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礼记》中的“大同”和“小康”
礼记·礼运》《大同》翻译-礼记礼运大同篇

礼记·礼运》《大同》翻译|礼记礼运大同篇《大同》——《礼记·礼运》为西汉儒家学者所记之战国、秦汉间儒家的言论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
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译文】以前孔子曾参加蜡祭陪祭者的行列仪式结束后出游到阙上长叹的样子。
孔子之弹大概是叹鲁国吧!子游在旁边问:“您为何感叹呢?”孔子说:“(说到)原始社会至善至美的那些准则的实行跟夏商周三代杰出人物(禹汤文武相比)我赶不上他们却也有志于此啊!”“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公众的。
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
讲求信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睦。
因此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
使老年人得到善终青壮年人充分施展其才能少年儿童有使他们成长的条件和措施。
老而无妻者、老而无夫者、少而无父者、老而无子者都有供养他们的措施。
男人有职份女人有夫家。
财物人们厌恶它被扔在地上(即厌恶随便抛弃财物)但不一定都藏在自己家里。
力气人们恨它不从自己身上使出来(即都想出力气)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
因此奸诈之心都闭塞而不产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会出现因此不必从外面把门关上。
是高度太平、团结的局面。
”“如今大道已经消失不见天下成为私家的。
大同小康礼记

1.君位:天下為家
以禮 2.諸侯:大人世及
三代
各親其親,各子 貨力為己 謀用是作
義為 以為禮
時期
其子
功為己 兵由此起
紀 3.外交:城郭溝池
以私為出發,以仁義為依歸
以為固
第貳單元 題解與作者
一、 寫作背景
禮記,即小戴禮記,為孔子弟子及其後學所記,由西漢戴聖編訂成書,是儒家禮治教育與人格教育的重要典籍,全書共四 十九篇。今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為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5.孔穎達注五經,其「禮」指禮記。
五、大同與小康比較
分類 大同之治
小康之治
時間 治道 政治制度
社會制度
經濟制度 成效
其他
不獨親其親,不 貨不必藏
1.君位:天下為公
謀閉而不興
五帝 以仁
獨子其子
於己
2.諸侯:選賢與能
盜竊亂賊而不作 以公出發
時期 為治
老有所終,壯有 力不必為
3.外交:講信修睦
外戶而不閉
所用,幼有所長 己
(3)專禮: ○1 喪禮:奔喪、檀弓上下、曾子問,以上四篇論變禮;喪大記、喪服小記、雜記上下、服問,以上五篇是記喪制;大傳、 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以上五篇是論喪義。 ○2 祭禮:祭法,所記為祭制;祭義、祭統,以上二篇是在論祭義。 ○3 其他:冠義(冠禮)、昏義(婚禮)、鄉飲酒義(鄉飲酒禮)、射義(射禮)、燕義(宴飲禮)、聘義(聘禮)、投壺(投壺 禮)等。
(一)、成書
禮記未成書之前,可能是有人閱讀儀禮時有所體悟,隨手把自己的心得、見聞及論點附記於儀禮各篇之後,以札記的形式 詮釋禮義,所以禮記中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等篇,分別是解釋今本儀禮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 射禮等篇;而儀禮中有十一篇的末尾還保留著「記」,都是禮記本附屬於儀禮的痕迹。
读史知兴亡:“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读史知兴亡:“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天道两个时代的发展思路的区别:毛主席时代的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也就是集体所有制;在城市是以“国营(全民所有国家代理经营)”工人“以厂为家”。
也就是全民所有制。
消灭三大差别,政治经济上追求人人平等。
道德上提倡无私奉献,五湖四海。
后来的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农村是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单干,包产到户,小农经济;在城市是以“国营(全民所有国家代理经营)”改“国有(官僚所有)”,最后私有(资本家所有),工人“以厂为家”改为“劳务合同”(劳动成了商品)。
鼓励一部人先富起来。
这套“理论”被称为小康社会,什么是“小康社会”?我们求诸华夏文明的深井,发现小康社会是与大同社会对立而言的。
一、大同社会《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最彻底的“天下为公”不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吗?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就是“大道之行”吗?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
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
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
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孔子怎样论述小康和大同

孔子怎样论述小康和大同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政治、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小康和大同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他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理想境界的独特见解。
