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社会习俗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与社会价值观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与社会价值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是一种独特的选拔制度，它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观念。
科举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更是一种体现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探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科举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科举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而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全盛时期。
它源于中国古代对儒学的重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以文化能力为核心的选拔体系。
科举考试分为三个层次：乡试、会试和殿试，通过这些考试选拔出合格的人才担任官职。
科举文化的核心是礼、乐、书、数、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理解。
二、科举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联系科举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影响并相互支持。
首先，科举制度强调了文化能力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文化素养的高度重视。
通过考试选拔出的人才被认为具备了德才兼备的特质，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德才兼备的理念。
其次，科举文化注重公平公正，所有考生通过同一标准的考试，没有等级差别，这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平等思想相契合。
此外，科举还强调了勤奋、自律和忠诚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所秉持的价值观念。
三、科举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科举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科举文化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通过选拔优秀的人才担任官职，科举制度使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统治。
其次，科举制度催生了中国古代教育领域的发展。
想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接受教育和培训，这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同时，科举制度也培养了大量的儒学精英，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传承与发展。
最后，科举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为科举考试而努力学习，人们内化了勤奋、自律、忠诚等价值观，并在生活中付诸实践。
总结起来，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密切相关，彼此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
科举文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文化能力和德才兼备的重视，弘扬了平等、公正、勤奋、自律和忠诚等价值观念。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一个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辉煌时代。
在唐朝这个国家中，有一项制度深入人心，这就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度成为唐朝社会的核心。
唐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制度中最完备的，也是历史上最长久的一种考试制度。
它的特点是教育和考试的高度结合，考试的公正性和选拔的有效性。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和基本标准唐代的科举制度，最初在隋朝时建立。
公元607年，隋文帝颁布了《开皇制》。
在这篇制度文献中，国家规定了科举的考试制度。
在唐代，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渠道。
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分为三个标准。
第一个是年龄标准。
公元738年唐玄宗时代推出的《渭阳观政简》规定了科举参考生的年龄上限为30岁。
第二点是学历标准。
参加唐代科举考试的考生需要有学问，因此学历是重要的衡量标准。
唐代科举考试，分为文、武两科，文科分为进士科、举人科、明经科、连登科、恭科，武科则分为武经科、武举科、武进士科。
唐代尊重学术，在唐代科举制度中设立一些科目，如：明经科，是指考生要通过约300题的重要课本的考试；连登科则是需要连续连上数天的考试，主要考核才艺；恭科考试则是针对官舍，有资格参加的考生。
在唐代科举考试中，以进士科的竞赛最为激烈，进士科合格者年年不超过百人。
第三就是政治标准。
由于唐代科举制度的选拔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因此政治标准必不可少。
在唐代考试中，政治精英们刻意利用科举来选择合适的官员。
由于采用科举取士，从而扩大了国家的政治声望和组织统一性。
曾经年轻的太子李治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因为他考试时的状态不佳，最终仅获得一个明经生考试的资格。
二、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响唐代科举制度的最大影响是拉近了士人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尽管科举自古就已经形成，但唐代科举制度是以文学为基础，而非以贵族家世为衡量标准，因此更有利于人民能有机会参与到政治权力结构中。
唐代的科举制度，让更多的人才可以被国家挖掘到。
同时，它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科举制度唐朝的选拔与培养人才之道
科举制度唐朝的选拔与培养人才之道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时期，而科举制度是唐朝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
本文将深入探讨唐朝科举制度在选拔与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和方式。
一、科举制度的背景和意义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加以完善。
唐朝的科举制度包括进士科、明经科和明法科，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世袭制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够广纳贤才，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事业提供能力出众的人才。
科举制度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唐朝社会的发展，对于唐朝的繁荣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1. 进士科：进士科是唐朝科举制度中最高级别的科目，也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
进士科采用乡试和殿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拔。
乡试是指在各地设立的考场进行的笔试，通过乡试的考生可以参加殿试。
殿试是在皇宫中举行的考试，考生需要回答皇帝亲自出的考题。
通过殿试的考生可以获得进士头衔，成为官员。
2. 明经科和明法科：明经科和明法科是科举制度中的二、三等科目，是选拔士人、学者和法律专家的重要途径。
明经科考察人的文学知识，明法科则考察人的法律水平。
明经科和明法科的考试内容包括答题和奏议，通过考试的人可以获得相应的头衔和官职。
三、科举制度的培养方式1. 考试培养：唐朝的科举制度强调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这也对考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了应对考试，唐朝学子需要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尤其是文学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在备战考试的过程中，学生们会接受严格的培训和教育，以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
