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庄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

略论庄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摘要自由是人类内心深处最迫切的渴望。

追求自由也是庄子哲学中反复申述的一个哲学命题。

追求绝对自由是庄子自由观的主要内涵,历来有贬低庄子绝对自由的倾向,认为这种自由虚无缥缈,异想天开,没有多大价值,我认为庄子的这种自由逍遥无拘、汪洋恣肆，对我们反省人生、澄明心境，认识社会有启迪、引导作用。

庄子是个悲观主义者，“福轻乎羽,莫之知载; 祸重于地,莫之知避。

”庄子生活的时代，“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下层人民生活艰难，饱受压迫。

庄子对当时社会现实极端不满，却又无可奈何，想逃避又不能做到，无地彷徨。

庄子看到身外之物对人的奴役，人已不堪重负，人类受自然规律与社会规范的制约, 不可避免要面对生老病死、同类倾轧等令人痛苦不安的人生问题。

于是庄子提出解脱之道，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绝对的人生自由，以达到无待的自由境地，以期“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关键词：绝对自由庄子人生悲剧人生对自由的渴求（庄子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齐物论》）庄子不仅悲观，甚至厌世。

人人都在疲于奔命，为名利勾心斗角，有的丧失自我，失却本真，有的身不由己。

后世有“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悲叹。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之入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

（《知北游》）人生就是负累、痛苦，人自出生就有各种需求，人的欲求不曾停止，肉体受到摧残，精神也不能安宁。

人劳碌奔波、痛苦挣扎，身为形役，心为物累，这样的生活是意义贫乏的生活，这样的人生是可悲的人生。

人生短暂，亦属可悲。

人把生死当作一件大事，不能超脱，因此常怀忧虑，甚至恐惧，成了抹不去的阴影。

苦难到自由的解救之道庄子的人生观首先立足于解决人的生存困境，企图帮助人类摆脱现时社会困境和最终生命困境。

这是从苦难中寻求解脱之道。

庄子鄙弃世俗道德，要摧毁已有的价值体系，不认可世俗社会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热切向往逍遥自适的境界，追求绝对自由。

为了消解人生苦痛，庄子有一套处世办法：1、齐同是非，齐同死生庄子取消了一切事物的区别，消弭了人类认识上的差异，推导出死生一如, 是非平齐, 万物通一的结论, 这样人生遭际再困苦, 内心都不会感到痛苦。

既然一切是非成败, 宠辱尊卑都是相同的, 那人的名利之欲显然是多余的, 只会徒增人世纷争。

庄子进而主张去欲, 使内心远离人间纷争而获得自由。

人贵珍奇难得之货，故常争夺，人受物欲煎熬，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贵贱美丑皆为人主观强加的，“以道观之”，则物与物并无差别。

人常常“自贵而相贱”，蜩与学鸠笑大鹏，皆因不懂得“道”。

山木不材，终其天年；雁不能鸣，招致杀身，人想要保身，必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然而庄子仍觉得“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仍不能“免乎累”。

无论材与不材，皆不能只受福而不受祸。

只有“乘道德而浮游”，“物物而不物于物”，对一切皆为主动而不为被动。

才能“免乎累”。

“吾生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

人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局限性，故而“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实属常情，但是这样的常情并不能帮助人求得解脱，人需要齐同万物之思。

生老病死, 不随人意，自然之道。

《大宗师》篇中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死生亦大矣。

生死之惑,是哲学探讨的重大问题。

迄今为止, 死亡是人不可逃脱、无法战胜的命运。

哲学乃是要人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孔子没有直面死亡, “未知生, 焉知死”, 儒家注重现世的、在世的人生价值的实现。

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实践。

至于死亡, 与现实人生关系不大, 他们是不愿意深究的。

但对庄子而言,他追求的是绝对自由, 而死亡无疑是个体自由的最大限制, 因此, 他不能回避生与死的问题。

在庄子看来, 死为生之天然的结果，人面对生死,首先要从认识上超越生死对立,明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即齐同生死的道理;进而要从实践上超越生死,做到“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再进一步还要把死看作人的“归本归真”,看作人的彻底解放。

这样,就可以生时不乐,死时不忧,倏然而来,倏然而去,对生死问题能有一种彻底的达观态度。

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就是“道”的自我展现过程。

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执着于生命,而对死亡怀着深深的恐惧,就是因为人们未能体会出自己生命的本质,未能认识到生命其实就是道的体现。

庄子认为,以“道”观之,人的生命不过是构成“道”的无穷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

任何事物的存在在本原上都是永恒的，无所谓生死、成毁，生只是造物的假借，从而将生死差别泯灭，存亡为一，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从“道”的角度去审视生命,将人的生死过程归依于“道”的生成运动,就能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进而领悟生命的真实意义。