孔子对小康的论述,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
在孔子看来,小康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是人民温饱、生活宽裕的状态。
在《论语》中,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小康社会的向往。
孔子认为,只要人们能够过上安居乐业、温饱自足的生活,就是小康社会。
他强调了以德治国,兴礼治民,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和谐。
在孔子看来,实现小康社会不仅需要政府的善政治理,更需要人们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孔子对大同的论述,展现了他对人类理想境界的追求。
在《大学》中,孔子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父,父壹是子,子壹是孙,以序齿不污,不废(从天子到庶民,都以父子之道相连,以此来保持家族的纯洁)。
”这表明孔子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孔子认为,大同社会就是人人平等,彼此相亲相爱,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没有欺诈和争斗。
在大同社会中,人们能够和谐共处,共同进步,实现人的社会化最高境界。
孔子认为,实现大同社会需要人们彼此关爱,相互尊重,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孔子对小康和大同的论述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理想的思考和追求。
他强调小康社会需要政府的善政和人们的道德修养,大同社会需要彼此关爱和道德品质的提升。
孔子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希望我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思想,为实现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
第二篇示例: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对于小康和大同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
大同小康礼记

二、大同與小康常考重點作者:禮記,孔門後學者所記關於禮的文章。
出處:選自小戴禮記之禮運大同篇。
題旨:記敘孔子感嘆魯禮衰頹之際,藉答弟子之問,暢談大同與小康之治。
內容:論敘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的區別,但充分流露孔子對大同世界的嚮往之情,是儒家政治思想所標舉的最高境界。
特色:藉孔子答問鋪寫而成。
就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前後以對比方式呈現。
第壹單元國學概要一、經書沿革二、集體創作之文學作品三、禮記四、三禮比較五、大同與小康比較第貳單元題解與作者一、寫作背景禮記,即小戴禮記,為孔子弟子及其後學所記,由西漢戴聖編訂成書,是儒家禮治教育與人格教育的重要典籍,全書共四十九篇。
今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為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一)、成書禮記未成書之前,可能是有人閱讀儀禮時有所體悟,隨手把自己的心得、見聞及論點附記於儀禮各篇之後,以札記的形式詮釋禮義,所以禮記中的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等篇,分別是解釋今本儀禮的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等篇;而儀禮中有十一篇的末尾還保留著「記」,都是禮記本附屬於儀禮的痕迹。
其後,由於儀禮各篇餘簡有限,乃獨立成篇來撰寫,各篇文字因此而可以大加發揮,內容也不再侷限於儀禮的詮釋,反而成為記禮、論禮的豐富資料庫。
後來有人將這些單篇零散的論禮文字整理選編成專書,選編者不同,所選輯收錄的專書內容也有不同,為了便利區別,就在各書之前冠上編選者的姓氏來加以區別,如戴德所編為大戴禮記、戴聖所編為小戴禮記。
東漢時,經學大儒鄭玄跟從經學家馬融學習小戴禮記,其後並為之作注,小戴禮記於是成為定本,廣為流傳,到漢靈帝時刻熹平石經,更被刻入石經,並列為「七經」之一,這就是今日通稱的禮記。
(二)、內容禮記四十九篇來源龐雜,篇次零亂,乍讀之下,不易了解其端緒,所以從古以來就有分類研讀的方法。
劉向別錄歸為十一類;吳澄禮記纂言分為四大類;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釐為十類;蔣伯潛經與經學析為四大類。
高明先生禮記概說重加以整理,分為三大類十三小類,脈絡更為清楚,敘述如下:(1)通論:○1通論禮義:禮運、禮器、郊特性、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等六篇。
儒家“大同”、“小康”思想探源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大同”、“小康”思想探源及其当代启示作者:陈彤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1期摘 ;要:“大同”、“小康”是先秦儒者在《礼记·礼运》中提出的一组十分重要的社会学说,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通过文献阅读,追溯两者语词源头及思想流变,结合近现代的阐发及运用,揭示其丰富的意蕴内涵,以期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大同;小康;礼记;探源;启示作者简介:陈彤(1994-),女,江苏淮安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史、训诂学、《尚书》学。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1--02“大同”、“小康”可见于先秦诸篇典籍,一般认为儒家“大同”、“小康”的观念成型于《礼记·礼运》。
“大同”是当时儒家对上古尧舜禹时代“公天下”的追忆和总结。
东周以降,“家天下”取代“公天下”,“大同”社会不复存在,“小康”应运而生,成为儒家社会治理的新方案。
