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叙事诗研究人

汉乐府叙事诗研究【摘要】纵观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诗经》、《楚辞》基本都是抒情诗，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是在两汉时期，其代表作是两汉的乐府诗。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诗体的进步以及南北文学的交融等多种原因，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勃然兴起，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叙事因素在汉乐府民歌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诗歌的故事性、戏剧性大大加强, 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细节描写也很成功。

我们可以对汉乐府叙事诗的产生原因、叙事特征与手法进行研究.【关键词】中国古代叙事诗；两汉乐府诗；产生原因；叙事特征；叙事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中，《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其主要作品为抒情言志之作，虽有如《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作品，但抒情因素仍然主要地位，叙事还是为抒情服务的，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

稍后出现的《楚辞》一直延续了《诗经》的抒情传统，因此在中国诗歌最早源头的“风骚”中抒情已经成为了诗歌创作的主要目的，叙事则处于依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到几百年后的两汉时期才发生了变化，两汉乐府叙事诗作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代表登上了文学舞台。

两汉乐府诗中叙事诗的成就异常突出，成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成熟的标志，例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著名的有《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陇西行》、《蝴蝶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羽林郎》、《艳歌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等，其中《孔雀东南飞》是最长的一首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乐府双璧”。

两汉乐府诗中叙事诗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在对叙事诗进行研究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两汉乐府诗，谈起乐府诗总要先谈乐府，它原是汉代主管音乐机关的官署名称。

创始于武帝（前140–87）而废置于哀帝（前7–2）。

其职责是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以创造新声乐调。

后来转换成一种诗歌概念，诗乐一体。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1]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包括两汉以前的“周瑶歌词”）。

宋郭茂倩编写的《乐府诗集》分为十二类，流传下来的两汉乐府诗分别被归入“相和歌词”、“鼓吹曲辞”、“舞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等类，总计约130余首。

虽然数量不多，但作为一种新的诗体，以其匠心独运、娴熟高超的叙事技巧在两汉时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乐府叙事诗之所以在两汉时期繁盛，其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一番探讨。

一、汉乐府叙事诗产生的原因(一)社会政治的发展、复杂变化和音乐的发展首先，两汉乐府叙事诗与汉乐府制度密切相关，而汉乐府又与大一统的王朝紧密相连，从汉代乐府机构的归属上也可以显示出来，《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以给供养，属官有乐府令丞。

”作为娱乐艺术的乐府，却归属于“掌山海地泽之税”的少府。

这就表明了乐府之乐与山海地泽之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都是由上往下征取，由下向上贡献的。

这都体现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政治的内含。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乐府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局面、长久的稳定政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的形成等等，都是汉乐府艺术发展的先决条件。

其次音乐的发展、古代乐官文化的产生、雅乐观的建立与雅俗艺术的盛衰消长同样也是汉乐府叙事诗产生的一些可考究的因素，从音乐史来看，周乐、汉乐、唐乐、元乐正是四个最重要的阶段，汉乐的产物正是汉乐府，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域外音乐的输入汉乐府诗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影响。

“黄金为君门，碧玉轩阑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相和曲鸡鸣》），描述了新贵的生活状况及赏乐生活，另外《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也有类似的描述。

这些都体现了大一统的王朝政治和音乐对汉乐府的影响。

随着汉代社会政治的变化发展，尤其到了西汉中期以后，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客观现实日趋繁变。

此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远非《诗经》、《楚辞》时代可比，《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诗时云：“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作者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敏感问题，道出那个时代的呼声，描述不同阶层的各个生活侧面，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底层，展现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

例如叙述妻子临终托孤以及妻死之后父子交困惨状的《妇病行》；由于徭役、赋税、灾荒的驱迫，不得不长期漂泊在外，生活艰苦的《艳歌行》；叙述统治者对长期在边疆服役的士兵们的死活置若罔闻来揭露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封建社会里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十五从军行》；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的《东门行》等等如此，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

从而进一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局面与残酷的剥削政策，阐释了汉乐府叙事诗产生的原因。

另外以婚恋题材作品而言，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很大的比重，但爱情诗多数是咏唱男女的相慕相恋，少数反映了两心未通，爱情遭到挫折的苦闷。

描写弃妇的仅为《卫风·氓》、《邶风·谷风》二诗。

《楚辞》距《诗经》相去不远，变化不大。

然而到了汉代，情况有了极大的不同。

汉武帝独尊儒术，《列女传》、《女诫》等反映封建妇德的书也为统治者竭力推广。

封建宗法制度、家长制度在男女情爱上统治越来越森严，但除了这种统治上愈来愈严的趋势外，在当时又有一些例外情况，如汉代绝婚，主要是男弃女，其原因有因口舌、因嫉妒、因无子、因盗窃，因不得于父母，因不德，因娘家不道，因欲攀援势家等。

