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湖湘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与湖湘精神中南大学政治学院2009级雷晓莉摘要：湖湘文化孕育了卓尔不群的湖湘精神，湖湘精神激活并极大地丰富发展了湖湘文化，湖湘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了湖湘精神的形成和崛起，当代湖湘精神在发展实践中融汇凝集出了新结晶、新成果。

关键词：湖湘文化湖湘精神地域文化敢为人先善为人先一、湖湘精神的内涵1、湖湘文化与地理环境湖南特有的地域文化，海内外学人称之为湖湘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并培育造就了独特的湖南人精神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域的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地带的不同气温和降水，直接影响到水文、植被和人民生产生活，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文环境，又影响人们习俗风情、饮食习惯、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并形成具有该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

湖南北阻大湖，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敞口呈马蹄形盆地，洞庭湖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吞吐长江。

我国地势的西高东低，使许多大江大河滚滚东流入海，而湖南省南高北低的地势，却使“湘江北去”。

这种地形地势，冬春寒潮由北到南，长驱直入影响全省；而南面的暖湿气流,因五岭阻挡使湖南难以更多地受益；还造成交通不便，消息闭塞,遂使早期湖南士人思想保守,很不容易接受外界思想的影响。

早期的湖南从远古起即为多民族交错聚居之地，战国时期属楚，属于楚文化的范畴，后虽变异，相同之处尚多。

由于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视为南蛮之地。

湖南古称“四塞之国”和“蛮荒之地”，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被贬谪流放到湖南,被视为屈贾伤心之地和柳刘流之地。

地理文化学认为：地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对气候、交通等因素产生影响，综合形成区域的文化差异。

比如：西北戈壁草原的人多数粗犷豪迈，东南水乡的人则较柔弱文静；恶劣的环境条件使人坚强奋进，优裕的环境条件易使人佚乐放浪。

独特地理环境造就独特群体个性，崇山峻岭之侧往往多慷慨悲歌之士，绿水粼粼之滨每每集文人骚客为群，自然环境对人才的成长有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

人类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所创造的文化或者文明，都与地理环境有密切联系。

近代著名文化学者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过：“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

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

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

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文明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

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独具一格的湖南人的性格。

湖南人的性格，是很特殊的一种，湖南人有三气，即灵气、匪气、霸气。

“楚虽三户能亡秦”、“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这些都是历史留下的对湘人的高度评价，把它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湖南人能成大事。

湖南人的性格与吃辣椒分不开，湖南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长沙火车站大楼有一个火炬雕塑，可湖南人都说，那是一只红艳艳、火辣辣的“朝天椒”。

历史上湖南开发较晚，清中叶以前，湘人出头者屈指可数，但自咸丰、同治以来，曾国藩、左宗棠以后，湖南经邦济国之才、文采风流之士代出不穷。

湖南人刚烈果决，敢任大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有人说，半部中国近代史和半部中国现代史都是湖南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此话一点也不过分。

关于湖南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无湘不成军”，可见其文武兼备。

湖南文人众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固执的“蛮”劲，常以“文明其精神，野蛮气体魄”自勉。

湖南人有经世济用的时务思想，重事功，文人似乎喜从军，“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湖南军人骁勇善战，湘军名声显赫，但却不是卤莽之辈，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毛泽东，湘将大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气。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汇集了湖湘文化的精髓，湖南许多名垂史册的旷世之才如曾国藩、黄兴、谭嗣同、唐才常等辈都出自岳麓书院，一篇《岳阳楼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

2、湖湘精神与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

”湖湘精神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并构成湖湘文化的核心和活性基元。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后有重山，前有大泽的地理环境以及以农为主的生产方式再加上人口迁徙、民族融合等因素孕育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较为独特的性情和品质，诸凡浩然独往、志气拔俗、发强刚毅、趋时更新、心忧天下、踔厉敢死、兼容会通、开放包容等，均可谓湖湘精神的生动表现。

“湖湘精神”可概括为这十六个字：心怀天下、敢为人先、迎难而上、追求卓越。

“心怀天下”——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为舞台，求天下之英才、聚天下之财富，创天下之和谐、谋天下之发展；要胸怀全局、服从大局，善于“跳出湖南看湖南”；要时刻保持开放、开明的心态，永不满足、包容万物。

“敢为人先”——就是要锐意开拓、努力进取，要敢作敢为、善谋大业，要富有英雄气概和创新意识，要乐于并善于想他人之所未想、做他人之所未做，凡事不甘人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迎难而上”——就是要敢于吃苦、不畏艰险，要坚忍不拔、激流勇进，要饱含斗志、经常有一种“老子不怕邪”、“霸得蛮”、“吃得苦”的血性和气质。

“追求卓越”——就是要善于出类拔萃、敢于精益求精，要处处奔一流、时时争先进，对任何事情都力求至善至美。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湖湘精神的关系1、湖湘文化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湖湘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

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

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

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

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

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

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

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

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

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

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

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

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

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

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

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

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

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

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

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

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

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

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

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

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2、中国传统文化促进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崛起。

湖湘文化精神是湖湘地域上的社会群体所特有的精神取向和精神风貌，是湖湘地域上的社会群体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观念的总和。

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

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

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

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

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