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文化

我从事民族民间文化搜集、整理和研究，断断续续有30多年了，所谓断断续续是指我没有专门时间进行此项工作，其间既从事新闻写作、新闻管理及作家文学创作，但又一直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情有独钟，不离不弃，甚至是一往深情。

在长期的民间文化搜集中，我们发现有两种流传形式，一是老艺人的口头流传，另一种就是已经用文字或符号记录下来的手抄本。

如果说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

我则认为民间文学、契约、家谱等手抄本和图案、符号，甚至一些散存在乡村的碑刻为民间古藉。

我就这一民间古藉的搜集、整理和利用谈点体会。

一、如何进行民间古藉搜集和整理在这里我主要谈谈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

我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受云南民族大学杨知勇老师的影响。

全国著名的民族文化专家杨知勇、宋恩常、李子贤教授等都是我的恩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云南民族大学进修时，得到他们的指教，尤其是杨知勇老师在介绍他五十年代初，如何搜集、整理和研究《阿斯玛》时，还带我们到他搜集的地点去进行现场观摩、学习。

杨老师当时还说，当今一些偏远的地方还保留有巫傩，它完整地保留了民间文学的许多因素及原始文化生态。

谁在上面舍得下功夫，谁将会在民间文学研究上有所建树。

这话，我记得较牢实。

回到思南后，正逢县民委正在组织全县民族民间文艺调演，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看了傩戏表演，也是第一次把“冲傩还愿”的这种东西看成文化。

其实，在我小时，也多次看见过“冲傩还愿”，但从没有把它当着文化看，而是看成了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

一旦认准它是文化的东西，而且，是有研究价值的文化，我就爱上了它。

过去，思南傩戏班子几乎遍及各村寨。

戏班子，人们习惯称为坛，其成员由情趣相投的农民自愿组成，多者20余人，少者六、七人，所需经费系自筹解决。

傩坛的传承主要靠口传面授，家传与师传相结合。

拜师传法，而“绝法”不传一般弟子。

土老师一般都有较好的表演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往往一字不识，但能主持整个傩坛繁复的祭祀或背诵许多剧目的全部戏文，且声望高，所以往往充当坛主，导演，又兼任傩戏主角。

于是，我立即深入思南县南盆、溪底乡进行傩文化搜集。

在搜集资料中，有口头流传记录，也有手抄本。

当我回到思南城，拿出搜集资料进行整理时，才发现手抄本非常可贵，但整理起来也非常麻烦，因为这些初识文墨的艺人，他们只能记个大概，还因为有的手抄本年代久远，往往字迹模糊，句子不通，错别字连天，甚至有些符号难以弄懂。

所以只能对手抄本进行粗约整理，再拿去回炉，即找傩坛老师识别、核对。

这工作十分复杂，大多傩坛老师不识字，只能带腔带调演唱，在演唱过程中，其他人还不能打岔，否则，就打断了傩坛老师思路，难以继续唱下去。

1993年5月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34万字的《思南傩堂戏》，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种情况下我们搜集整理出来的。

其中，大多数是溪底乡（现张家寨镇溪底村）土家艺人崔道昌的手抄本。

后来，我也是找崔道昌和他的师傅田应贵重新演唱核准的。

1991年以思南县民委、铜仁地区民委古藉办、贵州省民委文教处名义编辑内部出版的《思南苗族高台戏》。

我们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搜集资料的。

八十年年代末，搜集工具较为先进了一些，已经拥有录音、录像工具。

我们组织了三人搜集小组进村入户，即由我带队，刘朝生、谢健康三人组成，并做了明确分工，我负责文字，土家族民间音乐家刘朝生负责音乐，谢健康负责录像，在思南高台戏流传的乡村，巡回搜集，并且还组织高台戏演出。

我在进行文字搜集中，也搜到了大量的高台戏手抄本。

回思南城后，其他同志也加入进行协助整理，后来的这本48万字的高台戏书藉，书出后，思南人以及外界人才知道思南还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民族剧种——高台戏。

其实，思南高台戏是在民间花灯、山歌的基础上，逐渐吸取傩堂戏、湘剧、辰河戏以及其它戏剧的表演形式而形成的一种剧种。

它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

道光年间，思南人民在花灯的基础上，开始融入唱书、民间故事、小说等内容。

塑造姿态多变，性格各异的艺术形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审美趣味的提高，演出场相应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在室内变为在院坝搭矮台演出；演员也不仅是原来的一旦一丑，而是增加了演员，扮演了具有故事情节、矛盾冲突、人物动作与对话的戏剧。

当地群众称为矮台戏，或矮台花灯。

当时最有名望的要算艺人梁常旺、苏洪道的戏班，他们是矮台戏的创始人。

清代思南人罗方林在云南任协台，于光绪十八年告老还乡后，在思南办团练，立公口，颇有名望。

罗方林从小喜欢唱戏，回乡后见当地花灯已编成戏剧在院坝广场演唱，颇有感触地说：“是戏就该在台上唱嘛。

”随后，他亲自出资建了一个正规戏台，戏台落成还特地去湖南辰溪请来湘剧辰河戏班唱了半月的开台戏。

事后，罗方林便将思南矮台戏搬上高台演唱。

高台戏由此而得名。

高台戏的剧目有《麦粮封官》、《浪子薅豆》、《吴大回门》、《安安送米》、《槐荫记》、《柳毅传书》、《雪山放羊》等上百个。

专为庙会、兴场、坐灯、婚丧和传统节日演出。

高台戏的音乐艺术是“大筒筒”、“小筒筒”两种形式的组合体。

在声腔上，大筒筒是在当地花灯，小调，说唱的基础上借鉴了傩戏的唱腔和辰河戏中的高腔而形成的，而小筒筒是在当地花灯基础上融进了辰河戏中的弹戏，两者在唱腔上，都模仿辰河戏中的板、弦韵味，再结合本地民歌、曲艺、语言风格而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音乐艺术形式。

