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酒鬼政治——明朝末年宦官专政分析
酒鬼政治——明朝末年宦官专政分析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是一个常见的主题。
在明朝末年，宦官专政达到了顶峰，成为了一个政治的酒鬼。
那么，宦官专政为何在明朝末年达到了如此高峰呢？这篇文章将会从明朝末年宦官的起源、宦官的权力、宦官专政的原因、反宦官斗争和宦官专政的影响五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
一、明朝末年宦官的起源明代的宦官起源于唐代，当时的宦官受到皇帝的青睐，成为了皇帝的亲信。
但是在宋代以后，宦官的地位下降，在元代时期，宦官最多只能帮助皇帝打扫卫所、饲养马匹等，不具备任何政治权力。
直至明朝，宦官在皇帝的重视下，才得以重新翻身，成为了一个有权力的政治群体。
二、宦官的权力明朝时期，宦官的权力极大，甚至能够左右朝政。
宦官主要分为内、外两类，内宦官负责皇帝的内侍事务，外宦官负责朝廷的卫所事务。
其中，内宦官对于皇帝的私生活掌握得非常清楚，常常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取更多的权力。
而外宦官则通过控制禁军等手段强化了自己的权力。
宦官还利用银钱，掌握市井商贸的重要组织，权力之大可谓是惊人。
三、宦官专政的原因宦官专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 皇权下降：明朝皇权下降，导致了宦官的权力水平能够上升。
宦官从皇帝亲信的小角色发展成为了权力极大的政治集团。
因为皇帝过于年幼或者没有能力来处理国家事务，那么这就是宦官崛起的机遇。
2. 官僚腐败：明朝时期官僚腐败严重，宦官利用这一现象扩大了自己在朝廷的权力。
在明朝末年，官僚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几乎每个官员都经常收受贿赂，使得国家治理陷入困境。
宦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掌握资金权力等方式扩大自己的权力。
3. 反对宦官人士失势：明朝时期，多次有人试图削弱宦官的权力，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与许多反对派政治人士失势是分不开的。
其中，明朝中期以后，多次有人试图削弱宦官的权力，但是都未能成功。
反而反对宦官人士失势，成为了宦官专政的一个推手。
四、反宦官斗争明朝末年，反宦官的斗争的情形非常严重。
反宦派的人员大多来自三流官员和经过刻苦学习的文化人，他们致力于通过文字来批判宦官的思想，从而捍卫民间的利益。
(完整word版)关于明朝宦官专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明朝宦官专权的几点思考--孙钦圣明朝的宦官专权问题是众所周知的。
即使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知识的人，通过一些电视剧、电影也可以了解到一些。
不过历史并非电影那么简单。
从永乐年间开始，直到明亡为止，明代宦官在政治舞台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干政的范围不仅及于政治、军事，还达于各经济领域，乱政的情况比汉、唐两朝更为严重。
其中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及熹宗时的魏忠贤等“三宦”弄权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专横现象。
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首先，朱元璋所推行的政治措施就是有问题的。
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注意预防这种历史在明代的重演，所以，他规定宦官只能洒扫侍奉，不准识字，不能用作耳目心腹，严禁他们预政典兵，与诸司文移往来；甚至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禁令铸为铁牌，悬之宫门。
可见，朱元璋对防止宦官干政，态度是颇为坚决的。
但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猜忌臣僚的作法，为后来广用宦官提供了条件，且使明代宦官掌握了得以专横跋扈的工具。
其次，朱元璋时期皇权虽然是高度集中的，但是这也为皇帝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
永乐年间朱棣设立了内阁，这时皇权就已开始外分，但雄才大略的朱棣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皇帝并非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文官们的监督大大限制了皇帝的自由。
工作的压力、文官的限制这致使皇帝极度的想有人可以帮他，使他可以从压力中解脱出来。
这时太监就成了皇帝的最佳选择。
文官们害怕宦官干政，把太监们是为猛虎，但是太监在皇帝心目中是可信的。
试想皇帝从小到大都是太监照顾，甚至有些小太监就是皇帝从小到大的玩伴。
所以，皇帝在皇帝在权衡之下自然不会站在处处限制自己的大臣一边。
宦官们因此走上了明朝政治的舞台。
综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
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
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复杂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社会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尤其是陈桥兵变作为一次重要事件，更是成为了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
本文将对陈桥兵变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深入分析，对明代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进行反思。
陈桥兵变是明代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军事变乱。
发生在明武宗正统年间（1436年），主要由忠王朱棣被监护人刘伯温的部下陈广来发起的。
当时明武宗被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疾苦。
陈广来作为反对这种专政的先驱，发动了兵变，旨在恢复皇室之权威，改革现政权的腐败局面。
陈桥兵变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体军队的冲突，更是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
明代社会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和爆发导致了这次兵变的发生。
首先，明代政权的贪腐问题严重，宦官专权，使得朝政混乱不堪。
其次，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地方政权的削弱使得地主、豪强等势力得以膨胀，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艰苦。