人就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而获得绝对自由。

人要得到绝对的精神自由, 不仅要摆脱一切外界条件的束缚, 而且要摆脱自己肉体的束缚, 他认为人死了, 摆脱了形体的束缚和牵绊, 精神和道和在一起, 像道一样无所不在地“逍遥”, 永恒不灭。

庄子妻死,鼓盆而歌。

庄子将死,弟子想厚葬他,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矶,万物为赍送。

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恐乌鸢之食夫子”.庄子则回答:“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蟠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列御寇》)。

这里生动体现了庄子对生死大限进行超越的一种坦然、旷达的态度。

庄子通过“以道观之”,而将有限的生命“与道合一”。

在这里庄子看到的是“道”的永恒。

2、安时处顺，顺乎天命天命不是人能改变的，庄子于是采取顺从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人间世》）“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养生主》）“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德充符》做到“安时而处顺”，“无情”，才能哀乐不能入，才能好恶不“内伤其身”，也不妄为，给自然本性强加什么。

不要有喜怒哀乐的起起伏伏，才是德性修养的追求。

“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人生在世，常常“事与我而相违”，人心虽有美好愿望，却不能事事如愿，况且有许多不知原因的必然性，庄子皆归之为天命。

尽管事物变化, 命运无常, 心灵始终保持平和,安逸自得, 不失怡悦。

对于困在陆地上的鱼, 相濡以沫、挣扎求生的情状, 庄子也只发出“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感慨。

个体的自我挣扎、与命运抗争的做法, 在庄子看来, 是违背自然之道的。

庄子认为“其( 事物) 分也, 成也; 其成也, 毁也。

凡物无成与毁, 復通为一”,一切事物从通体来看没有完成和毁坏。

庄子的解释虽然不合今人的目光，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可以理解的。

庄子对命的解释是服务于其绝对自由的。

没有“命”的抚慰，人是难以从各种不如意中解脱的，遑论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

3、心如死灰，哀乐不入世间诸多烦恼，皆因心动，感官的欲求，是人的一大负重。

庄子主张人应该“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不妄想，不妄为，处于麻木无知状态，“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忘掉肉体，放弃对机巧知识的追求。

在知识方面，取消一切分别，而至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生活的动机失去了, 生存的实践性也被取消了, 人生在自我放逐中循入虚无。

庄子在追求他的自由的同时, 人为地抑制以至消除一切合理或不合理的欲念, 否定了人的主观意志, 也牺牲了主体的实践。

麻木无知的不动心固然是消极的，但它是建立在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自信与认真之上的。

庄子相信，经由此道，人可以断绝欲念对人的拖累和牵制，人才能身轻如燕，自在闲适。

庄子认为，哀乐之情与利害之欲一方面为人之本性固有，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免却，即“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

于是，情欲是人的精神自由的沉重锁链，此乃来自自我的人生困境。

名利竞逐、趋乐避苦，看似符合人之本性，实际是自缚手脚，让人不能逍遥。

庄子虽然饱受贫困之苦，身居陋巷，常常食不果腹，受人讥嘲，但却拒楚威王宰相之聘，表示“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生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认为，“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

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庚桑楚》）庄子此说自然是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

庄子主张超脱世俗道德与情感，“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

而对于如何才能摆脱情与欲的限制，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本性的真正理解，达到“喜怒哀乐不入胸次”，顺乎自然，内心深处不为情欲所动，不为外物所扰，即“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世间》），“外化而内不化”，才能达到内心的宁静平和。

所以，除了自己的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以外，《庄子》里还谈到如下一则故事：老子死后，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只是随众人哭了三声就出来了，并解释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古者谓是帝之悬解也”（《养生主》）。

可见，在庄子看来，人只要理解了自然的本性，进而顺应自然，就可以削弱感情，消解情欲，亦可超越情欲的限制。

4、做无所待之游虽然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九万里”，仍需借助风；列子“御风而行”，半月而返，无风则不得行，故其逍遥非无所待。

推之世上之常人，必先有富贵而后快乐，或名誉或感官刺激，然而这都是极狭隘短暂和受限制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由。

即使纵情山水，放浪形骸，不拘于世俗礼义规范，仍不免受限于形体、环境。

庄子认为的绝对自由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顺应和驾驭自然界复杂变化之规律，遨游四海，无须任何外在条件。

这种绝对自由是人所不能达到的。

在庄子看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任情适性,求得自我生命的自由发展,摆脱、超越外在的客体存在和内在的各种对人的束缚和羁绊,发挥自我,认识自我,做无所待之游，以达到精神上的最大自由。

绝对自由的困境庄子认为，这一境界只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才能实现。

所谓“无名”就是要消除求取名声的欲望，寄心于万物之外，不“以天下为事”，“物物而不物于物”；所谓“无功”就是要消除人们求取功利的贪欲，即不“以物为事”，也即无为；而所谓“无己”，是在“无名”、“无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忘掉自己形体的存在，从而把精神从“物累”当中彻底解放出来，达到“吾丧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