近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何休“公羊三世说”的形式基础上结合西方进化论提出进化史观,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三,明确“太平世”之“大同”优于“升平世”之“小康”。
孙中山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提出“天下大同”、“社会大同”的治世理念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当代中国国情,作出建设“小康社会”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在“小康”建设的关键节点先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
流传至今的儒家“大同”观、“小康”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与中国人的政治探索、文化实践、价值追求紧密相连,在当下乃至以后很长时间的民族发展进程中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
一、先秦典籍中“大同”、“小康”之语词辨义“大同”在上古典籍中较多出现,《诗经》也有“小康”之用,《礼运》成篇前的传世文献中,二词语例释义如下:(一)上古“大同”语词辨义《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

大同、小康与礼乐生活的开启陈赟“大同”与“小康”是两个值得重视的概念,从近代的大同理想(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到今日的小康社会的积极营建,都可看到这两个概念参与了中国的现代性意识的生成。
但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极为古老,最早在《礼记》中的《礼运》中出现。
也正是在现代性的历史与意识及其自我理解过程中,这两个概念均被作了现代的诠释,以至于大同概念在今日难以与“乌托邦”的思想模式分割开来。
事实上,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葛瑞汉(Angus C. Graham)将《礼运》中的“大同”观念视为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①]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张颢教授等亦作如是观,这一点几乎构成了现代人的通见,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推断,孔子所代表的整个儒家思想传统都具有乌托邦性质。
[②]本文所要质疑的,正是这种习以为常但又未经检视的通见,我将指出:《礼运》的“大同”思想应该放置在礼乐思想的传统而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才能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是礼乐生活世界的导出,而不是大同之世的回归,才构成了《礼运》思想的本旨,由此所敞开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传统的非乌托邦性质。
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试图通过对《礼运》的分析,丰富并深化对现代政治传统中的乌托邦的理解。
一、礼乐生活起源语境中的“大同”与“小康”话语若其精义之存,一以天道人情为端,质文递变,与时偕行。
”(同上,第548页) 大同、小康的话语最初是“礼运”的一部分,并且只是在作为“礼运”之构成部分时,才能敞开“大同”与“小康”这两个表达所真正承担的原初的概念论证功能。
《礼记·礼运》的本旨不是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同乌托邦,相反,它要探讨的是礼的起源与演化,也就是“礼”之所“运”。
所以,孔颖达《正义》云:“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故以《礼运》为标目耳。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联系
【特别提示】 (1)全面小康的目标与全面小康的经济目标不是一回事,二者不 能等同。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是使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失, 并非使所有贫困人口都过上小康生活。 (2)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它是继续消除贫困的阶段,是由片面发展转向全面发展的阶段, 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不是全国同时同步实现 小康社会。 (3)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在科学发展观的 指导下实现由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发展,即实现全面小康必须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小 康 社 会
1、《诗经》中的“小康”
“小康”一词,在《诗· 大雅· 民劳》中曰: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其意是讲, 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的希望就是 过上小康的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小康”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普通老百姓的理想生活水平。是 指一种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生活状态, 即温饱有余而富裕不足。《诗经》中讲 的小康就是这个意思。
二、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
性目标,你了解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吗?