2. 师长指导：唐朝学子在备战考试的过程中，通常会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师长进行指导。
师长不仅可以教授学生应考技巧，还能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的知识和经验。
师长的指导在唐朝的科举制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备考。
3. 书院教育：唐朝的科举制度推动了书院的兴盛。
书院是一种以培养学术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机构，唐朝的书院通常由一位著名的学者或官员创办，聚集了许多才学出众的学生。
历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统
历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一种独特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它与丰富的文化传统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结构。
本文将探讨历史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传统，分析其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起源与演变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最早的科举制度可追溯至隋朝。
当时，为了选拔有才华的官员，实行了一种称为“进士科”的选拔制度。
此制度要求考生通过一系列的考试，最终合格者可进入官场。
这种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选拔官员方式的转变，也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与调整。
唐朝时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今天所称的“进士科”和“举人科”。
进士科是最高级别的考试，合格者可成为廷试的考官，从而获得官职。
举人科则是初级考试，合格者可以成为乡试的考官。
此后，科举制度在宋、元、明、清等朝代不断变革，但一直保持着基本的框架和原则。
二、科举制度的意义与影响1.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凭借公正的选拔方式，为社会选拔了大量的人才。
通过考试的选拔，有能力有才华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场，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科举制度的存在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人才的真正发现与使用提供了机会。
2.强化文化传统：科举制度与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筛选标准。
在科举考试中，文化素养是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
这促使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的传统价值观。
科举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互促进，共同影响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与知识积累。
3.社会流动性：科举制度为社会流动性创造了机会。
通过考试的选拔，原本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士人的行列，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种机会的存在促进了社会的动态变化，使社会结构更加灵活和多元。
三、科举制度的问题与限制然而，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与限制。
首先，科举制度过于注重文化素养，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才能。
科举制度的历史影响
1、科举制度的历史影响正是科举所深含的以平等开放精神为标志的现代性文明特质,使得它在宏观体制和微观内容( 指科举制度的具体运作内容 )无大变动的情形下,在以封闭为特征的帝制中国长存了1300 年。
一项制度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科举正是凭借自身悠久的历史和从统治者及民众双方所获得的高度赞许与认同感,对帝制中国乃至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历史影响。
首先,科举作为帝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对政治尤其是官僚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
这种影响正如王亚南所精辟阐释的:科举制使得做官第一主义得以充分发挥,它“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虽然“在极端场合,官僚也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官僚政治因此被视为“引起不少流弊和祸害”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但“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它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 ; 而中国官僚体制比一般较早地出现 , 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先比较进步的一个政治特征。
”显然 , 中国官僚体制的所谓“进步性” , 是相对于以往的贵族社会或门阀社会政治体制而言的。
而官僚政治中的“学优则仕”、“澄清吏治”等进步因素则恰是科举制度催化的产物。
其次 , 科举以文化考核的结果来决定官员的取舍 , 而它本身又是一种制度文化 , 故科举对文化的影响亦是广泛而巨大的。
无论是承传与弘扬文化传统 , 还是固守传统文化中糟粕和僵化 , 科举都可谓“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科举运用“以考促学”功能 , 在提升社会和个体文化水平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古代科举由于对读书人有巨大的利诱力 , 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 使得科举时代读书重学的风气长盛不衰 , 加之宗族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 , 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
1877 年 ,美国人丁韪良在向教会提交的对中国公共教育的考察报告中便指出, “这项庄严的文官考试竞争制度 ,似乎注定要在推动智力 ( 文化 ) 运动中扮演显赫的角色 , 正如在起步阶段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
唐朝的科举制度与士人文化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被誉为“盛唐”。
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也是唐朝朝廷中的核心制度之一，对于唐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唐朝科举制度的基本概述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旧唐书》中有记载：“唐贞观间置进士试，至德五载始立明经科。
唐世宗至德二载改进士科为明经科，万岁通天元年始设状元。
”简单来说，唐朝的科举制度从唐贞观年间开始设置“进士试”，到唐德宗时期开始设置“明经科”，到唐哀帝万岁通天元年时期首次设“状元”的制度变迁。
在唐代，科举制度是以选拔人才为主要目的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公平公正、资质优良的人才进入官场，为唐朝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唐朝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唐朝的科举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和变革。
初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试图改革科举制度，加强对考试的监督和控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改革并没有成功。
在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继任者唐高宗开始设立进士试，试图通过选拔人才来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
但是进士科试的比较局限，只选拔文人和高级官员，对于选贤任能也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到了唐德宗时期，科举制度又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变革。
