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明李东阳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

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1]但选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又为历代论诗家所喜用。

所以考察选本发展的历史，对于把握历代诗学思想的演进，关系甚大。

历代的宋诗选本，对于宋诗的态度，一般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一、站在尊唐的立场上，认为宋诗也有似唐诗者。

选者或在宋诗尚处弱势地位时，借唐诗之尸，以还宋诗之魂，如元方回之编《瀛奎律髓》；或当唐宋诗之争激烈之时，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巩固唐诗地位之实。

总之，在不同的条件下，这是一种双方都可利用的策略。

宋诗固然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如此而选宋诗，则其真面目自然难以尽显。

二、认为宋诗既有对唐诗的继承，更有对唐诗的发展，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如清吴之振等所选之《宋诗钞》。

这在宋诗的认识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唯其如此，宋诗方有可能取得与唐诗分庭抗礼之资格。

三、在充分肯定宋诗价值的同时，以唐诗矫宋诗之失，并进而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自立一家，如晚清之宋诗派。

如此，才算对宋诗的利弊与真精神有了一个比较完整、辩证的认识。

当然，实际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有时往往几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一种思潮被击败之后，又会卷土重来。

但从总体上看，宋诗的地位经过数百年的斗争，最终得到了确立。

至钱钟书先生《谈艺录》“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

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之论出，唐宋诗之争始随之暂时告一段落。

而对于宋诗的认识，即使当前仍处于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

本文拟通过对历代主要宋诗选本的发展的探讨，来看诗坛上聚讼纷纷达数百年之久的唐宋诗之争。

有的选本，所收非止宋诗，但因其对宋诗的流传，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故理应也列入讨论的范围。

对于诗学思想不甚显明或影响一般的选本，则相应地在叙述上从略。

宋人自编的宋诗总集，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言之已详，将其分为唱和诗总集、书商刻印的总集和按内容分类的总集三类。

其中唱和诗总集包括《翰林酬唱集》、《禁林宴会集》、《商於唱和集》、《二李唱和集》、《西昆酬唱集》、《坡门酬唱集》、《同文馆唱和诗》、《南岳倡酬集》、《月泉吟社诗》等；书商刻印的总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等；按内容分类的总集包括《声画集》、《古今岁时杂咏》等。

[3]其实，除以上所列，尚可举出数种，如《九僧诗》、吕祖谦《宋文鉴》、曾慥《宋百家诗选》及《江西诗派》、《两宋名贤小集》等。

[4]另有传说为刘克庄编集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而首开唐宋诗之争的，可能要属南宋吕本中所编之《江西诗社宗派图》。

其图以黄庭坚为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

其序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扬抑反复，尽兼旧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裁或异，要皆所传者一。

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自此以后，学诗者群趋于江西之一途，而南宋前期诗坛遂为其笼罩。

进而引发出张戒、严羽等人对“宋调”的反思与批判，拉开了数百年唐宋诗之争的序幕。

元代编纂的宋诗总集，著名者有《谷音》和《瀛奎律髓》。

另有陈世隆编《宋诗拾遗》二十三卷，其国内唯一传世的抄本，藏于南京图书馆，书前有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的题识，云：“厉樊榭撰《宋诗纪事》，亦未见是书，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

”可见其珍贵。

而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是一本唐、宋五七言律诗总集，其选诗目的在于重振江西诗派之旗鼓，并与专工唐律之永嘉诗派争胜，故提出“一祖三宗”之说，谓“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为一祖三宗”（卷二十六）。

杜甫的诗歌，既是盛唐诗风的代表，又有下开宋调者，方回将江西诗派上拟盛唐，虽有偷梁换柱之嫌，但其看到了江西诗派与杜甫诗歌的某种联系，亦为卓识。

宋诗之价值，到底是建立在其与唐诗之“似”还是与唐诗之“异”上，宋诗到底能不能与唐诗分庭抗礼，什么才是宋诗的精华，这些问题成了之后明清诗坛数百年来聚讼纷纷的焦点。

在公安、竟陵出现之前，整个明代的诗坛可以说是笼罩在一种宗唐的诗风中的。

表现在选本上，明初高棅继元杨士弘《唐音》之后，成《唐诗品汇》一书，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而“盛唐”正宗之声价，遂以论定。

其后，前后七子又有“诗必盛唐”之说，李攀龙选历代诗而成《诗删》一书，唐后直接明代，宋、元诗竟一字不选。

故《四库》提要评之云：“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

……然则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为程，未容以时代为限。

宋诗导黄陈之派，多生硬杈桠；元诗沿温李之波，多绮靡婉弱。

论其流弊，诚亦多端。

然巨制鸿篇，实不胜收，何容删除两代，等之自郐无讥。

”在这样一种风气影响之下，明代的宋诗选本，传世的仅有数种。

最重要的是成书于隆庆元年（1567）、由顺阳李蓘（于田）编著的《宋艺圃集》二十二卷。

《四库》提要称其“殚十三年之功，汇采成编，网罗颇富，宋人之本无专集行世，与虽有专集而已佚者，往往赖此编以传。

”其序言开篇即云：“世恒言宋无诗，谈何易哉。

”李蓘将宋诗分为三个阶段，将建隆、乾德之间的诗风概括为“尚祖五季，五季固唐余也”，而称“光、宁以还，国步浸衰，文情随易，学士大夫递祖清逸，无称雄概”，他最推崇的是“天圣、明道而下”宋诗之“大变”：盖于时世际熙昌，人文迅发，人主之求日殷，聚奎之兆斯应。