最后，战争频繁，帝国财政困难，加上官员的贪污腐败，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
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直接促使了陈桥兵变的爆发。
然而，陈桥兵变的爆发并未能带来明代社会的根本变革，社会动荡在短时间内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与治理。
这也使得我们对陈桥兵变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认识明代社会动荡的原因和现代社会应对类似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兵变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但它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陈桥兵变虽然使得忠王朱棣得以登基，但朱棣本身并未能解决明代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只发动了新一轮的专政。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通过合法途径，如改革、法治等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到陈桥兵变的原因并非个体行为，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
个体的行动只是社会问题的表象，真正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1、专制独裁，限制文武大臣权力的必然结果
2、高度集权，窒息了臣僚的言论，宦官活动猖獗（老师讲的）
3、对大臣的不信任
4、皇帝的懒惰昏庸、与大臣之间见不着面
5、丞相制度的废除
政治上的需要君主的懒怠缺乏法治明代绝对君主集权专制（网上的）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组织。
即司礼、印绶等十二监及四司、八局。
明成祖时，宦官势力开始抬头，明中期后，更成为左右朝臣进退、掌握各种大权的政治势力。
掌握的权力有：1.“批红”权；2.监军权；
3.监政权；
4.司法权；
5.控制特务组织，对臣民实行监控。
除此之外，用宦官出使、充任矿监、税吏等在明代也是常事。
由于宦官专权，使明代职官系统出现了以内（官）制外（官）的怪现象。
关键在于明代废相以后，皇帝独揽全部行政权力，但又无法完全应付。
在这种格局下，下面来的奏章是通过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里，再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者交给阁臣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用朱笔形式上誊写一遍，，算是他亲自处理了，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一头一尾的关键环节，都要经过皇帝本人，如果皇帝本人懒惰，又不信任别人，那么身边伺候笔墨的宦官秉笔太监就有机可乘了。
时间长了，由于秉笔太监的地位突出，司礼监的实际负责人就改为秉笔太监，而且机构也逐渐扩大，权力也越来越大。
明朝特有的特务机关锦衣卫。
东厂(有时还设西厂)，统归司礼监掌握。
而且皇帝往往派太监去监视地方和军队，最后发展为矿监，税监，盐监和珠监。
并且，派出的太监居然可以在仪式排位上压过地方官员一头，这事实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体化上升，可以公开地主宰朝政。
试论明代宦官的功与过
试 论 明 代 宦 官 的 功 与 过
叶 后坡
（ 内蒙 古 科 技 大 学 马克 思 主义 学 院 ，内蒙 古 包 头 ０４ １ ） １０ ０
羹 ～建 囊
摘 要 ： 明代 是 宦 官 活动 最 为频 繁 的 朝 代 之 一 ， 官在 政 治 、 济 、 事 等 各 个 方 面 都 有 重 大 的 影 响 。 这 一 时 期 出 宦 经 军 现 了许 多名 彪 青 史的 宦 官 ， 们 对 明代 的 社 会 进 步 起 了 重要 的 作 用 ； 明 代 也 出现 了 一 些 不 法 宦 官 ， 尽 他 但 干
明代宦 官评 价定 下 基调 ， 者 们 世代 相 因。而 近 年 学
来 对 明代宦 官评价 越 来 客 观 ， 雷文 进 对 明代 宦 官 中 的善类 进行 梳理 ， 出“ 官 中 能有 此善 类 ， 能 可 指 宦 难
金英 之 知人 、 恩之持 正 、 怀 张永之 刚勇 、 高之雅 饰 ， 王 后 乎此 若芮景 贤之安 静 ， 皆有取 焉 。 ［ 《 蜷 ” ‘ 第
斥 居风 阳 。 ‘ 卷 ” 舛 这 四件 事 ， 是 关 涉 成 化 朝 第 都 朝政是 否 清明 ， 明朝 统 治是 否稳 固的 大 事 。怀 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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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他 们 的功绩 和儒 士 中 的君 子 是相 同 的 ， 得 值 人 们尊 敬 。嘉靖 时任 刑 部 尚 书 的郑 晓 ， 于世 人 赞 对
章 瑾 ， 为 锦 衣 卫 镇抚 ， 不 可 ， ： 镇 抚 掌 诏 狱 ， 求 恩 日 ‘ 奈何 以 贿 进。 … ‘ 如卷 四 ， 对 废 黜 太 子 。 ’ 第 第 反
了祸 国殃 民的 事 情 。 因而 ， 辩 证 地 看待 明代 的 宦 官 ， 要 看 到 他 们 的 功 ， 应 既 又要 看 到 他 们 的 过 。 同 时 ， 人 们 所 了解到 的仅 仅 是 宦 官 中的 极 少数 ， 些 宦 官 不 能 代 表 整 个 宦 官 阶层 。评 价 宦 官 的 时 候 ， 能 一 概 而 这 不
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
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中国明朝时期的万历十五年，是历史上权力失范的一个缩影。
这一时期帝王权力的道德败坏，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万历十五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但是其中的历史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将探讨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以及其对于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宦官专权万历十五年，宦官权力猖獗，成为了帝王的亲信。
由于明朝皇帝多为年幼，不得不借助宦官进行统治。
而在这个过程中，宦官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权力，还浸淫在酒色之中，纵情声色，荒淫无度。
他们不仅不顾国事，更加忽视人民的疾苦，加深了社会矛盾。
长此以往，导致了民心不稳，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二、士人专政除了宦官专权，万历十五年还存在着士人专政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以礼仪为主的文官统治达到了顶峰。
