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空间的罚与教

国外公共空间的罚与教国外公共空间的罚与教日本街头的禁烟标识在发达国家，排队已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法国一条步行街上的提示牌在一些国家，在公共交通上大声打手机会被重罚图/全景新加坡贴在街头的公共禁忌标示：不能吸烟，不能吃喝，不能携带危险液体和气体，并标明了违反禁令的罚款金额伦敦街头的红绿灯□陶短房最近，“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就以“素质差”来评论此事，其实，公共空间禁忌是个复杂的话题，远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我们来看看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壹在荷兰，在公交车上大声打电话会被罚款120欧元许多国家在维护公共空间禁忌时，会采取罚款、甚至比罚款更严厉的措施，显得毫不手软。

比如荷兰，在安静的公共汽车、列车和地铁车厢里是不允许大声打电话、接电话的，如果在列车的“安静车厢”接电话，可能被罚款55欧元，倘在公共汽车上使用手机，而被司机认定干扰了自己的注意力，或被其他乘客投诉“可能干扰司机注意力、影响乘客安全”，就可能被课以80-120欧元罚款。

此外，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司机是绝不允许直接使用手机的，如果想打电话，就必须佩戴耳机。

如不佩戴耳机，将被高速公路上的照相检查设备拍照，驶出高速时会被重罚，甚至可能被吊销驾照。

在美国，大部分州在绝大多数公共场合严禁吸烟，而全国所有联邦政府机关则一律严禁吸烟，违者将可能被处以小额罚款（最小数额仅2美元），或处罚参加公益劳动；不顾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同样是公共空间禁忌，违者同样会被处以2美元的小额罚款，不过在个别州、个别城市，已经有提高罚款额的呼声、甚至有了实际行动，如乱穿马路问题比较突出的纽约市，乱穿马路者的最高罚款额就已被先后提高到50美元、100美元。

在英国，地方议会有权签发最高额达110英镑的定额罚款，因此许多公共空间禁忌违反者都会收到来自市镇当局的罚款通知单，如在公共场合超时停车、乱丢杂物、在户外公共场合乱堆东西等，都可能被罚款110英镑以下。

有些属于更高权力机构职权范畴的公共空间禁忌，如在非垃圾收集日把垃圾箱推到户外，则最高可能被罚款1000英镑。

在禁烟方面，英国也有很多禁忌规范：公共场合吸烟可罚款50英镑，随地扔烟头罚80英镑，禁烟场所未张贴“禁止吸烟”标志，负责人罚200-1000英镑，明知所负责场所内有人吸烟而不加以制止，负责人罚2500英镑，商家将香烟出售给未成年人，罚2500英镑。

贰在德国，骂人“老母猪”将被罚2500欧元在德国，所有公共车辆、联邦政府部门和公共场合都禁止吸烟，自2008年7月1日起，在16个州的酒吧、餐厅吸烟也被严禁，违者可能被起诉。

近年来，德国的交通规则有了新规定，司乘人员倘若骂脏话或作侮辱性手势，被乘客投诉，则可能被课以重罚，素来严谨的德国人，甚至将说怎样的脏话会被罚多少钱也“明码实价”，标注得一清二楚———骂人“傻母牛”，罚300欧元；“老母猪”，罚2500欧元；“你这个蠢猪”，罚500欧元；“你个傻女人没有更好的事做了吗？”罚500欧元；“你要干什么你这个鸟人！”罚500欧元；“你的脑袋被太阳晒傻了吧！”罚600欧元；“你这个木头脑袋！”罚750欧元。

在号称“罚款之国”的新加坡，公共空间禁忌的处罚力度更大、“管得更宽”：公共车辆车厢里吃东西罚款500新加坡元，破坏公务罚1000新加坡元，在公共场合涂鸦罚鞭刑6下，公共场合吸烟罚1000新加坡元或监禁6个月，人行道50米以内乱穿马路罚50新加坡元，乱扔垃圾小件罚200新加坡元，大件罚强制劳动12小时，随地吐痰第一次罚1000新加坡元，第二次罚2000新加坡元，第三次最少罚5000新加坡元，在车站附近乱穿马路罚500新加坡元，随地吐口香糖罚1000新加坡元，开车超速罚5000新加坡元，公共场合跳舞罚5000新加坡元，地下通道骑自行车罚1000新加坡元，公共场合扔烟头罚500新加坡元或鞭刑4下……以至于新加坡旅游纪念品中有一种很受欢迎的T恤，印着一语双关的一句话———Singapore is a fine city，“fine”既有“美好”，也有“罚款”的含义。