故欧苏曾王之流，黄陈梅张之侣，皆以旷绝不世之才，厉卓荦俊拔之志。

博综故典，旁测幽微，海内顒顒，咸所倾仰。

启西江宗派之名，创绌唐进杜之说，竭思愦神，日历穷险。

当其兴情所寄，所征事有不必解；意趣所极，则古贤所不必法。

辟之旧家公子，厌张其先人堂构，至于甲第飞云，雕镂彩绘，远而望之，绚烂夺目，负其意气，遽大掩前人矣。

对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调”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序言结尾云：“夫诗者，人之声也，乐之章也，发于情不溺于情，范于礼不著于礼者也。

宋人惟理是求而神髓索焉，其遗议于后也奚怪哉。

故沧浪之讥评，紫阳之论说，皆所谓致喻于眉睫者也。

考其大都不俱可观哉？！”。

盖其书成于李攀龙《诗删》之后，当时诗坛受前后七子影响，尊唐而讳言宋诗，李蓘独拔时流，编成此书，殊为不易，故王士禛《香祖笔记》赞“其学识有过人者”[5]。

另有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总五百零六卷，其中宋诗一百零七卷。

《四库》提要评其：“所选虽卷帙浩博，不免伤于糅杂，然上下二千年间，作者皆略存梗概。

又学佺本自工诗，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风雅之旨，固犹胜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者。

”明潘是仁（讱痷）编《宋元诗》二百八卷，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自刻本。

袁中道《宋元诗序》云：“宋、元承三唐之后，殚工极巧，天地之英华，几泄尽无余。

为诗者处穷而必变之地，宁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

于是乎情穷而遂无所不写，景穷而遂无所不收。

”[6]大概就是指的这本书。

又此前王世贞之序慎蒙（子正）《宋诗选》云：“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

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指欧、梅、苏、黄）而已。

此语于格之外也。

……虽然，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

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

”[7]《宋诗选》今已不传，但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此书也是为宗唐派服务的。

另有王萱编选的《宋绝句选》。

由明入清的归庄曾选有《唐宋明诗》，但该书仅有稿本传世，其影响也很有限。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所存之宋诗选本仅此而已，宋诗在明朝之地位可想而知。

有清一代，宋诗重新受到了诗界的重视。

宋诗选本的出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康熙、乾嘉与晚清。

康熙年间，伴随着吴之振《宋诗钞》与王士禛《古诗选》的出现，宗唐祧宋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大都持折衷之论，固因唐诗在此时仍有着非常强大的势力，而至大兴翁方纲之“肌理说”出，宋诗在诗坛之地位已牢固不可动摇。

晚清诗坛，主要是桐城派与宋诗派、同光体的天下，宋诗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宋诗选本的世界中，已经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

康熙十年（1671）《宋诗钞》的刊印，是清初诗坛的一件大事。

其后之提倡宋诗者，很少能再越出其樊篱，可见此书在文学史上意义之深远。

吴之振《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真可谓对于宋诗之最高评价。

而自嘉、隆以还，言诗家尊唐而黜宋，“此病不在黜宋，而在尊唐，盖所尊者嘉、隆后之所谓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

……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今欲以卤莽剽窃之说，凌古人而上之，是犹逐父而祢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轩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飨非类也。

……故臭腐神奇，从乎所化。

嘉、隆之谓唐，唐之臭腐也。

宋人化之，斯神奇矣。

”在维护唐诗的同时，对于明季以来盛行之伪唐诗，扫荡不遗余力。

而从变化着眼，揄扬宋诗，确是道出了宋诗的真精神。

《序》中又谓：“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离远于宋而近附乎唐者。

曹学佺亦云：‘选始莱公，以其近唐调也。

’以此义选宋诗，其所谓唐终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诗则已亡矣。

”则其自信能度越前人，已溢于言表。

然而尊唐派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康熙十七年（1678）延陵吴绮（园次）编选《宋金元诗永》，其《凡例》云：“是选人维两宋时逮金元，而其诗之品骨气味、规圆矩方，要不与李唐丰格致有天壤之别。

惟读者以读三唐诗手眼读宋金元诗，而仍不失宋金元诗，则可知选者之选宋金元诗，犹选三唐也。

”《四库》提要评其：“颇能刊除宋人生硬之病与元人缛媚之失。

然一朝之诗，各有体裁；一家之诗，各有面目。

……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隐矣。

”王士禛《古诗选》五言古以汉魏六朝为主，于唐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于宋以后一字未提；七言则略采宋金元诗。

以王之位尊名高，此书可作当时诗坛正统思想的代表，对以后翁方纲、姚鼐等人的选诗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潘问奇（雪帆）、祖应世（梦岩）合选的《宋诗啜醨集》四卷，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称“宗旨似在矫《宋诗钞》之流弊。

二人选此集，正以明宋诗不如唐诗，欲使人不震于吕、吴之巨编而目夺情移也。

观书名即征命意。

”该书虽于宋诗有一定程度之维护，如潘《序》云：“宋固犹夫唐也。

唐之人各有其性情，即不得谓宋之人尽无与于性情也。

唐之人之诗有系于兴观群怨，即不得谓宋之人之诗尽无与于兴观群怨也。

”但也有甚为严厉之批判，如祖《序》谓“今竟尚宋诗，行将揭八州而朝同列，后来更霸，争主夏盟，必有凌压之者。

”对于明七子的“瞎盛唐诗”，书中也攻击不遗余力。

总之，编选者采取一种两面开弓的策略，“一以狥黜宋之心，一以息袭唐之喙”（《凡例》），总体上仍是站在唐诗立场上对宋诗作出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