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的产生和影响
统购统销的产生和影响【摘要】：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是新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随着棉花和食用油等几十种产品相继被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统购统销政策发展成为一整套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体系。
统购统销既是一个涉及农产品购销的的经济决策，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战略决策，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农产品领域和经济领域。
【关键词】：统购统销产生原因影响统购统销被称为继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之后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第二大战役（加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财经战线的“三大战役”）①，从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1985年合同订购制度代替统购统销制度，统购统销一共实行了32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入到很多方面，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原因和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做简要分析。
一、统购统销产生的原因（一）严峻的粮食供需形势统购统销制度实施的直接原因是1953年的粮食危机。
其实新中国建国开始，粮食的供需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
由于国民政府实行的的土地制度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战争的损害，农村经济处于萎缩状态，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给一直很紧张。
建国之后，经过土地改革等措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缓解，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但是这种供需平衡是短暂的，粮食供需紧张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缓解。
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增长31.6%。
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
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145亿斤减为105亿斤②。
同时，1953年上半年，全国灾情严重。
河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等产量区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旱灾霜灾等影响，受灾面积达35463万亩，占全国各种作物种植面积的16.47%③严峻的粮食危机摆在了政府面前。
1953年的粮食危机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是一个矛盾逐步积累到爆发的过程。
统购统销政策的建立与变革
体制埋下了伏笔。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 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 5 年，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1953 年至 1954 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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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29%，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 , 新政策稳定 了粮食局势，扭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
陈云指出，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为了 在人民购买力提高、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 首先保证出口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物资供应，而 这样做又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工业品出口，如果不出口农 产品，就换不回机器。这个情况要的时候，也许能改变。
1953 年 10 月 10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粮食会 议上，陈云作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报告，详 细分析了全国粮食问题的严重形势，提出了又征又 配等 8 种方案。陈云说 ：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 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但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 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 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都要波动 ；如果采取征的 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择一个，都是 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 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 一定要混乱。全国 26 万个乡、100 万个自然村，百 分之一出毛病，逼死人或打扁担以至暴动都可能发生。
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初，实现了抑制投机、缓 和粮食危机等目的。但后来带来连锁反应，由粮食发 展到油料、棉花等多种产品实行派购（即按照国家政 策，商业部门借助行政手段，规定交售任务，农副产 品生产者按照任务和计划价格，交售农副产品）。
统购统销的意思_统购统销的成语解释
统购统销
成语解释国家对某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有计划的统一收购和销售
成语出处xxx《的按语》：“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
”
成语繁体統購統銷
成语简拼TGTX
成语注音ㄊㄨㄥˇㄍㄡˋㄊㄨㄥˇㄒ一ㄠ
常用程度常用成语
成语字数四字成语
感情色彩中性成语
成语用法统购统销作宾语、定语；用于公有制经济。
成语结构联合式成语
成语年代当代成语
成语例子古华《芙蓉镇》第三章：“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
”
英语翻译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of grain, cotton, etc)
俄语翻译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ыезакупкиисоыт。
中国史名词解释(一)
名词解释（一）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2、抗美援朝运动3、“三反”“五反”运动4、土地改革运动5、统购统销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
任务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和民主党派、港、台同胞及海外华侨的革命统一战线。
1949年9月21日，首次“政协”会议在北平开幕，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五百八十五人，候补代表七十七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
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政协”不再代行“人代会”职权，但仍然是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
