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女性视角

李商隐明明是男的，为什么要以女子的角度写诗？---也说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唐诗,中国文学史上最绚烂的篇章,它像一颗熠熠生辉的繁星,闪耀在中华文学浩渺的苍穹中.从它在初唐的产生,盛唐的发展,中唐的繁荣,直至晚唐的衰落,无数位伟大的诗人用他们毕生的心血,为我们奉献出了无法估量的优秀作品.说到唐诗的发展演变,总体上应该划分为四个时期：初唐阶段,盛唐阶段,中唐阶段,晚唐阶段.唐代诗歌经过盛唐和中唐充分开拓后已难乎为继，晚唐一般诗人的作品创造性不大，题材、境界较为狭小。

但也有一二例外，这便是李商隐和杜牧的诗歌创作。

尤其是李商隐，他在中唐已经开始上升的爱情与绮丽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等方面，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卓然成为大家。

在晚唐诗坛上，李商隐是一位大家，当时与杜牧齐名。

不过，若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他是超过了杜牧的。

李商隐在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创造性地丰富了诗的抒情艺术。

他的诗歌创作，常以清词丽句构造优美的形象，寄情深微，意蕴幽隐，富有蒙眬婉曲之美。

最能表现这种风格特色的作品，是他的七言律绝，其中又以《无题》诸作（多为七言近体）堪称典型。

诗以“无题”命篇，是李商隐的创造。

这类诗作并非成于一时一地，多数描写爱情，其内容或因不便明言，或因难用一个恰当的题目表现，所以命为“无题”。

晚唐时期，人们崇尚道教，信奉道术。

李商隐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即被家人送往玉阳山学道。

其间与玉阳山灵都观女氏宋华阳相识相恋，但两人的感情却不能为外人明知，而作者的心内又奔涌着无法抑制的爱情狂澜，因此他只能以诗记情，并隐其题，从而使诗显得既朦胧婉曲、又深情无限。

据考，李商隐所写的以《无题》为题的诗篇，计有二十首，大多是抒写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诗。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篇是《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

就诗而论，这是一首表示两情至死不渝的爱情诗。

我国古代不少爱情诗的作者，往往以一种玩赏的态度来对待女子及其爱情生活。

李商隐的爱情观和女性观是比较进步的，他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从一种纯情的而不是色欲的角度来写爱情、写女性。

他曾在《别令狐綯拾遗书》中对女子被深闭幽闺缺乏婚姻自主权，寄以极大的同情。

他的爱情诗，情挚意真，深厚缠绵。

《无题》一开头就说尽了离情别恨。

颔联春蚕蜡炬，到死成灰。

比喻中寓象征，至情至性，已经超越爱情而具有执著人生的永恒意义。

颈联于细意体贴关注中见两心眷眷，两情依依。

末联是近乎无望中的希望，更见情之深挚。

他把爱情纯化、升华得如此明净而又缠绵悱恻，在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为无因。

然而历来颇多认为或许有人事关系上的隐托。

以《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例，全诗在李商隐双重角色扮演中展开情感的肆意激荡流淌。

李商隐的男性角色在通过其女性的视角中得到了委婉的抒情表达。

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对热恋中的男女身居异地，感情受阻，不得会面时澎涌而出的恋爱激情。

古人有“别易会难”之说，即“别时容易相聚难”。

李商隐加以变化运用，重点强调了“别”的不易，第一个“难”字，是客观现实中的困难。

第二个“难”字，是跃跃欲试时不得的内心痛苦不堪。

正因为相见不易，所以分别也就更难以割舍，难以承受。

江淹《别赋》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自古以来，分别就受到了被众多文人墨客的垂青，这里的“别”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

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

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

男女之间的热恋时期通常是男子感情要比女子激烈了一些，所以不免要“辗转反侧，寤寐思服”（《诗经·关雎》）。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相思成灾，多么令人缅怀的真实情感在我们读者的心中涌动起来。

时空的阻隔让两个相思的人“怨”从中来。

只能见诸于笔端，让这发乎于内心的真挚情感在古人那些优美的比喻和化用中肆意疯长。

于是乎，就有了“春蚕吐丝至死不渝，蜡烛成灰泪流不尽”的悲剧式美学艺术。

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

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

”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

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

《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

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

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

自古以来，诗人就喜欢以女子的容颜来譬喻。

因为就像贾宝玉所谓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言论，女子特殊的形象能给人以更多发挥的想象空间。

