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2007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7　总第168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68

・明清史研究・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齐　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关键词]　明代;宦官研究;问题;反思

[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61-04

作者简介:齐畅,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宦官制度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历史上对宦官的记载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所载:“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其次,在士大夫的眼中,阉人之流的道德修养,跟他们的生理一样都存在缺陷。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也曾说过“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1];最后,也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2]

显而易见,在士大夫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因而,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笔者以为,在赵世瑜以社会史为范式来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以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沿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的产物。当历史学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披上神学的面纱的时候,这种史学就只能是政治史。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3]“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4]

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体现在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所青睐。

(一)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研究

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上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力作。

其特点有三:1.从史料上来看,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文本史料范围;2.从研究理论上来看,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5]另外,我国明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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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无“特务”一说,“特务”这个名词是20世纪阶级斗争中的产物,这部书可以说完全是解放前为国统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的,这种将制度史的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正常轨迹;3.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其逻辑是政权可以由宰相士大夫来操纵,但不能落在“宫奴”手中,否则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为祸天下,从中明显可窥见儒家道德标准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反思这部《明代特务政治》,正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基于特定的历史需求,宦官专权的历史记忆被唤醒用来影射当时的“现状”,而政治史料在史者意识形态指导下用来做出有利于主题的解释并强调其干政祸国的一面,宦官的其他方面却被忽略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只留下几个恶贯满盈的名字。丁易在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即将开始的特殊环境背景下写了这部书,以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不能不说先入为主的使人们产生了对宦官的妖魔化印象。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历史的确是有利的武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在学科意义上就宦官问题本身而言,专权祸国并不是其惟一定义,高墙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其全部内容。宦官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不该被剥离出来而刻意强调其天生的“毒瘤本性”。

继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之后,宦官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制度的角度依然是明代宦官研究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但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其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以及部分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来构建明代宦官的政治概况。例如,对于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宦官的参预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宦官对军事领域的介入亦强调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明朝的灭亡。对于明代宦官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虽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亦不脱离宦官干政的主题,认为其外交行为为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诸多关于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研究中,宦官多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并激化了社会矛盾,恶行累累。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否客观全面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

(二)关于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宦官的作用

宦官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上的一个结点,他是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在政治权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要受制于整个权力网络。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我国台湾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吴缉华在他的《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6]一文中就提出,明太祖废相后所定的不健全制度,在“三杨”辅政时有所改变,如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权。在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下,使宦官得以有机会参预内阁条旨与皇帝批答的中间,于是宦官有了掌握丞相实权的机会,而演变成明代宦官僭越丞相实权之祸。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分析了宦官专权与国家制度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部分学者如冷东、方志远、欧阳琛、李绍强等人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将宦官群体放在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之中,对其活动重新思索并加以评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与完善,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大量引进,使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更为加强,从而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彻底。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余华青著的《中国宦官制度史》,该书全面探讨了我国历代的宦官制度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作者在坚持传统政治史视野的同时,吸收西方新方法,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性格内涵,并试图给宦官制度比较公允的评价。作者提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7]

在这部著作中可资借鉴之处有:第一,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认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明代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将宦官置于权力网络中加以考察,不再强调专权是其天生的“毒瘤本性”;第二,关注到以往宦官研究中不被注意到的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由士大夫撰写的传统政治文本史料的局限性;第三,对宦官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宦官考核、娶妻养子、病老丧葬等制度,使笔者对整个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群体有了清晰的认识。

问题与不足之处:第一,仍然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于宦官人物的评价,将宦官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使之对立为“统治集团”和下层“人民”;第二,未摆脱传统政治制度的视野,围绕着皇权的宦官研究;第三,“贴标签”似的对宦官制度做非此即彼的分类,看不到条文规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第四,对宦官本身的生活状况及社会角色未有涉及。

总之,关于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了新视角的开拓、新思路的挖掘,但是,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研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对宦官的研究,虽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但传统儒家士大夫道德标准下的“忠”、“奸”仍然是判断宦官群体的主要标准。而这正是影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严重干扰因素。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大历史观”即宏大的叙事并不是笔者的旨趣所在,但他提出“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8]这一观点,却发人深醒。

抛开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即使宦官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毒瘤,那么在明代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宦官的作用是如何彰显出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打破传统政治史的狭窄领域,并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也开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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