在加拿大，公共场合严禁吸烟，而吸烟处罚的权力则归三级政府中最低的市镇一级，一些市镇已制订了针对公共场合吸烟的罚款条例，如首都渥太华，公共场合吸烟的罚款额为305加元。

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公共场合饮酒也是不允许的，如在温哥华，任何在公共场合饮酒者都可能被罚款230加元，如果饮酒者年龄不满19岁，则将处罚其法定监护人。

在法国，公共场合吸烟者也会被“天罗地网”所笼罩：全法国有17万以上“香烟警察”在公共场合巡逻，这些“香烟警察”包括警察、宪兵和军队巡逻兵等，违反禁令在公共场合吸烟者，最高可被罚款68欧元。

在挪威，任何有食物出售的公共场合均不允许吸烟，倘若被发现有人在上述场合吸烟，场所的经营方将被课以重罚，甚至吊销营业执照。

在巴西，公共场合吸烟一旦被发现，最高罚款额度可达3000克鲁塞罗。

叁在发达国家，“以罚代管”依然是少数，“说服教育”还是多数但更应看到，“以罚代管”从整个公共空间禁忌管理范畴上看，仍然是少数的、局部的。

且即便在实行罚款的地方，也存在着争议和反复。

如在英国，许多舆论、公众对各地市镇当局繁琐、苛细的罚款则例感到不便，认为不尽合理，不少人指出，这种细如牛毛的罚款对规范公共空间禁忌行为固然有所帮助，却也给行政执法部门带来巨大压力：严格执法吧，要管的事和人实在太多，不但疲于奔命，也会造成公共开支的大幅上升，并影响对更严重社会问题的管理；网开一面吧，有法不依，岂不是比无法可依更糟，一旦规范、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正如英国环境大臣斯佩尔曼所言，罚款的目的，是规范全社会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举止，而非仅仅处罚那些实际“犯规”的人，正因如此，一些罚款规定（如不按规定时间在户外放置垃圾箱）已有所放松，高额罚款被降低，如果积极交付，还可以酌情“打折”。

在法国，虽然公共场合吸烟的监督、处罚十分严格，但对另一些公共空间禁忌的违犯者则近乎听之任之，如地铁上饮食、不讲排队秩序、公共空间大声使用手机、乱扔口香糖等杂物等，在人烟稠密的大巴黎地区司空见惯，而所谓“规管措施”不过是法国巴黎大众运输公司在各车站所张贴的漫画型“宣传教育”海报，以及一些电视公益广告。

在加拿大，尽管公共场合禁言是“铁律”，但大多数城市仍然对违反者以规劝为主，个别实施罚款处罚的城市也只是刚刚开始实施（如渥太华是今年7月2日刚发布的地方法规）；至于在公共场合违规乱穿马路，在公共车辆上大声说话、吃东西等违反公共空间禁忌的行为，连“批评教育”都不常碰到。

在美国，公共空间禁忌的罚款虽名目繁多，但数额普遍不大，50美元已算“重罚”，2美元的“小单”则司空见惯，这点钱在美国大多数地方，仅勉强够吃一份早餐。

在德国，尽管有罚款规定的禁忌条目清晰，明细罗列，但更多公共空间禁忌的维护却仍然依靠“说服教育”。

肆法国人认为宁可“脏乱差”一点，也不同意处罚街头涂鸦即便在对公共空间禁忌触犯者采取“严刑峻法”的地方，“不教而诛”也是决不允许的。

如在新加坡，各种违反公共空间禁忌行为的处罚方式、标准，都在相关场合有醒目标志，即便外来游客也一目了然。

在实行公共场所禁烟、禁酒的国家、城市，都会首先要求相关公共场所的经营者、负责人负起标识、规劝之责，如果未尽其责，则会首先处罚经营者和负责人，在北欧一些国家甚至规定，倘系因这些经营者、负责人标识不明或规劝不力，而造成其管理范围内出现禁忌违反者，则经营者、负责人将代替顾客缴纳罚款。