2、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美帝国主义、支援朝鲜、保家卫国的运动。
1950年美帝国主义支持南朝鲜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纠集“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并且美国把第七舰队派到台湾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治志愿军，入朝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
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
在朝中人民军队的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于1953年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至此，朝中人民军队取得抗美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
3、“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的“反行贿、反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运动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手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楚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第2讲统购统销
第2讲统购统销（1949-1978）一，建国初期粮食市场化体制及其问题二，统购统销体制建立和政策演变三，统购统销体制的经济学内涵四，统购统销体制的阻碍和绩效一、建国初期粮食市场化体制及其问题1949年建国后赶忙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需要从老解放区调运粮食布匹来调剂价格，抑制通货膨胀。
1950年1月成立中央贸易部下面的中国粮食公司，作为国有粮食经营机构。
同年10月成立中国粮食治理总局，作为治理机构。
逐步扩大国营经营比重。
1950年国营收购比重占社会总量的23%，52年升到73%；销售从20上升到51%。
我国历史上早就存在地点性粮食集市交易以及跨地区的更高形状粮食市场交易。
1950年，上海一地有米行，米店，米厂即经营销售商人3040户。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商粮食经营有所限制，绝大多数私营粮食企业停业，然而没有完全禁止。
包括集市交易的粮食市场交易差不多仍旧保持了合法存在地位。
然而随着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1953年发生粮食危机。
从社会范畴来看，由于人口增加和以都市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全面展开，1953年开始显现粮食供求紧张局面。
1953年我国粮食产量上升1.8%，但人口上升2.2%，加上收入增加和净出口对粮食需求增加，粮食供求发生较大缺口。
粮食市场价格关于这一供求关系变化显现上涨，导致市价和国家收购牌价急剧扩大，一些地区粮食市场价格比官方牌价高出30-50%左右。
农民“惜售”，导致国家难以在较低牌价下收购到足够需要的粮食。
1952年征购量增加不到15%，但销售量上升44%。
1953年9月粮食征购量仅仅完成打算指标的80%。
大都市粮食供应紧张，有的受灾地区发生成千上万人排对买粮食局面。
国家调拨打算需要直截了当负责的粮食供求关系显现危机状态。
1953年10月10-12日，召开全国粮食会议。
陈云提出8种选择方案：1，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和都市配给，2，只配不征：都市配给然而不在农村征购，3，只征不配：农村征购但不在都市配给，4，原封不动：自由卖出，自由买进，5，临渴掘井：先自由买卖，没有方法时再到产区征购。
统销统购政策
三农问题的内容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
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什么叫城乡二元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农问题与统销统购有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说，三农问题是统销统购政策实施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
但，三农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全是统销统购政策造成的，历史遗留的很多问题都是三农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
同时中国农业产品开始面对外国农业大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农民第一次出现了“手里有粮卖不出”的现象。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与同期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相比，第一产业的发展程度远不及第二、第三产业发展。
农民认为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因而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从而形成大量集聚在城内而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群体。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引发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粮食统购统销三十年风雨路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施行到1992年寿终正寝，经历了三十九年风雨路。
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将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需要的粮食也由国家供应，就连农民自己食用的口粮的品种和数量也要由国家批准才能留下。
同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自由买卖。
在现在看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农民的一项霸王条款。
因为粮食的收购价格不管是高是低，农民不卖也得卖，哪怕经批准留下的口粮吃不饱肚子也不能多留一斤。
三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却伴随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半生的岁月。
记得在1954年以后的几年中，那时农村还是单干，每到秋天，村里的干部为了将上级交下来的卖余粮任务分摊到每户农民头上，天天大会、小会地连着开，对于思想不通的农户还要夜以继日地做动员工作，遇到有些出身不好的农户软磨硬泡时就给他加上一顶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有的村子甚至发生了吊打群众的现象。
据说在全国范围内因此而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层层高压下，农民们只好卖掉了部分口粮和种粮。
当时连官方也承认是征了一部分“过头粮”。
农村中半饥半饱的日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后来农业合作化了，接下来又人民公社化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就没有单干时那样难做工作了，上面只要将村里（后来叫大队）主要干部思想弄通了就行了。
大部分村干部为了保住乌纱帽，总是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再安排社员的口粮。
记得1957年秋后，我们村里连续几个月没有分口粮，就连农民家中原来留着喂猪的麸皮和谷糠都吃光了。
在人民公社初期，大跃进又助推了浮夸风，全国各地都在放粮食“卫星”，亩产千斤乃至万斤的新闻屡见报端。
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
同时，“增产”了那么多的粮食，不多卖点给国家也说不过去，于是就出现了有的村将社员的口粮都卖给了国家，上级来人检查时用稻壳子装进粮屯里再在上面盖一层稻谷来糊弄检查的人，说是社员的口粮已经留足。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闹剧屡见不鲜。
寒假回乡同学对统购统销问题应有正确认识
寒假回乡同学对统购统销问题应有正确认识各地学校就要放寒假了，有些同学打算回到农村的家里去一趟，要我们谈谈有关统购统销的问题：统购统销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农村计割供应的定量比城市低，统购统销究竟是不是对工农联盟有利……？这些道理，有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和积极分子，现在已经很慢得了。