唐德宗首先取消了进士科试，正式引入了新的明经科试。
明经科试是以经义为主要内容的考试，能够选拔官员的文化水平。
通过明经科试的考试，选出的官员都具有一定的哲学、宗教和文化基础，具备了更高的思想素质。
这种次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士试的不足，使得选贤任能的管道更加畅通。
三、唐朝士人文化的影响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士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士人文化是唐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是唐朝文化中的独特难以替代的精髓。
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实施让士人们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场，这对于唐代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平凡的影响。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教育
唐代的科举制度与文化教育唐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考试制度之一，它的出现不仅对于推动唐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后来的科举制度铺平了道路。
本文将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文化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唐代科举制度最初设立于武德年间，而当时的科举制度主要是为了选拔政治人才。
但此时的科举制度规模比较小，选官也只是辅助的方式之一。
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经过多年的改革，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开元十年正式设立了制科、明经两个科目，并规定了考试的时间、地点、范围等。
此后，科举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不仅局限于选拔官员，还拥有了促进文化教育的作用。
2. 唐代科举制度对于文化教育的影响唐代科举制度对于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唐代科举制度的出现，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官职，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和素养。
因此，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唐代的文化体系开始向着更加系统化和完备的方向发展，并且还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学问和成就也对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传播唐代的科举制度，使得文化教育开始从士人阶层向广大民众普及。
因此，唐代的文化教育传播途径出现了许多新的方式，例如刻板印刷、教育机构、课本编写等等。
唐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文化领袖，他们致力于将文化教育推广到普通民众中，例如韩愈、崔致远、杜甫等大家。
3. 唐代科举制度的局限性唐代科举制度虽然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唐代的科举制度仍然是一种传统的考试模式，只是从只考诗词歌赋，扩展到了经义文史等多种形式。
这种考试制度很容易导致套路化和模式化，有时候也会对创新和独立思考产生抑制作用。
总之，唐代的科举制度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作出了以下重要贡献：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文化教育的传播、培养大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科举最早来源于汉朝的“策试”，萌发于南北朝时的九流常选，到隋朝时基本定型为进士科。
唐朝科举制度以进士为重，明经次之，属于朝廷选拔人才的核心科目。
可以说科举制度对唐朝社会、文化、教育的繁荣与发展都发挥出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科举制度从表面上来说体现出了一个较为公平的选拔原则：任何人仅仅需要在考试中获胜，就能够一步登天，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能够获得颇丰的经济收益。
所以科举制度的推行也造成了全民向学的局面，很多中小地主和农民阶层也逐渐踏足于官场，这让唐朝政治清明，逐渐成为封建历史中的鼎盛王朝。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首先是广泛性。
广泛性的特征主要指的是考生来源以及录取的广泛性。
唐朝科举考试的考生基本上由两部分构成：学馆学生徒业成者由国子监实施考核并择优选送到尚书省参与考试，此称之“生徒”，主动向州县提出考试申请，通过州县考核之后报送到尚书省参与乡试，此称作“乡贡”，两类考生统称为“贡生”。
相对于前代的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等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科举制度的考生来源十分广泛。
其次是公正性。
唐朝科举制度中包含了一条硬性的准则来确保其公正性，即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简言之即是科举考试成绩当作为考试最终是否录取的核心标准。
要认识到的是，唐朝科举制度的公正性也正处在初级阶段，所以容易受到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科举考试中“请托”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但统治阶级依旧能够在大部分时候恪守公平正义，特别是“试卷复查制”的推行后，唐朝科举制度的公正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最后是公开性。
这一特点通常来说体现在对考生人数、考试资格、考试时间以及科目和最终录取人员的公开。
由前文所知，科举考试中的部分考生是从各个州县考试通过后推举产生的，而各州县推举的名额也有明确的记载是有限制的，但这一名额也是对社会所公开。
同时《通典》中规定每岁得第之人不侠辰而周闻天下。
即是录取人数的多少也是公开的。
另外还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此就不全部列举了，唐朝科举制度这样的公开性与公正性相辅相成，促进了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让其逐渐成为未来各个朝代科举取士的典范和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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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与社会习俗的关系
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
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
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
”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
但科举制真正开始成熟起来，则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
千百年来，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影响，但在这里，我想就社会习俗方面的影响做一些补充。
隐逸之风
在封建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就是侍君报君,文人们皓首穷经,以图跻身仕途。
但往往是虽身居官场仕途，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虽身在朝野，却无法与统治者达成默契。
这些文人们心灰意冷，逐渐淡却对仕途的满腔热情，只希望归隐田园，寄情山水。
由于隋末唐初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士阶层对于政权更迭的现实局面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一群人积极入仕，参与到新王朝的建设之中；另一群人则选择归隐山林，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归隐之风。
面对人才急剧流失，政局不稳定的局面，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中央吏员大量空缺的情况，制举就是由帝王出面进行调整的措施，并因此和唐代文人的隐逸之风结下了特定的关系。
最早的制举诏是武德五年三月的，诏云:
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
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唯才是与。
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无因自达。
