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民族性格之比较

第十章内倾与外向——中西民族性格之比较民族性格,反映一个民族的特点。

它是一个民族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反复表现的心态和行为模式。

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其种族的、地理的、语言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

因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会有明显的性格差异。

据说,有一次国际联盟以“大象”为题,悬赏征文: 英国人——《英国统治下的非洲猎象事业》法国人——《象的恋爱观》意大利人——《象啊!象》德国人——《关于象的研究》波兰人——《波兰主权与象之关系》单从题目上,就可看出这几个国家的民族性格的特点:英国是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征服和占领似乎成了英国人的特长;法国人浪漫多情;意大利是个诗意的国家;德国是思想家的故乡;波兰则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维护主权是头等大事。

又有一则报道说,有一次国际公寓突遭大火,紧急之中人们来不及考虑,犹太人抢出了保险箱,法国人抢出了情人,中国人背出了老母,美国人抢出了妻小,日本女人则拉出了丈夫。

东西方民族性格的差异,择其主要者,列举如下:一、动与静西方民族生存的空间,多以海岛为主,经济活动多以商业为主,生活方式多以流动为主,价值观念多以个体为主。

在漫长的日月里,形成了爱动的脾性。

他们不喜欢安分守己,不喜欢老死故土。

一到成年,就脱离父母,独自谋生,漂洋过海,从事商业贸易,过着流动不居的生活。

他们似乎不知天高地厚,甚至鲁莽从事。

古希腊的青年不是养在书斋之中,而是整天骑马、射箭、赛跑、玩铅球、掷铁饼、投标枪。

在运动场上显身手,得到运动会比赛的桂冠,是最荣耀的事。

古罗马的勇士都是生活在军营里,展威猛于角斗场上。

西班牙的勇士以斗牛为乐,明知有危险,但无人退缩。

不但在场上斗,甚至把牛赶到大街上,向人群猛冲,惨死者吓不倒生还者。

西方人的血管里,似乎热血时刻都在沸腾,时刻都在准备战斗。

那种躁动、狂热的激情伴随人的终生。

“宁静以致远”,是中国人的至理名言,常常写成条幅挂于居室,作为座右铭,时时鞭策自己。

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起,就把静作为一种美德。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静以制动,成为公认的哲理。

静的理论,在老子的阐发下,达到了极致。

整篇《老子》宣扬的都是虚无、无为、弱、柔、伏、顺、不尚、不争、不言、不有、不恃、不居、不欲、不知。

主旨是一个静字。

“致虚极,守静笃”。

是老子的名言,也是后来道家修行的原则和方法。

“虚”,是道家修行所要达到的那个虚空的境界。

到了那个境界,就成“虚怀若谷”。

“静”就是具体的修行方法。

采用“守静”,心无杂念,“静坐”修行的功夫。

静静地、专一地守住。

用禅宗黄龙南禅师的形容:“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直立,拟无不中”。

象捕鼠的猫那样全神贯注,静候时机。

参禅打坐的人,要有这种“守静笃”的功夫。

老子认为,百物都要“复归其根,归根曰静”。

万物不能失根,失根便不能生存。

归根的方法,就是求静。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

能够静到极点,就能找到生命的本源,回归生命的根本。

佛教修行,也讲因静入定,由定发慧。

主张清静无为,清淡寡欲。

中国人在评价别人的时候,把性格文静作为一种美德。

李大钊总结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静为本位,以动为例外;西方人的日常行为,是以动为本位,以静为例外。

动与静的民族性格,在处世上的表现,中国人是保守主义,不去竞争,更不去冒险;西方人则是开拓主义,竞争冒险,无所不为。

在宗教上,东方宗教为解脱之宗教,西方宗教为生活之宗教。

东方宗教教导人们要以清静的修行求得解脱,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垂柳,池中之清水,沉沉无声,皆为寂灭之象征。

西方宗教教导人们要现世的个人奋斗,以求上帝的恩宠。

在政治上的表现,追求长治久安,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气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念,遏众之愿望,造成政象静止,维持现壮,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

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沉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

从哲学上讲,李大钊总结为,东人之哲学,为求谅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之哲学。

求谅者必静,求温者必动。

二、内向与外向中国的地理环境,东临大洋,西有黄土高原,北方寒冷,南方酷热。

黄河流域地势平坦,四季分明,是一个理想的聚居地。

影响到民族性格,形成极强的内倾性、向心力、凝聚力。

周易文化的基点,是圆道观念。

中心为太极,一切的变易都围绕一个圆心,形成一个内聚力。

因中国文化的早熟性,人文精神过早地觉醒,而且基本内涵又在道德理性方面,形成了内在超越。

中国人生价值的判断来自人的心性,来自人的善端。

不象西方人那样,把价值之源追溯于上帝,形成外在超越。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一个自足的存在。

在天地之间,人是自足的,不需要外来的帮助。

儒家以道德为自足,道家以自然为自足。

儒家认为,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价值之源,是无尽的宝藏,只要深挖,只要发扬,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

万物皆备于我,万善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界寻求什么呢?中国人遇到问题,首先考虑从自身找原因。

汉语中这类词语很多,如“反身自诚”,“反求诸己”,“三省吾身”,“自我观照”,“明心见性”,“尽其在我”,“依自不依他”,“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慎汝内,闭汝外”,“治其内,而不治其外”,“不内变,不外从”,“为腹不为目”,“心诚则灵”。