而这些文官不仅贪污受贿，还互相攀比，捏造罪名，陷害异己。
他们不顾民生疾苦，不顾社会发展，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这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三、弊政横行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弊政横行，贪污腐败严重。
官员们在各种领域中大肆索取财物，甚至还出现了买官卖官的情况。
这些官员不顾民生疾苦，他们任意妄为，无孔不入。
这种弊政不仅毒害了社会，而且在国家发展中也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四、道德沦丧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导致了道德沦丧的现象普遍存在。
作为统治阶级的帝王、文官、军人、官僚等等，他们的私欲全部集中在了权力的争夺上。
他们不顾伦理道德，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断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不仅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也为出现动乱埋下了伏笔。
五、当今社会的启示历史是进步的镜子。
万历十五年的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虽然已然过去了，但其中的历史教训对于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之分。
追根溯源，道德天平是战胜弊政、震感权贵的万能武器。
我们需要遵循规章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传统美德，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才能使当今社会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走向更为繁荣富强的明天。
明代的宦官之祸
明代的宦官之祸明代自成祖至熹宗200多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是宦官专权的日子，宦官把持之司礼监，有批决奏章之权，加以皇帝之支持信任，成为政治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若要安于其位，就必须与宦官联结，若要倾轧敌党，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声势，宦官于是成为真正之领袖，对政治影响极大。
政治方面，首先是强化了君主专制。
明代推行「特务政治」，以宦官掌理厂卫，作为皇室耳目，可以不经国家司法机关，秘密逮捕和杀戮朝臣，使厂卫成为宦官对付异己的机构。
在厂卫严密控制下，朝臣对皇帝唯命是从，而明代罢废宰相，君权高涨，成了君主专制的政体。
其次是加剧了党争。
明代内阁其初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多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生命，与恶势力对抗，而士大夫之间又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
至武宗以后，政事日益败坏，党争也愈趋激烈，其时政权全操于宦官，士大夫中之无耻者，益谄附宦官，藉宦官势力以排除异己。
宦官因得朝臣的攀附，气势更盛，为虐更兇，名节之士乃起与之激烈相抗，使党争加剧，明末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就是在这情况下激化而成。
此外，宦官的专权亦败坏朝政。
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并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横行无道，残害忠良，导帝荒戏，苛征杂赋，造成政治黑暗，朝政混乱。
学术文化方面，由于魏忠贤与非东林党人为打击东林党，竟下令废毁天下书院，严重打击文教的发展。
又因官员为巴结魏忠贤，竟以魏氏配孔子，为魏忠贤建生祠，于是天下的书院，竟变成了供奉魏忠贤的淫祠，而且先师之神位，亦改以宦官为偶像，实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耻辱。
至于经济方面，明代宦官大都是贪污舞弊，搜刮达到腰缠万贯。
王振当政期间，官员要缴纳百金，才可求见，若付千金，始得饱醉而归。
王振被抄家时，搜得金银60多万贯，其他珍物无数，可说是宦官聚歛的先例。
刘瑾专政期间，官员入见，例索千金，京官外调归来，例有重贿，如布政使就须缴纳2万金。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一、入仕渠道的限制明代官员的选拔入仕主要通过科举制度进行，但是宦官们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官职，只能通过入宫服侍皇帝和皇后来获得晋升的机会。
由于这种特殊的选拔机制，宫廷内的宦官成为了唯一可供官员们晋升和贿赂的对象，因此他们渐渐获得了相当大的特权和影响力。
二、皇帝个人便利的考虑在明代，宦官一直被视为皇帝的亲信，负责一些皇帝个人的需要和日常事务。
在处理政务时，皇帝往往依赖宦官的帮助和建议，因为宦官们身边的人没有其他的私人利益和政治野心，能够保持相对的纯洁和忠诚度。
因此，一些皇帝在重要决策上会更加倾向于依赖宦官们的意见，进而加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性。
三、皇后和后宫的政治势力在明代，皇后以及后宫妃嫔们对于朝政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宫中的宦官能够成为皇后和妃嫔们的代理人，帮助她们维护权益和推动她们的政治意图。
同时，因为他们是宫中时间最久、了解皇帝个人状况最多的人，宫中的宦官也能够在皇后和后宫妃嫔们之间起到协调的角色，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势力。
四、社会背景制度因素宦官的出身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在明代社会地位的特殊性。
大多数宦官都是来自社会下层和贫寒家庭的人，他们进入宦官系统之后就直接成为了皇帝的专属仆人，当然也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提升。
宦官们通过宫中的升迁，常常能够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俸禄和封号。