不乱穿马路是发达国家常见的公共空间禁忌，但采用罚款等强制性手段的国家、城市是少数，且即便采用也大多以警告为目的。

在这些国家里，广播、电视常常播出相关公益广告，公路上也有醒目的提示牌，对乱穿马路的后果提出警告，且在人行横道线和路口设立行人过街按钮、灯号，方便按章过路。

至于地铁上吃东西、不按章排队，涉及钱财账目的队列，排在后面的人不按“规矩”退到一米线外等公共空间禁忌，直接采用纠察、处罚等强制手段的则更少，甚至连“醒目提示”都不多见———因为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无需提醒就该遵守的常识”。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二战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更加尊重，同时对公权力膨胀、执法权滥用和“宗教国家”、“警察国家”的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如法国就曾对“要不要严惩涂鸦行为”展开过激烈辩论，结果大多数人认为，宁可“脏乱差”一些，也不愿以放纵公权力为代价，换来“军营式的整洁”。

一方面由于对公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人头费”普遍较昂贵，且公共开支控制严格，警力等强制机关资源宝贵、紧张，难以对林林总总、包罗万象的各种公共空间禁忌“犯规”一一加以监督、纠察和惩处，不得不采取“抓大放小”的方式，对较重要的“犯规”严防死守，如许多国家、城市公共空间设置许多摄像头、传感器，对违规吸烟、乱丢烟头实行全方位监控，而相对不重要的则交由空间所有者自理，像“一米线”的禁忌规则就是商业设施自己的事，而公交、地铁秩序的维护，在大多数国家、城市也由公交部门自行解决，即便如加拿大某些城市那样有警队，也是独立于城市警察部门、由公交机关单独组建、自成一体的“车警”。

伍公共空间禁忌是当代社会管理的一门精妙学问在更多国家、城市、场合和范畴，公共空间禁忌的维护和遵守，依靠的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公众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对公共道德的自觉遵守。

如在许多城市，“按信号过马路”已成为习惯和默契，即便刚上学的孩子也知道不能在红灯时过马路，更不能随意乱穿马路；开门时让女士先行、主动替后面的人扶门，这些“公共空间惯例”根本不成文，但在很多地方是约定俗成的；在不少城市，公交车辆上并无明文规定不得吃东西、不得大声喧哗，但大多数人却能自觉遵守；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广人稀的国家，很多野营、野炊的场所平时根本看不见什么管理人员，但人们往往也能自觉遵守“规矩”，不吸烟、不饮酒，结束活动时将所产生的垃圾清理干净。

在一些“窗口单位”按序排队、注意尊重他人隐私和退守“一米线”，并非公权力所管辖的范围，也不是每个“窗口”都有专人管理，非起点、终点的公交车站更不会有什么“小红旗”、“小黄帽”协助维持秩序，但大多数这类场所都秩序井然，很少发生争抢、拥挤的事件。

道德和自觉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靠简单的说教就能养成，而需要各方面的引导。

首先，要通过各种公共规则，让遵守公共空间禁忌规则者感到处处方便，事事顺利，而不遵守“规矩”者则处处别扭、寸步难行。

如公共场合禁烟的许多城市，在禁烟范围内不给“瘾君子”丝毫便利，迫使他们只能在门外露天、指定的一小块既不舒适、又无隐私的场地“过瘾”，如此久而久之，不吸烟者越来越舒适，吸烟者越来越不自在，“公共场合不吸烟”的规矩自然也便立起来了。

又如按序排队，“窗口”服务人员对“加塞”者都会“另眼相看”，让他们非但不能“超近”，反倒成为最后一个获得服务的人，“越加塞越慢”，久而久之也便无人越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