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

从解构到对话——论铁凝笔下的男性形象转变回首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以后应运而生高扬以女性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第一阶段到新时期文学进入女性潜意识和性心理层次个人化创作的第二阶段后，20世纪末一批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们走入欲望之所，大胆张扬对性的自由支配权，带领女性主义文学走入了第三阶段。

在这其中，于80年代登上文坛的铁凝对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无论是她那裹挟着浓烈性意识觉醒的“三垛”（《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还是具有深刻女性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的《玫瑰门》，无不表现女性肉体的觉醒，并以空前的胆识切入女性的原欲世界，从性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也就上升到了性心理层次和潜意识层次。

这是一个划时代，是一个女性真正长大、面对性别自我、寻找女性出路的标志。

因此，铁凝的创作对第三阶段的到来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然而，由于文化意义的缺席，商业动机的驱使，第三阶段里的“身体书写”在从男权话语的牢笼中突围而出的同时，又被统摄到无处不在的欲望化、商品化的陷阱之中。

女性成为了卖点，女性写作陷入了一种极端化狭隘化的危机之中。

这时，铁凝的另一部作品《笨花》却试图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开始了探索女性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在铁凝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纯洁的香雪、单纯的孕妇、生命力旺盛的竹西、扭曲雄化的姑爸以及老辣的司猗纹等一批形形色色的的女性形象。

但与此相对的，她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却鲜有可陈者。

正如女性批评家戴锦华所说：“在铁凝的作品里，没有可堪放入心灵圣坛的完美男性，没有令女人‘不能忘记’的爱情记忆；不同与她的同代人，铁凝作品中找不到对男子汉的渴求，对孱弱的的现代男性的失望与怨憎，甚至没有‘在同一地平线’上的性别间的角逐。

在铁凝的作品序列中，不乏男性的、真淳的的小人物，但他们显然不能奉献坚实的肩膀与支撑的手。

”○1他们大多以一种“被阉割”的姿态出现：肉体的孱弱与阳痿，精神的逃避与自私，使他们注定无法担当起女性依赖的对象和拯救者。

在《玫瑰门》中，庄老太爷本应是封建家长，然而他表现的却是自私虚伪和软弱无力。

在无法支撑庄家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只能依靠着那些对儿媳的诅咒和谩骂来维持他卑微的尊严。

司猗纹的丈夫庄绍俭因无法与自己心爱的齐小姐在一起，就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妻子的身上。

他以婚姻为名义，对司猗纹进行侮辱、亵玩，甚至将性病传染给她。

“他愿意把一切肮脏一股脑都到给司猗纹，在他看来，她就是他的垃圾桶，有什么肮脏尽可以随意掷”并且“倾倒的理直气壮，那何止是理直气壮，那是虚张出来的蛮横、勒索和几分幸灾乐祸。

”○2而作为庄家唯一幸存的男性庄坦，本应是这个家庭的中流砥柱，担当起孝顺寡母、保护妻儿的责任，然而羸弱的他甚至连“人最起码的那点根底”都没有。

在生活中他没用，甚至在夫妻生活中都在一直打嗝。

后来，在一次惊吓中，他的嗝终于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他也失去了性能力。

一次偶然，他竟被自己家锅里煮的一锅五香花生米给吓死了。

不能说这个看似荒诞的情节确实很带讽刺性。

在他心里，那些花生米就像做医生的妻子平常从母鼠肚子里解剖出来的小老鼠，他害怕，他眩晕，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早晚不是被解剖出来挤死就是被煮死。

在小说《对面》中，铁凝以一个男主人公“我”的视角解构了男性的欲望和矛盾，深刻地洞穿了男权社会充满私欲的本质属性。

“我”用望远镜偷窥对面游泳女教练和不同情人的幽会，“我”玩味着女教练的形体，并且忍受不了她竟然和一个长相粗俗的矮胖子幽会，所以“我”精心设计了让女教练的隐私曝光的计划。

当他们晚上幽会时，“我”在对面打开事先买好的500瓦电灯、调高收音机声音。

这个突然袭击让女教练惊恐、害怕、无地自容，最终导致了她心脏病突发猝死。

铁凝通过女教练之死揭示了男性窥视、占有心理的恶俗，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致命规约和戕害以及人性的脆弱和不堪。

而对她的另一部作品《棉花垛》盛英曾有这样的评析：“一个正义的乔被非正义的鬼子先奸后杀，一个非正义的小臭子被正义的国又是先奸后杀，这实在太令人震撼了。

然而正是这一笔，铁凝揭开了男性世界对女性强暴式的占有欲和征服欲，显示了他们对女性残酷蹂躏的性文化态势。

原来世界上男权文化都一样地视女人为肉欲对象，而要任意地拥有和享用她们。

”○3除了这些外，还有《麦秸垛》里大芝娘丈夫的软弱与逃避，《大浴女》里懦弱冷漠的俞大声，自欺欺人的尹亦寻以及贪婪变态索取的方兢等等。

铁凝对他们一一经行了挖掘和解构，使男性社会中父权、父权、神权等男性神话在人们面前坍塌崩溃。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女性不是作为所谓‘男性社会’——这是一个虚假的设定——的对立的反叛力量出现的，而是作为清算形而上学的个体力量所能显示的女性个体的独特的差异性和敏锐性，介入根本的恢复存在的生成性活力的斗争。

”○4女性最终的目标是要追随一种精神自由的创新空间，而女性文学对男权的颠覆与解构所产生的效果，并未达到男女平等，而是构建起了女权话语，这对女性本身又形成了新的干扰和迫害。