这种由血缘觉醒上升的社会背景使得他们的野心更加强烈，导致宦官们更积极地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权力。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因为宦官们的选拔途径限制、皇帝的个人需求、皇后和后宫的势力以及宦官的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这些因素导致宦官们日渐获得特权和影响力，从而在明代宫廷政治中形成了一定的专权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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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7 总第168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68・明清史研究・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齐 畅(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关键词] 明代;宦官研究;问题;反思[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61-04作者简介:齐畅,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宦官制度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历史上对宦官的记载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
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所载:“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其次,在士大夫的眼中,阉人之流的道德修养,跟他们的生理一样都存在缺陷。
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也曾说过“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1];最后,也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2]显而易见,在士大夫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
因而,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笔者以为,在赵世瑜以社会史为范式来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以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沿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
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的产物。
当历史学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披上神学的面纱的时候,这种史学就只能是政治史。
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
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
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
”[3]“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
”[4]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
这同样体现在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所青睐。
(一)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研究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关注。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
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上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力作。
其特点有三:1.从史料上来看,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文本史料范围;2.从研究理论上来看,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
”[5]另外,我国明代历史兰 州 学 刊总第168期上本无“特务”一说,“特务”这个名词是20世纪阶级斗争中的产物,这部书可以说完全是解放前为国统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的,这种将制度史的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正常轨迹;3.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其逻辑是政权可以由宰相士大夫来操纵,但不能落在“宫奴”手中,否则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为祸天下,从中明显可窥见儒家道德标准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反思这部《明代特务政治》,正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基于特定的历史需求,宦官专权的历史记忆被唤醒用来影射当时的“现状”,而政治史料在史者意识形态指导下用来做出有利于主题的解释并强调其干政祸国的一面,宦官的其他方面却被忽略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只留下几个恶贯满盈的名字。
丁易在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即将开始的特殊环境背景下写了这部书,以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不能不说先入为主的使人们产生了对宦官的妖魔化印象。
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历史的确是有利的武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在学科意义上就宦官问题本身而言,专权祸国并不是其惟一定义,高墙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其全部内容。
宦官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不该被剥离出来而刻意强调其天生的“毒瘤本性”。
继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之后,宦官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政治制度的角度依然是明代宦官研究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但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其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以及部分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来构建明代宦官的政治概况。