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
意在搜杨，理宜精擢。
是以贡士有适，爰致加锡之荣；无益于时，必贻贬黜之咎。
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
流品所以未穆，庶职于是隳废。
朕膺图御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
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恒典。
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宣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吏各举一人。
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陈其艺能，当加赏擢，授以不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制举已经开始作为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里出现的如“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等术语。
这是对卷怀深藏之士的习称，并被唐以后历代帝王所沿用。
从这以后，帝王们在下达诏书时，都习惯在前面加上诸如这样的词语来修饰那些隐逸的文人们。
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虚有其表，故弄玄虚之感。
但实际上，以“旌贲丘园”名义开头的制举诏书，就已经把那些文人们纳入“隐士”名下，反而成为了帝王为这些身份庞杂的士人们所举行的锡名仪式。
最初可能认为是由于唐代隐逸之风推动的制举的发展，但是现在看来，倒不如说是制举给这些隐士们提供了正名的机会，它不再是事后对隐逸现象的追认，而是预先以命名的方式宣告隐士现象的诞生。
古代教育
唐代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采取考试的方式就必然会对古代的教育产生直接影响。
但在这之下，不得不提另外一个选拔制度，那就是童子科。
顾名
思义，就是选拔那些从小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儿童。
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
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限制。
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规定入选者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
”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
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
“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唐代的童子科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它开始于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627年—655年)，到了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倖之路”。
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
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
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
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
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
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
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
可见，童子科的设立经过很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显然采取极端的取缔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找出纰漏并不断完善。
婚姻观念
门第观是封建婚姻观念的核心思想，尤其是魏晋以来门阀势力的恶性发展，建立在士族政治之上的门第婚姻更为普遍化和制度化，门第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和日益完善，沉重打击了门阀的势力，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下降。
与此同时，借科举翻身的新贵们却如日中天，声誉日隆，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科举夺冠者不仅可以位及人臣，高居庙堂；在民间也享有极高的盛誉，每逢放榜之日，新科进士们曲江宴饮、雁塔题名、长安观花，享尽荣耀。
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使得婚姻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即不再重门第出身，而是更看重功名，更看重人才。
科举的金榜提名者成为权贵们争相抢夺的择婚对象，为了得到才貌双全的乘龙快婿，人们甚至有榜下择婿之举。
据《唐摭言》记载:在放榜日的曲江之宴上，“公卿家率以是择婿”，乃至“车马填塞”。
更有甚者，“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此，若有东塌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幕，栉比而至”，大有守株待兔之势。
宰相李林甫还经常将及第进士招致门下，令女儿暗中挑选意中人。
同时，因为科举考试考察的主要是个人的文学修养，受其影响，重文轻武之风日盛。
人们在择婿时也更加注重其诗词歌赋的能力，这在唐代的传奇小说中也有所体现。
迷信
在科举考试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社会中流行举人占卜以及举人重视占卜，相信占卜的现象。
举人占卜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占卜可以用来预卜科名缓解举人的紧张心理，可以成为举人选择人生方向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占卜选择出行;另一方面举人也可以利用占卜为自己提高声誉获得更多及第的机会，同时也推动了占卜风气的盛行。
通常，举人的占卜习俗大致可分为占梦、相面和其他占卜活动三类。
关于占梦，《唐摭言》记载：钟辐，虔州南康人也。
始建山斋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际。
俄梦朱衣吏白云：“松围三尺，子当及第。
”辐恶之。
尔来三
十余年，辐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太平广记》也有记载：有进士李岳，连举不第。
夜梦人谓曰：“头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觉。
不可名“狱”。
遂更名“言”。
果中第。
从这些材料来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梦兆都极力与科举拉拢关系，释梦也极力从举人期望“金榜题名”的心理来解释猛地本质。
关于相面，《唐摭言》也有记载：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
若及第，即一生厄寒。
”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惟此僧不至。
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
”既而竟如其所卜。
《太平广记》记载：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
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
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
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
”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及升朝，访得其子，提絜累至吏中荣达。
这些材料也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宣言的因果报应说，及第与积阴德有很大的关系，且与人的品德有关，体现了佛、儒教思想对科举取士的影响。
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占相还是占梦，都是好的方面居多，这也表现了举人迫切渴望获取功名的积极心态，好的预兆会给人带来正面积极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科举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选官制度，不仅是在选拔人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社会发展或者历史发展潮流也起了一定的导向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