“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脱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

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

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

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

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

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钟嵘在《诗品》中强调了“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一段充分说明了现实生活经历对于诗人的情感冲击会有多么强烈,诗人的创作冲动也是在观于外物和体验人生的之后产生的.在人生经历上,钟嵘尤其强调了“怨”,这是从孔子“兴观群怨”说发展而来的,但孔子之“怨”因为与“事父” “事君”有关,含有一定政治教化色彩,钟嵘之“怨”,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精神痛苦了,更具体的说,是一种“离怨”.钟嵘举了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等为例,说明这样一种离怨,是非得以放声歌唱才能抒泄出来的.诗歌因而可以使“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而除了放声歌唱，我们大诗人李商隐用的却更是巧妙，他把自己的这份“怨”隐藏于一个个或活泼动人或悲戚恣意的女子的身上，从最初的那首《无题》：“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的传统古代女性成长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商隐对女视角的运用已经灵活自如，出神入化。

所以，笔者以为《沧浪诗话》中关于诗歌出神入化的评价标准极为不妥。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沧浪诗话》）李商隐的《无题》无疑是个将女性视角运用的出神入化的典型。

事实上，我们却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双重视角将男性的理性叙述者身份割裂开来，让他藏匿于女性的温柔角色扮演之后，尝试为女性发声，为古代女性情感不得明示而呐喊，这也算是李商隐的一个创举。

不得不说他在女性内心世界的感情传递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而他的有效途径不就是《沧浪诗话》（“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

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中所强调的那个禅家的“悟”么？只不过他的“悟”是体悟，是自我的影射。

以夫妻或男女关系比拟君臣、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是从屈原的“楚辞”就开始的传统表现手法。

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本意在于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是的不安期待,进士考举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和女孩子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主考官（张水部）回他一首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说他（朱庆馀）资质很好,不用担心。

李商隐自幼坎坷，十来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子文》），虽说只有十岁，但仍旧是家中的长子，情愿不情愿这一家子的担子就压到这个小孩子身上，李商隐就是这样，从此他便开始了以“佣书贩舂”的方式养活全家。

李商隐当劳力怎么样不得而知，不过他给别人抄书还是够格的，他的书法很叫绝，当然不仅仅字写得漂亮，文采更是了得，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一个念过太学善写古文的族叔，更重要的还是他本身就天资卓群。

李商隐在他的诗《为有》中写道：“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这首诗是描写宦家少妇闺怨的。

可不难看出的是，我们从读到了李商隐的悲慨，空的一身才华，却不与为世所用，浪得才子虚名。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排斥李商隐为自己在旷世之中的“难为”而做出一个隐晦的选择性发泄方式，这也是基于当时的“牛党之争”的背景之下做出的文人式的表达。

元和四年，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儒和李宗闵考取制科，两人对策，指责时弊，李吉甫反感，对他们排斥不用，直到李吉甫死，两人才入朝为官。

此后，双方各自拉拢人才，结为朋党，只要一方得势必不容对方，尤其在启用新人方面，双方水火不容，互相排挤。

令狐楚是牛党派人，故而，李商隐到王茂元幕府被牛党看成是“背恩”。

要知道李商隐的这个“背恩”的罪名可是直接牵涉到了他的人品问题。

李商隐历来不被人所赏识，所以只能屈居于二流诗人的行列。

要知道，要想成为一等的一的诗人，人品还是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的评价都是“无行”，也就是说人品低劣。

“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

时令狐楚已卒，子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

”（节选自《旧唐书·李商隐传》) 当然，李商隐也许没有意识到朋党之争带来的后果，也无意于参与朋党之争，甚至从其他的角度看李商隐，他是非鲜明，敢于直言不讳，立布公道，这都属实，可不管怎么说，李商隐事实上已经做出这种事情来，无论委屈与否，在世人看来这就是人品有问题，这一点是无法挽回的。

不过还好，今人没有难为他，更人性、更客观的给予了李商隐公正的评价，得以让李商隐跻身为一流的大诗人行列。

并且赋予了李商隐极高的社会历史意义。

施蛰存认为，李商隐的诗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但是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

在清代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隐的诗作32首，数量仅次于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