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势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趋势作者：单波孙宇心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05期摘要：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渐走向精细化、语境化，发展出更加成熟的研究范式。

以问题与方法、反思与探索为线索，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新进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对“文化混合”的理解；走向多元主体视角的文化适应；发现穆斯林宗教身份在跨文化生存中的中介效应；多元文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再挖掘；扩展媒介使用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研究；构建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化混合；文化适应；多元文化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5-0108-09近几年备受瞩目的全球景观无疑是一种逆全球化潮流，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流动，特别是欧洲的难民危机，大量非基督教信徒进入，宗教信仰复杂交织，主流群体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导致欧洲国家的集体右转，加剧了种族间偏见和文化冲突，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一种幻象。

在这一语境下，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何新的回应？如何为跨文化传播寻找新的路径？本文依据问题与方法、反思与探索的线索，发现以下六大进展。

一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对“文化混合”的理解作为多元文化主义（polyculturalism）的新范式，“文化混合”是指在同一时空内，不同文化象征的共存[1]。

感知文化混合，通常会产生两种直接反应机制，即排斥性反应（exclusionary reaction）与整合性反应（integrative reaction）。

在跨文化心理学家看来，排斥性反应是一种基于感知文化威胁语境下，保卫原有文化完整性的情感式、自反性反应。

整合性反应则是个体努力发挥认知以调和文化差异的反射性心理过程。

处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动态的文化语境中，关于文化混合的研究不再像现有的多元文化经验研究一样，集中审视个体的文化适应过程（例如移民文化适应研究），而是去关注多样文化在世界大环境中的相互碰撞，这就将未前往异国但已通过多渠道传播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个体纳入研究范畴之内。

文化混合作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果，其研究范畴包含多种文化形式，不仅探索本地文化与全球文化的混合，而且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等文化类型的结合[2]。

过去的文化混合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研究围绕文化污染焦虑展开，揭示个体特征及环境因素，这种研究以文化接触为先决条件。

然而，如今的文化接触不再限于人际间的直接接触，已扩展到与外来价值观、语言、食物、组织逻辑等间接接触层面。

例如哈什（Raveh Harush）等人的观察发现，文化混合通常以“全球本土化”（glocalized）的混合产品的形态出现，这种产品代表的是一种本地文化与全球组织文化边界模糊的混合。

借助全球化进程的驱动力，文化混合象征物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本地与全球文化混合逐渐成为主流，因此，哈什团队集中关注本地—全球文化适应模型（the global acculturation model）。

该模型将本地与全球文化作为观察因素，解释个体对全球环境的适应，其根据个人对本地全球认同与本地认同的相对强度，把认同分为四大类型：全球本土化类型（高全球性—高本地性）、边缘类型（低全球性—低本地性）、全球类型（高全球性—低本地性）、本地类型（低全球性—高本地性）[3]。

研究者们发现了影响个体反应的机制、情境因素及个人差异，但对文化认同的相对强度研究较少，故在此模型基础上，他们增添了又一考察因素——认同强度的平衡性，扩展对两种文化认同力量的考察。

在他们看来，个体对文化混合产生排斥性反应即因其具有不平衡的认同强度，反之，对两种文化具有相同的认同强度，则会变现出整合性/包容性反应，例如全球本土化类型及边缘类型。

平衡认同维度的引入，开启了对边缘身份类型的重新认识，其在传统意义上的消极适应性得到扭转，在文化混合带来的多元文化环境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意义。

为了适应愈加复杂的现实语境，将全球文化适应模型的四个维度与二元文化认同（BII）进行同构后发现，在具有高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二元文化认同程度的高低将会对个体反应产生调节作用，二元文化认同程度越高，反应越积极，反之，则个体反应越消极。

文化混合产品（CMPs）成为测量对文化混合抱持态度的具象客体。

相关研究发现了引发排斥性反应的多种因素，例如本地认同威胁感知、个体认知思维、个人的开放与封闭特质、文化环境等等。

这些因素同避免文化污染的保护机制存在内在一致性。

来自香港的研究者通过在广州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在中国高档商场消费后，会对文化混合产品产生更加负面的反应[4]。

这种异常效果的出现，与对中国地位上升的高度感知存在关联。

正是对中国身份认同度的提升，强化了民族自豪感，进而提示主体拒绝外国文化的影响。

国家地位的提升成为影响文化混合态度的又一新进因素，这也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混合现象提供了又一变动性因素。

文化混合引发的排斥性反应，在一定语境下，从结果转化为中介因素，对群际间态度及个人表现产生影响，侵入式文化混合（intrusive cultural mixing）对群际间偏见具有隐性影响正是其表现之一。

侵入式文化混合是指外国文化图标侵入了当地社区的神圣空间，这种文化混合驱动的排斥性反应可以超越特定的侵入者，上升到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引发对外来文化团队行为意图的抵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隐性影响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因素，例如文化认同与多元文化导向。