可是，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措施，这些道理是社会主义道理。
有些农民现在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它，还有一些疑问，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何况，除了贫农和中农之外，还有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存在，对统购统销，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人们很可能把这些问题提到我们面前来，作为新社会的知识青年，我们完全有责任正确地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正确地讲清楚这些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
统购统销对农民有什么好处关于这个问题，报章杂志上讨论得已经不算少了。
一九五四年我国发生了一百年来没有过的大水灾，但是粮价基木上是稳定的。
有些灾民回想旧社会闹水灾的时候，每天水涨一次。
粮涨三回，这样一比较，他们就清楚地看到了统购统销的好处。
也许你的家乡在非灾区，那么你诚心诚意地去请教那些勤劳的基本农民群众吧，他们一定也能够列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把他们所能体会到的统购统销的一部分好处告诉你。
现在让我们温习一下伟大的斯大林的教导。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叛徒布哈林曾阴谋消灭国家在市场上的调节作用。
斯大林严厉地驳斥道：“暂时假定我们听从了布哈林的劝告吧。
由此会得出什么结果呢？譬如说，我们在秋季，在粮食采办工作初期提高了粮食价格。
可是。
因为市场上总有些人，各种投机商人和屯卖商人，能够多拿几倍的价钱来收买粮食，而我们又不能同投机商人去竞争，因为他们总共不过收买一千万左右普特的粮食，而我们却需要收买几亿普特的粮食，于是粮食所有者横直还是会把粮食扣着不卖，等候继续涨价。
到春季的时候，当国家正开始需要大批粮食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增加粮食价格。
而在春季来抬高粮食价格，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害死贫农和农村穷苦阶层，他们在春季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作为种籽，一部分作为消费，而他们所买进的粮食，也就是他们在去年秋季贱价卖出去的那些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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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统购统销■海波1953年夏，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口粮不够了！建国初期，全国性的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53年是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
这一年全国就增加了600多万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粮食。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了，不但挤占了一部分粮食种植面积，还使吃商品粮的农民增加到1亿。
为了搞建设，国家还需要出口一些粮食换机器、换外汇。
农民过够了“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土改后生活好了，自己也要多吃些粮食。
这一来，粮食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更没有料到的是，从1952年下半年起，许多地区出现抢购粮食的现象，抢购风迅速由局部向全国各地蔓延。
到1953年夏季，国库存粮已经所剩无几。
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灾之大，百年罕见，夏粮减产已成定局。
这些情况由粮食部在6月2日汇报给中央，各省书记和经济学家齐聚京城商量对策，结果是：“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引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么一项国家政策，它的颁布初衷仅仅是为解一时之需。
然而，在几十年之后人们再次回望时，它的威力和波及范围犹如利刃，在历史中留下深深印痕。
它平息了年轻的共和国出现的惊恐和慌乱；它把中国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了土地上；它把全国人口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它让名目繁多的各类“票证”成为生活的依托并演变为岁月的符号；就连它的“隐退”也成为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分水岭。
在评价之后，我们会忽然发现，再凝练的语言都无法诠释这一历史名词的博大内涵，然而，也恰恰是因为这寥寥数语，暗示着那些深藏在文字后面的隐秘岁月似乎在勃勃欲出……然而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粮贩子却开始大肆活动。
私商得知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
在京津地区，私商在两个小时之内把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去徐州抢购黄豆。
一个叫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了25万公斤黄豆。
几天之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河南省南阳市各供应点经常聚集上千人排队争购；江苏省如东县的白蒲镇万人请愿，要求卖掉棉花、生猪而购买粮食；粮食牌价与市价脱节，这年春天，在产粮大省江苏，杂粮市价高于牌价15％，有的地区高出30％。
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抢购囤积，一些农民也惜售待沽。
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紧张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
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粮食抢购和抬价的风浪一波又一波。
局面岌岌可危，年轻的执政党该如何处置？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一个人，于是“陈大掌柜”临危受命陈云在建国后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从这一点上说，它相当于全国第一任的“大掌柜”了，全国人民的口粮出了问题，毛泽东自然要找陈云了。
果然，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中财委尽快拿出具体办法。
1953年9月，陈云连续十几天召集中财委有关人员开会，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云过去所提的征购办法，也被提出来讨论。
大家原来考虑到这个方案的强制性，可能会超出农村干部以及农民的接受程度，所以粮食部原先提交给中央和财经会议讨论的方案中，都没有提到征购。
经过讨论，大家议出了八种方案：第一，又征又配。
就是在农村里实行征购，在城市里实行配给；第二，只配不征。
就是只在城市配售，农村不征购；第三，只征不配。
就是只在农村里征购，在城市里不配给；第四，原封不动。
就是继续采取自由买卖的办法；第五，“临渴掘井”。
就是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了再来搞征购；第六，动员认购。
就是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然后由村支部动员农民认购，达不到控制数字不散会；第七，合同预购。
就是每年在春耕前由国家同农民签订预购合同，秋收时按合同交售；第八，各行其是。
就是不搞统一的办法，由各地根据情况制定办法。
陈云将上述八项办法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
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
”他的基本理由是“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
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
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
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