但也有女方自动求绝的。

或以夫家贫贱，或以夫恶疾，或以夫家不和，或和姑舅不得，如《焦仲卿妻》中兰芝主动请去，反映了此时代的风习。

又如改嫁一事，有因夫死而改嫁者，夫久出不归而改嫁者，遭离弃而改嫁者。

但亦有立志不改嫁者，虽父母迫之而不从，至或有毁形、自杀以相抗者等等，错综复杂。

爱情、婚姻情况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推想。

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于是，人们用叙事的诗歌把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如实记载下来。

综上所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两汉乐府叙事诗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二）生产方式变革，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由于西周实行宗族制度,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法观念浓烈，土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劳动的农奴属诸侯和各级领主所有，这种生产方式使周代社会意识中家庭观念淡薄，所以《诗经》中反映家庭关系的诗歌极为少见。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大量农奴仍然存在,但构成两汉社会主要阶级的是与地主对立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小私有生产者—从事以家庭个体劳动为主的农民。

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必然引起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

家庭的各种遭遇、夫妇兄弟的和睦与否,乃至主妇的能否持家，如《陇西行》对生活的影响愈益直接,反映在汉代民歌中,着眼于家庭问题的内容,以及悲叹流离失所、要求生活安定的呼声就比《诗经》明显增多。

尊崇儒家“家齐而后国治”的思想,无疑更能适应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封建生产关系。

所以《礼记》、《大学》到汉代才被奉为经典。

《大学》的主要观点便是“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体恤鳏寡孤独和丧家失业之民即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措施, 必然就会成为统治阶级最重视的社会问题而被采入乐府。

秦汉之际的大乱使包括商业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遭受到破坏，到了汉代实现王朝一统，并且经过“文景之治”，国力逐渐恢复、强盛。

城市经济逐步发展，商业都市也蓬勃兴起。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得知，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商业城市的繁盛，又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出现。

到了东汉，市民队伍更加壮大。

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曾论及此种情况：“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

”“今举俗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壮大，他们对文学艺术欣赏的需要，对用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感情以及反映自己生活的需要也越来越迫切。

然而文学方面，当时文坛上盛行的是汉赋。

这些赋与市民的生活联系较远，并且市民不易理解，比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对市民做了这样的描述，说：“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

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

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

”这样，汉乐府民歌中很多都是叙事诗，并且有不少叙事诗就是由市民创作的，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如《陌上桑》、《羽林郎》、《东门行》等等。

（三）文学因素的影响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便于抒情而不利于叙事，不能表达错综复杂情节，塑造鲜明人物形象。

《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篇幅有所扩大，这种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比《诗经》自由而灵活，富于变化。

但这种句式一是不稳固，二是字数时多时少，再有就是由于在句中或句尾加“兮”字等语气助词，适宜于表达感叹情绪，适宜于抒发感情。

而汉乐府民歌在诗体上则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又吸收了《楚辞》杂言的特点，并加以修改(如去掉“兮”字)、发展，其影响的深远是引出了后世的五、七言各种诗体，完成了这种诗体的革命。

例如五言句式是三音顿，它在一句诗的节拍上构成了奇偶相配的特点。

这样，既扩大了句子表达容量，又加强了句子表达意思的灵活性，为叙事诗情节的交代，复杂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

我们试看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基本上都是完整五言诗，就可以看出诗体的进步对叙事诗的产生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这是诗体的进步促进了汉乐府叙事诗的产生，另外在文学方面南北文学的交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学一直有南北之分。

北方文学以《诗经》为代表，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三百篇中所反映的大抵为日常生活、社会人事，表现出了被后人称为“风雅”精神的所谓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

而南方文学则以《楚辞》为代表，其特点是带浓厚神话色彩和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奔放，执着的理想追求，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塑造，奇幻的想象等。

如《离骚》篇中，主人公上天入地，叩关求阍，瑰丽神奇。

这一时期南北文学之间虽有互相影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各自的运动轨迹发展运行。

一直到了汉代，随着南北疆域的统一，出现大一统的王朝，文学才出现了第一次合流，汉乐府民歌叙事诗即为南北文学合流后绽放的一朵鲜花。

它兼有二者的特点。

一方面重实际，反映社会，反映生活，如《东门行》、《孤儿行》等诗，另一方面又富有浓郁的想象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