“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Step 1 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 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 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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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礼记》中的“大同”和“小康”。
概述因素和成圣的最高人格相适应,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世界大同。
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了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根据《礼运》的这段描述,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
2.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3.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4.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5.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6.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大同世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谓是思之深刻而虑之长远的,除了所有制的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则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礼运》作者的天才?是文化现象的偶然跳跃?还是传统说法的圣心所起呢?实际都不是,它是有本有源的,这个源本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远古文化,以及灿烂的《易》学思想,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小康思想和反王权的大同思想相反,小康思想则是歌颂王权的,也惟其有歌颂王权的小康思想的掩护,反王权的大同思想才得以存在;作为思想才不致被历代王权所取缔。
儒家的小康思想与大同思想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编。
文章在以“是谓大同”总结了上文之后笔锋一转,用完全与大同思想相对立的语言开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景象,小康与大同几乎全是对立的。
在这里,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天下为公”的响亮口号改成了“天下为家”。
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
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
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
”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
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一是礼,一是义。
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世袭的王权服务的。
有权力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尊敬,受到膜拜,就要至高无上,这就是“礼”。
尊重权力既然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所以要“城郭沟池以为固”。
而权力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义”来维护,就是因为它是世袭的,没有民众基础的,受到人们反对的。
礼、义的本质从反面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由于世袭权力的需要产生了礼、义,于是礼、义成了权力世袭社会的纲纪,用以规范一切行为道德。
作者一连举出了七个方面的行为规范: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贤勇知。
以礼义正君臣关系,以礼义笃父子关系,以礼、义睦兄弟,以礼义和夫妇等等。
除此之外,制度的确定,田里的建立,贤智的鉴别,一切皆以礼、义为标准,以礼义为依据。
礼、义表面上是超脱的、公道的,实际上是依附于权力的,为权力服务的。
权力的世袭产生了礼、义,同时也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观念:“以功为己。
”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既然“以功为己”,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开动脑子,以资防备,以行进取,因为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就要打你的主意,于是“谋用是作”。
用者因也,各种损人利己的阴谋因此产生,人人勾心斗角,社会危机四伏。
心斗之余继之以言,言斗之后继之以力,于是“兵由此起”,争斗无宁日。
尽管礼、义是为权力而设的,然而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又必须崇礼倡义,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便是榜样。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懂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禹、汤等六君子治世,以礼为纲,以著义、考信、明过、扬慈、奖让六者为目,而且示民以常久,使之成为风气,如此社会方能在人自为私的情况下大体安定,谓之小康。
康者安也,所以说大体安定。
“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凡不能这样做的,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
不难看出,《礼运》的作者对小康社会是名褒实贬的。
针砭之一,公开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丧失了“大道”而以天下为家的社会,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
针砭之二,这个在家天下统治下的小康社会是个人各为己,自私自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社会,而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都是因为“大人世及”引起的。
针砭之三,这样的小康在漫长的三代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达到,实际上在“谋用是作”的环境里是无法达到的。
打开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
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