女性与男性在当代的关系由于性解放作为对男权的冲击的中介，体现出了极端的性霸权，成为统治男权世界的关键，由此带来的女性精神个性的提升过程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性。

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并没有走出狭隘。

从《玫瑰门》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司猗纹的一生充满了强有力的反抗，但她的结局还是充满了悲哀与无奈。

这也正是女性主义文本的悲剧：尽情解构和击穿男权社会的神话面具后，却无法构建一种双性协作模式。

“在我们足以断绝一切恶性性协作形式之前，男人和女人都将是半人类的，畸形的。

”○5因此，在解构之后，坐下来进行一次冷静的思考，探索出一条男女和谐共生的道路就显得尤为迫切起来。

就在这时，铁凝的《笨花》为我们打开了女性文学的另一扇窗。

在《笨花》中，铁凝一扫以往男性的“被阉割”形象，塑造了若干具有闪光点的男性角色。

男性不再是作为女性的陪衬而存在，他们有着卓越的才华、优秀的品格和鲜明的性格。

如老实勤恳的西贝牛，把新思想新观点带进笨花村的甘子明，舍生取义的瞎话等。

在这部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主人公向喜和他的儿子向文成。

向喜本是一个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农民，但身处乱世，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量招募兵马，使本没有远大抱负与长久眼光的向喜为了四两银子的安家费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从军后，他智勇善战、淳朴义气、重土恋家，他永远按照在笨花村形成的思维和准则去做人做事，他的仁爱中和给他带来了好机遇，使他从一个下级士兵升到了中将。

但最终性格耿直的他做不了一个善于在乱世中捕捉机会的弄潮儿，选择了归隐家。

，后又因为一个杂技演员挺身而出，与日本兵拔枪相向，最终开枪自杀。

在事业上，向喜凭良心做人，官至旅长、吴淞口要塞司令、浙江全省警务处长，但他从不炫耀，每次回乡进村都要衣着朴素地步行回家。

他识大体、顾大局，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毅然离开保定，选择归隐。

向喜的低调与朴实，坚韧与沉着，清醒与本分，使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坚守了内心的尊严与气节；在家庭上，他一生有三个女人，除了发妻，相继纳了二丫头顺容和女艺人施玉禅为妾。

但他却不是那种喜新厌旧、迷恋女色的人：向喜给发妻打了一枚铸有“向梁氏同艾”的金戒指，“这枚分量不轻的金戒指不仅是向喜对发妻的一份情意，也是向喜对发妻身份的再一次郑重确认”○6而且，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把“四蓬缯”的被子带在身边。

“四蓬缯”这块由同艾亲自从纺线、染线、浆线、直到上机织布而后缝制成的被子，虽非为他俩的定情之物却胜似定情之物。

同艾每次见到它空落的心就会漾出几分欣慰和踏实。

与此同时，他并不怠慢二太太顺容，也尊重施玉禅为事业的执着追求。

身为丈夫，他关爱体贴女人，作为父亲，他也关心孩子的成长。

他的言传身教对向文成的成长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小教儿子《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儿子长大后又为他订阅《申报》，并鼓励他学医。

在文本中“府门摸鱼”、“背诵《弟子规》”等场面也表现了父子关系的亲密无间。

在对女儿取灯时，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入学教育，向喜表现出了无微不至的父爱。

铁凝通过向喜这一人物，把传统文化中的美好都寄予在他身上。

正如她自己所说“他并非乱世之中的英雄，他仅是历史风尘中的一颗尘土，但却是珍贵的尘土，是一个民族的底色。

”○7如果说向喜是在风云际会中演绎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品德，那么向文成则代表了深深植根于土地之上的质朴的人情之美。

在文本中，向文成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是笨花村人的依靠和骄傲，是笨花村走向文明的直接引路人。

他虽貌不惊人，自小有着严重的视力缺陷，但自尊、自强的他精通医术，还自学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

他有胸襟、有气度，他身在笨花心盛天下，乐于接受一切新生事物。

他为人低调，处事中庸平和，对自己的孩子也同样爱护有加。

为了纠正儿子取备口吃的习惯，他精心设计了一幕“出埃及”的文明戏。

后来，他又积极鼓励向武备行医，成为抗日中一个积极的医护人员。

在《笨花》中，里面没有了女性主义文本中的“憎父”和“杀父”情节，这里的父亲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的、真正的父亲，承担者照顾家庭和关爱孩子的责任。

而且文本里也没有了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争斗，女性不再把男性视为一种情感的寄托，而是当成一种亲人间的惦念。

《笨花》的问世并不意味着铁凝的妥协，而是昭示了她在以一种更加冷静和成熟的理性方式来思考着女性主义。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娃曾说过，“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蜕变为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

”解构并不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出路，因为男女两性不能独立或对立而存在，寻求双性和谐之途才是最切要的问题。

21世纪应当是一个建设全面和谐的世纪，而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证明，颠覆男权中心并不是为了建构新的女权主义，而是真诚地探寻两性间的和谐共存，而这就要进行两性间的对话。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从自己的性别极地退回到边缘地带，平等地进行对话和交流。

”○8这种对话将是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得以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多元文化共存应有的必然结果。

所以，铁凝的这种转变显然是更富理性的，是两性关系的一种重新思考和定位。

从批判到宽容的态度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更温和、宽厚和发展的女性主义。

我们相信，这种努力和探索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带领女性主义文学走向更宽广的天地。

参考文献：【1】戴锦华. 《涉渡之舟》.西安：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铁凝.《玫瑰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3】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芭芭拉.约翰逊《我的怪物/我的自我》——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铁凝《笨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南方周末》，2006-02-09【8】盛英《再议对“男权话语”的批判》，2003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