例如,对于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宦官的参预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宦官对军事领域的介入亦强调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明朝的灭亡。
对于明代宦官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虽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亦不脱离宦官干政的主题,认为其外交行为为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诸多关于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研究中,宦官多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并激化了社会矛盾,恶行累累。
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否客观全面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
(二)关于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宦官的作用宦官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上的一个结点,他是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虽然在政治权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要受制于整个权力网络。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我国台湾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吴缉华在他的《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6]一文中就提出,明太祖废相后所定的不健全制度,在“三杨”辅政时有所改变,如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权。
在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下,使宦官得以有机会参预内阁条旨与皇帝批答的中间,于是宦官有了掌握丞相实权的机会,而演变成明代宦官僭越丞相实权之祸。
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分析了宦官专权与国家制度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部分学者如冷东、方志远、欧阳琛、李绍强等人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将宦官群体放在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之中,对其活动重新思索并加以评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与完善,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大量引进,使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更为加强,从而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彻底。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余华青著的《中国宦官制度史》,该书全面探讨了我国历代的宦官制度及其演变发展过程。
作者在坚持传统政治史视野的同时,吸收西方新方法,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性格内涵,并试图给宦官制度比较公允的评价。
作者提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
”[7]在这部著作中可资借鉴之处有:第一,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认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明代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将宦官置于权力网络中加以考察,不再强调专权是其天生的“毒瘤本性”;第二,关注到以往宦官研究中不被注意到的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由士大夫撰写的传统政治文本史料的局限性;第三,对宦官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宦官考核、娶妻养子、病老丧葬等制度,使笔者对整个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群体有了清晰的认识。
问题与不足之处:第一,仍然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于宦官人物的评价,将宦官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使之对立为“统治集团”和下层“人民”;第二,未摆脱传统政治制度的视野,围绕着皇权的宦官研究;第三,“贴标签”似的对宦官制度做非此即彼的分类,看不到条文规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第四,对宦官本身的生活状况及社会角色未有涉及。
总之,关于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了新视角的开拓、新思路的挖掘,但是,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研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并且,对宦官的研究,虽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但传统儒家士大夫道德标准下的“忠”、“奸”仍然是判断宦官群体的主要标准。
而这正是影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严重干扰因素。
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大历史观”即宏大的叙事并不是笔者的旨趣所在,但他提出“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8]这一观点,却发人深醒。
抛开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即使宦官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毒瘤,那么在明代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宦官的作用是如何彰显出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打破传统政治史的狭窄领域,并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也开辟出261 第9期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