之后，我们在进行土家花灯、打闹歌、薅草锣鼓、乌江船工号子以及三套集成搜集时，也十分注重民间手抄本的搜集。

当然，由于，我们动手较迟，在民间已经遗失了许多手抄本、傩戏神案、民间美术作品等民族民间古籍。

因为思南自古以来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大县，乡村原本就有很多读过私塾的文化人，他们对其感兴趣的文化的东西，都会用文字、图案、符号记录下来，变成手抄本，然后进行收藏传播。

对民间古藉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的体会“全面搜集，慎重整理”，这八个字几乎成了我们搜集和整理民间古籍的游戏规则。

那么，我们如何尊守这个规则？（一）、尊重艺人，全面搜集民间古藉的搜集和整理，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

它首先是文化工作者对劳动人民及其创作和传承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除了尊重他们的劳动外，还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搜集了他们的东西：一是要给人家一定的名分；二要给足报酬；三要登门求教。

如今，在一些高校或研究单位的研究者，不深入田野调查，不找民间文化艺人采访，也对民间古藉视而不见，喜欢闭门造车，捞取现成的。

所以，拿出来的东西，张冠李戴，错漏百出。

这是不尊重劳动人民和民间文化的表现行为，也是对科学不负责的态度。

另外，在搜集过程中，尽量要全面，最好对某一类民间古籍的产生地的历史背景、民族状况和生产情况要弄清楚，为什么这种文化事象在这里产生而且保存下来。

比如傩文化，有人说，世界傩文化看中国，中国傩文化看贵州，贵州傩文化看黔东北。

为什么傩文化在黔东北能保存那么完整、原始，为什么有那么多傩文化手抄本、神案。

主要是这地区自古以来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巫文化在这个地区盛行，人们的信仰、生存和生活对“傩”有密切关系。

必须弄清楚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你对“傩”的认识才会深刻。

同时，在搜集过程中既要重视口头的，也要重视手抄本。

在一个民族中对同一母体而又有各种异文的民间古籍也要尽量全面搜集。

、慎重整理，注重研究所谓整理，就是在尊重民间文化的前提下，在全面搜集，忠实记录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推广和传承的目的而对一些基础较好民间文化尤其是民族民间文艺作品进行适当调整、补缀，并用文字最后写定。

因为，整理不同于创作。

整理是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不改变原作流传的风格，不改变原作的主题、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和语言风格。

特别是对民间古籍需要整理的是原作中某些拖沓、散漫之处，或一些病句错字，或夹杂的某些糟柏。

在这个问题上，杨知勇老师等在整理彝族长诗《阿斯玛》上，有一个成功的典型范例。

他们将流传在云南路南地区的6个不同版本的《阿斯玛》都搜集上来，尊重彝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间文学内在规律，去粗取精，整理出一个在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民族气息十分浓郁、主题十分鲜明的彝族民间长诗《阿斯玛》。

所谓研究，就是对民族民间古籍之类的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发现和总结。

其实，我们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已经参与了研究。

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

因此，“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包含了要能够运用历史唯物论去清理、鉴别历史上各族人民创作的文化遗产，对这一珍贵的遗产作出科学的总结，又包含了在批判地继承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铜仁市民族民间古籍的研究，从无到有，并且，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研究者，出了许多成果。

但与其他地区的研究比较，我们还存在许多差距，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科学化的系统性，还没有形成一种规模，一种气势。

（三）、发展运用运用保存前面谈到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

作者在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非物质文化时说过：“土家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一方面保留着自己的一些传统风俗，一方面不断吸取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发展。

（2）”我们扩而广之，在对待民族民间古籍的态度上，是否也可以采取在研究中发展，在发展中运用，在运用中保存。

云南在这个事情上做出了榜样，他们将彝族长诗《阿斯玛》改编成电影，后又在《阿斯玛》电影的影响下，成功地打造出云南石林文化旅游景区，为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助了一背之力。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作者近期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反映清末民初川盐入黔的长篇小说《盐号》，也是将土家族许多文化因素融入其中，而且这些文化正是我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受益的。

最后，重庆弦光影视公司欲将其改编三十集连续电视剧，他们除了看中作品中精彩的故事外，也是看重了这书里的文化内涵。

毫不夸张地说话，如果《盐号》电视剧拍摄成功，它将对贵州土家族文化及乌江文化旅游是一次的提升。

也就是说，用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民间古藉作品，将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在创作中保存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大胆的尝识。

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是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所以，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民间古藉，那就是使其既要使文字、图像保留其原貌，而且，还要将其融入我们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去，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这些作品中保存和发展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

总之，我们在对待民族民间古藉之类的民族民间文化上，既要重视搜集、整理和研究，又要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注重发展，在发展中运用，在运用中保存。

旧时，“思南依山岩以为城，俯德水以为池，地险即天险也。

”即是说，思南城后面是一匹岩石陡峭的大山梁子，岩下均为绝壁，又有大岩关、小岩关两处隘口；城前面是深不可测、波涛滚滚的乌江，该城的确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