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
所以,《礼运》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礼运》中的小康尽管与大同相形见绌,且又语多贬辞,但秦汉以后的儒者尊小康而不言大同,具体表现是以三代为法,尊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于是大同的历史和理想被抛弃了。
造成大同历史割裂的始于东汉郑康成。
郑氏注《礼记》,以大道之行为五帝事,而五帝通常包括黄帝、尧、舜。
黄帝、尧、舜之世并非“谋闭不兴”,黄帝曾战蚩尤于涿鹿,舜征有苗。
由于混淆了大同和小康的历史界线,大同世界的“谋闭而不兴”与小康之治的“兵由此起”发生了矛盾,于是后儒补充纠正并为之圆场说:“《正义》曰以三王之时教会稠数,欲责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则致如此。
然谓谋作兵起也,案《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尚书》舜征有苗,则五帝有兵。
今此三五之时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设久矣,但上代之时用之希少,时有所用,故虽用而不言也。
三王之时每事须兵,兵起繁数,故云兵由此起也。
”其实这个圆场是无法使圆的,既然是“谋闭而不兴”的大同世界,何设兵之必要?既以设兵,何大同之有?且《礼运》明明是说:“兵由此起”,指的是小康之世的三代禹汤文武的盛世。
起者始也,不是此时才兴起的事,怎么能说“由此起”呢?其实这种解释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兵起何时,而在于混淆“大同”与“小康”的界线,大同既然也有战涿鹿、征三苗之事,说明兵者自古有之,乃至“每事须兵”。
既然社会要靠武力来维持,则《礼运》描写的“天下为公”的原则,“讲信修睦”的世风,彼此亲善的关系,人人为公的道德,以及“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
何以要混淆大同与小康的界线呢?目的又在于为“大人”的家天下讳。
后世注家在解释小康的“大人世及”一语说:“注:大人,诸侯也。
”为什么“大人”指诸侯,而不能指天子呢?天子难道不是典型的世袭么?为了说明“大人世及”不是指天子而是指诸侯,注者又作了极其无力的解释:“《正义》曰:上既云“天下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为礼,明大人非天子。
凡文各有所对,《易·革》卦,大人虎变对君子豹变,故大人为天子。
”注者解释的唯一理由是“凡文各有所对”,因为上文的“天下为家”讲的是天子,所以下文的“大人世及”必然是讲诸侯,就像《革》卦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一样。
这个理由就有此强词夺理了。
或以为“天下为家”就是王者视天下为家,说的是王者对天下关切之深,所以“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的宏旨是一致的。
这是对原文的恶意歪曲!原文清楚地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是“天下为公”的大道隐去之后才出了“天下为家”,后者是前者的倒退和反动,何言宏旨一致?为什么先人的合理思想于千百年后反遭到后人的歪曲呢?没有别的,王权的影响所致,所以说后人的思想就一定比前人先进,处处用进化论来套解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
大同思想与《周易》的渊缘关系早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出现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大同思想本来就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并非是无缘无故地偶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思想渊源和社会基础,而这些大多又与《周易》的思想和材料相联系。
(一)历史渊源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特别又有着极其丰富的介于历史和传说之间的远古史资料。
《周礼·春官》:“外书掌书外气,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三皇五帝之时不一定有正规的史籍,但既然设专门衙门掌管,至少也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包括文和献的两个方面的史料。
三皇五帝是我国远古史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许多带政治和制度性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
三皇虽然和五帝并称,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风貌。
桓谭《新论》:“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霸)以权智。
”阮籍《通老论》也说:“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
”道法自然,“以道治”也就是按人类社会最初的状貌来治理,指的自然是原始共产社会。
原始社会是无所谓皇与帝的,也无所谓权力。
黄石公《三略》区别三皇与五帝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说:“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行焉。
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设矩备衰,有察之政,甲兵之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
”三皇时代是不存在政教的,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故天下无所归功于帝者”,然而天下太平。
有王的时代就不同了,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规矩原则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然而也天下太平。
所谓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
对照前面所述的大同和小康,正好是大同属三皇时代,而小康则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
借用孔子的口气说:“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来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孔子感叹自己其生也晚,未赶上大道施行的时机,也未见到三代英明之主,然而却向往天下为公的大道。
这算是提起下文的导语,同时也是有意制造模糊的巧设。
我们知道,“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英”自然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六君子,而六君子都是小康之治的代表。
然则行大道的是谁呢?是什么时候呢?作者没有说。
其所以不说,其中就有个肯定王权与否定王权的问题,因为三代之前是三皇和五帝时代,明确说大道之行在三皇时期,则颂扬大道便是否定王权;如说大道之行在五帝时期,虽然肯定了王权,但却伤害了大道,因而既不说三皇,也不说五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