的：前者贪图享乐，后者勤政敬业，可以说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

虽说这只是个人作风，不影响他们治国安民的共同心愿，但由于两人地位特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迟早会引发决策上的龃龉和冲突。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生活态度的对立，不止于个人好恶，它势必导致民心的向背和朝中大臣的派系化。

诸葛亮建议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说明他非常担心后主身边形成一个“小人”的圈子。

面对这一隐忧，他除了建言，并不能做有效的防范。

以刘禅的角度看，“贤臣”都在诸葛亮一方，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政敌”，如何亲近得？这位难免有失落感的君主只有被群`小捧丰，才会觉得满足、才能获取某种心理补偿。

在这一吊诡的格局里，诸葛亮越是忠勤受拥戴，后主就越不开心。

笼罩在诸葛亮道德和实权双重优势的阴影下，刘禅日子过得不舒坦也不踏实，心里无疑很窝火。

身在此境，若不能痛下决心改变自己，谁都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当然，刘禅初登基时才十七虚岁，很难有所作为，但他总有一天人亲政。

一旦大权在握，左右又有小人进馋蛊惑，诸葛亮处境之不妙，可想而知。

昏君之为昏君，不仅无德无能，往往还性情乖张，难免做些匪夷所思的事出来。

对这一点，谨慎如诸葛亮者，绝不会没有认识。

他的困境是，既要保全自己，又要维护昏君的地位和权威，一公一私，是为两难。

而他又不能舍身奉公：作为西蜀赖以立国的道德化身和精神支柱，诸葛亮舍身无异于毁国，求自安也就是保社稷。

忠臣自安，可以体现君主的正当性；身遭不测，则会凸显君主的昏庸和暴戾——这是诸葛亮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