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与会者听取陈云的报告，一致为他经过缜密的八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所折历史的名词21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２００８年第1１期服。
大家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调剂粮食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将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办法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
对于这个办法，陈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
这年夏季的财经会议上，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刚刚因为新税制问题挨了批，但那只涉及国家与大批发商的关系，影响有限。
粮食问题可是跟谁都有关系，万一出漏子，那后果不知比新税制要严重多少。
陈云后来说：“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
硬家伙。
我这个人胆子小，有一点怕。
我跟毛主席讲，我怕开除党籍，二十几年了，搞不好就搞翻了。
”但是，舍此以外，别无他法。
粮食不统购统销，国家工业化的大局就没法保证。
陈云抛弃了个人利害得失的顾虑，毅然挑起了统购统销这付危险的担子。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意陈云的意见。
毛泽东让陈云负责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决议。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有关全国粮食会议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征购、配售”的名称可否改变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个名称有些吓人的。
对此，章乃器先生提出把“配售”改为“计划供应”。
陈云等就把“征购”改为“计划收购”。
两方面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一个月后，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
此令的颁布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正式出台。
一声令下，全国粮食市场一律关闭，一切买卖由政府掌控。
私营商贩与农村粮食市场的联系彻底切断。
基于同样的考虑，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还作出了《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2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食品公司，把副食品收购、销售与出口统统管起来。
1954年9月9日，政务院又颁布了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总之，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把包括粮食在内的一切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全面控制起来。
面对新问题，党和政府毫无经验，仓促上阵难免造成问题迭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指明了粮食的来去，即由国家从农村统购，在城市、镇统销。
但是这项制度的内容之新、覆盖之广、行动之果断是一般人难以想象和难以很快理解的。
尽管在统购统销正式施行以前，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于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做了预测和准备；尽管在贯彻统购统销过程中“全党动员，全力以赴”，但统购统销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党和政府对此也毫无经验，因此，统购统销开始实行以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混乱。
从层面上看，统购统销的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上到下许多干部群众没有思想准备，无法接受，其中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阻力之二是统购统销实行仓促，在具体操作上既无经验，也无制度。
统购统销推行的办法是由上级颁发控制数字和由群众实行民主评议。
然而问题是对核定农户的粮食缺口缺乏具体办法，存在盲目性，导致苦乐不均，有的农民卖粮食过了头，而有的农民则故意少报或不报余粮。
另外在粮食供应上也有多供或少供现象。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关系着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事关重大。
为此，中共中央强调必须“全党动手，全力以赴”。
接到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后，全国各地在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即开始在农村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万人。
在后来成为中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的大寨也经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在今天重温当年大寨的那段历史，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感受当年的艰辛和不易。
22就在大寨取得丰收的那一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
如何既要圆满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又要安排好村民的生活，是对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业社社长的陈永贵的一次考验。
1953年大寨农业获得了丰收，特别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丰收更为明显，陈永贵也就名声在外了。
但大寨村里还有人对他不服气。
初级社刚成立的那年冬天，粮食已经收下来了，一个在社外的单干户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在村里说起了风凉话。
他说：“不要再吹农业社的优越性啦！亩产125公斤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一亩地还打了150多公斤哩！”在今天我们听起来，一个人对新成立的农业社有成见说几句风凉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但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
他知道那个人的地里不可能打下那么多的粮食，他认为那个人说这番话的本意就是向初级社挑战，不承认合作社的优越性。
但是，那人毕竟没有直接攻击合作化，陈永贵也不便正面追究他的什么责任。
但这难不倒陈永贵。
陈永贵马上召集了全村会议。
他先在大会上宣布国家今年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虽说他当时不可能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义了解得这样清楚，但国家要求农民卖余粮这个关键环节他把握住了。
他说：“今年，农业社、互助组、单干户都丰收了，这很好！党支部相信国家第一次分给咱村的征购任务一定能超额完成。
现在就按各家自报的产量，把余粮卖给国家吧！”那位说风凉话的人，到现在才发现自己“撞到枪口”上了。
他本来没有产那么多粮食，实际上他的亩产只有100公斤多一点，如果按亩产150公斤卖余粮，就意味着连口粮也不够。
这可是涉及到全家人能否吃饱肚子的大问题，于是也就顾不得脸面了。
陈永贵后来多次讲到过这件事，说那个人这时的行为就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会儿蹲在墙角，一会儿又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
一边打还一边作贱自己，说自己的嘴“是坏嘴，是屁嘴”。
说这张屁嘴“不值钱，净是胡说”。
他一再说明实际情况：“我每亩地的产量，不管怎样也打不够150公斤。
”村里的人爱看热闹，这时都跟着说：“产量是你自己报的，不能有假？就按你说的数字算统购粮吧！”在关系到是否饿肚子的问题面前，那人只好四处讨饶。
他“交待”说：“我自己不入社，还反对别人入社。
我是怕入了社吃亏，才这么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