通过实验检验发现，只有具备高文化认同感的个体或具有弱多元文化导向的个体才会在侵入式文化混合的语境下，增强群际间的隐性偏见[5]。

不可否认，文化混合在引发对文化污染与文化侵蚀的忧虑之外，同时也带来有益作用，例如促进创造力。

然而，并不是所有个体都会在文化混合的语境中找到创造力的激发动因，开放的思维成为探寻创造力的关键要素。

思维开放程度较低的个体通常对于文化威胁更加敏感脆弱，进而阻碍了创造力的表现。

而开放程度较高的个体即使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感受到威胁，也会在创造力方面表现出更强的控制力。

因此，通过建立感知文化威胁与开放特质间的联系，显示出开放特质可能减弱排他性反应，在文化混合中保持创造力的有益性[6]。

此外，文化象征与空间分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混合引发的排他性反应。

即使在同一事件呈现两种文化符号，距离的保持可以緩解对于文化污染的关注，或是切断具体文化对象与抽象文化象征主义归因间的勾连，都可降低对文化混合的负面影响感知[7]。

二走向多元主体视角的文化适应文化适应作为在一定语境下，个体或群体与异文化接触后，可能发生态度及行为变化的文化变迁过程，是跨文化研究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非主流文化群体的视角出发，观察跨文化适应中最普遍的两个问题——面对异文化时保持原有文化身份的意愿，以及与社会主流成员的交往倾向性。

近年来，关于主流文化群体（即东道国文化）适应态度与形态的研究开始增多，这也为间接理解文化旅居者的适应过程提供了多维度参照。

东道国社会与移民在文化适应预期与选择上的互动关系，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它在间接调整着移民的文化适应预期与两者之间的刻板印象及相互接纳程度。

在东道国主流群体和移民少数群体间展开的关系过程中，主流群体和少数群体均在调整、选择接受策略。

在这方面，安东尼·罗班（Antoine Roblain）等人从主流群体感知认同（perceived identification）出发，发现其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偏好接受了主流文化的移民，这强烈影响了其对移民的态度[8]。

实验结果表明，感知认同不仅可以消解内群体威胁感，也可以提升对于移民个人特质（热情、能力）的评价。

移民对东道国语言的熟练度成为具体验证东道国国民对文化适应策略的偏好的一种策略。

具体来说，这种策略实际上取决于适应者的文化根源，以及历史上的群体间关系。

今村真纪子（Makiko Imamura）等人将东道国语言（英语）的熟练程度与沟通焦虑视为东道国国民对文化适应者在群体间态度及刻板印象感知中的预测因子，建立了一个本土美国人对中国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偏好模型。

他们发现，本土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英语熟练度能够预测更高的美国文化认同，对沟通焦虑、情感与行为态度发挥间接效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熟练程度仅与正面刻板印象存在正相关，而在消除负面刻板印象方面的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示[9]。

根据民族语言活力论（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Theory），高活力群体的成员可以在多元语境中保持自己的语言与独特的文化属性[10]。

由此，东道国社会不仅关注文化旅居者的文化适应预期，同时，他们自身在旅居者带来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如何自处也成为研究聚焦点。

拉弗雷豪森（Katharina Lefringhausen）等人在此框架下，关注东道国社会成员在本国的文化多样性适应，及其是否能够保持对本民族的文化维系，探究多元文化适应与民族文化共存性的可能，使东道国文化适应研究更具立体性。

为了检验突出的兼容性问题，研究者引入修改后的“温哥华文化适应指数”用以评估在当地保持民族文化的程度，以及在本国适应多元文化的程度。

研究结果支持了“温哥华文化适应指数”的二元性，提出“本地人二元文化适应模型”（Local Bi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来阐释本地人的文化适应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文化适应并不一定导致文化同质性或一个全球文化。

具体来说，本地人二元文化适应模型具有理论普适性，但在不同地区仍会表现出细微差异。

例如，对亚洲人来说，民族文化维持与多元文化适应是正相关，而对于美洲人和欧洲人则是倾斜相关，这与当地人的生活满意度、文化适应压力程度、跨文化敏感程度的积极层面存在相互影响关系[11]。

塞尔（W.Searle）和沃德（C.Ward）在1990年提出文化适应的另一可能性：将文化适应区分为社会文化和心理这两个层面[12]。

在这一可能性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心理调适与生活幸福指数。

尼图（Felix Neto）等人致力于发现心理适应类型的测量。

他们在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基础上，开发出移民生活满意度量表，用以辨识移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除开发新的测量工具，移民的心理安全问题亦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那赞（Nazan Ulusoy）等人认为心理安全感可以减缓人们进入陌生环境后产生的疏离、不安全和受排斥的感觉。

他们调查了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情感认同及其后续的工作参与度、精神健康状况和离职意向。

结果显示，移民在工作场所感知到的心理安全水平，通过影响情感认同，对其精神健康、工作参与度与离职发挥着关键性效用[13]。

研究结果确认，心理安全可提升移民员工的工作参与度与生活满意度，这为认知移民幸福感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组织的跨文化管理提供了方向，即释放开放、接纳、尊敬的信号，让移民员工体验到情感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