王阳明更有《咏良知》的诗四首,其中一首说:“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

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人生的定盘针,就在你心中,何必外寻呢?现在我们仍然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第一位的。

一个人犯了错误,无论他本人、还是别人,都强调的是要从自身查找原因。

说自己意志不坚强,思想改造不彻底,灵魂不净化。

保证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内倾性的民族性格,要求每个人都做一个谦谦君子。

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内向含虚。

如果一个人说话没大没小,敢说敢讲,别人会说你张狂,领导也不会用你。

中国人的谦虚是出了名的。

“满招损,谦受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每人牢记的格言。

领导要提拔你,或委以某项重任,你应当说,我不行,我还年轻,我经验不足,我能力有限等等,总要谦辞一番,才好接受。

做出了成绩,受到表扬时,总要说我做的还不够,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点成绩的取得,都是领导的关怀,同志们帮助的结果。

见了上司,见了长辈,见了老师,要垂手而立,低头向下,声音不能大,噪门不能高。

受到表扬不要洋洋得意,受到批评要诚恳接受,不要顶嘴,不要辩驳。

中国人一般不爱发表意见,特别是不愿公开表态。

非要说话,也是兜圈子,不着正题,更不会触及问题的要害。

非要表态,也是随大溜,莫楞两可。

听别人说话,不是从直接的语言里,而是从表情,从话音,从手势中才能判断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他的真实想法,不是听出来的,而是猜出来的。

中国吃了亏,受了委屈,一般不愿大叫大喊,总是泪往心里流,苦水自己咽。

能忍就忍,能让就让,该出手时不出手。

中国人善于掩饰自己,锋芒藏而不露。

让人看起来他老实、忠诚、可靠。

对领导唯命是从,领导说公鸡会下蛋,他说亲眼见。

领导以为找到一个忠心耿耿的部下,遂委以重任。

结果,这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感,有话不说,有怨不吐,形成心理变态,变得阴险、狡诈。

西方文化把人的价值之源寄托于上帝,其价值的标准是外在的,形成外在超越。

与中国文化把人看成自足的存在相反,西方文化把人看成是不自足的。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很少有象中国儒家那样强调人性的本善。

特别是基督教的兴起,“原罪说”盛行,人们要虔诚地事奉外在的上帝,世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一个罪人。

人与上帝的分离,形成了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的严格划分。

在哲学上,则表现为本体与现象的分离,在宗教上表现为天国与人间的分离,在道德上表现为自律与他律的分离,在社会上表现为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以及乌托邦与现实的分离。

由于人的不自足,人只有不断地向外探求,不断地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人才能由一个不自足的存在转化为一个自足的存在。

西方民族形成外倾性的性格,是建立在人性本身不完善不自足的基础之上。

要达到完善和自足,唯一之途,就是向外找寻。

其方法和手段,就是用知识、用逻辑、用科学、用律去认识、证实、把握外部世界。

在为人处世上,外向性格突出表现为个性的张扬,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好表现自己,突出自己,处处显示自己,直率、坦诚、正直。

西方人说话,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客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直接了当,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没有含糊,没得闪烁其词,不要你去揣摸,猜测。

西方人应聘某项工作,某个职务,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谦虚之词,直接表示,我行,我能力强,我办法多,我有信心,一定能做好。

西方人不掩饰自己,有话就说,有气就放。

受了冤枉,该出手时就出手,定要讨个公道。

在衣饰上,中国人的内向性,表现为穿衣又长又肥。

袖子多了半截,裤腰绾了半圈,裤腿比腰还胖,裤脚拖地三尺。

目的在于把自己包起来,不使皮肤外露。

女人多余的袖管用于见了男人摭面。

西方人的服装在于短,小、窄、薄。

目的在于突出线条,突出三围。

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按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人是不会穿超短裙的,更不可能有三点式的服饰。

留美学者成中英,把中西民族性格的内向外向,归结为哲学上的内在人文主义与外在人文主义。

西方外在的人文主义把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灵与肉截然分开。

人要对超自然、神、客体、肉体这些外在的东西拚命地钻研,形成向外探求的习性。

中国的内在人文主义,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

人与终极的实在和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分隔的。

因而中国哲学中缺少绝对的分离和超越经验的观念,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纯逻辑和科学的重要原因。

内在的人文主义偏重于道德和艺术,外在的人文主义偏重于科学和宗教。

因为科学与宗教都是对外的。

宗教讲天国,讲上帝;科学讲自然,讲万物,都在人的外面。

而道德和艺术都属于人生方面,是内在于人生本体的。

道德是由人生内部发生,艺术则是人对自然的体悟。

西方民族,人的一生对外求索;中华民族,人的一生对内练功。

自强、自立、自尊、自爱、自责、自省、自悟、自知、自励、自欺,都是向内用力。

西方人对上帝的事奉,对科学的求证,自我的护张,冒险的竞争,都是向外用力。

向内用力者,重理性而不重理智,重悟性而不重求证,重心计而不重体力,重得道而不重得利。

在行为倾向上,爱静不爱动,求慢不求快,能忍让就不相争,能安定就不乱动,能封闭就不开放,能守旧就不革新,能在家就不外出,能和解就不打官司,能过得去就不冒险,能差不多就不要较真,能不出手就不出手。

对性格外向的人,我们有许格言劝戒他们,要他们收敛锋芒,不要出风头。

如:“枪打露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言多必失”,“烦恼皆因强出头”。

内向的性格,对国民的影响,可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