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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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导读-【本科课程PPT】-第二章 史学名篇选读 第九节 《文史通义 书教下》选读-精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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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这个字在甲骨文 中的本意是指“蜥蜴”, 并特指蜥蜴中的变色龙, 因此衍生出“变化”这 个含义。易经里“易” 的含义有三个,“变 易” 、“简易” 、 “不易”。
易经
《周易》是一部中 国古哲学书籍,亦称易 经,简称易。 它是中华 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 被誉为“群经之首,大 道之源”。
《周官》
《春秋》
《春秋》是儒家的经书, 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 (前481年)的历史,也是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 史书。其史料价值很高,但 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 秋》是“断烂朝报”。
六艺
中国古代儒家要 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 才能:礼、乐、射、御、 书、数。还有一种说法, 六艺即六经,谓《易》、 《书》、《诗》、 《礼》、《乐》、《春 秋》。
思考题
1、 你对《史通》和《文史通义》 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有怎样的理解? 2、你对章学诚有何评价?
《校雠通义》
章学诚的《校雠通义》 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刘向、刘 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 括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 和优良传统。它是古典目录 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在中 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与《左传》的异同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 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 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 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 “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 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 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 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
郑玄(127-200)
字康成,北海高 密(今山东高密)人, 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 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 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 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 “小统一时代”。

读《文史通义》札记

读《文史通义》札记

读《文史通义》札记《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

本文结合前朝后世学者对《文史通义》的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标签:《文史通义》(所用版本为《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4版)《原道下》P139“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博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

”按:刘咸炘《识语》云:“此二语是先生论文之大义。

由我者,真知真情也,其根本在气质。

详《史德》《文德》《质性》诸篇。

非由我者,切时切事也,其根本在风气。

详《原学下》《说林》《古文十弊》第五。

”此语切合实斋阐发之意。

圣人贤人于世事有所感,顺势记下心中所思所想,不求著述能垂教后世,只将它当作思考的副产品,不刻意求之,此为由我者。

若如夫子所说“我欲无言”,但世人须警世醒世之文,于是不得已而成文以求作用于当下,著书立说是直接的目的,此为非由我者。

实际中,二者并无明显界限,我认为若能以前者为前提而发挥后者之功用是为最美者。

毕竟学之为用,在于上穷天道,下醒人事,治学虽立意高远,但终要用于人伦日用之常。

但若著书立说全在乎为世所用而舍弃独立的思考和内心自省,文章便索然无味,也无甚可取之处。

章学诚在《与陈鉴亭论学书》中有言:“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

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邪!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

”非由我者乃一时之势,时代不同,其势亦不同;而由我者,为亘古不变之道,后世学者盲从一时之势而不见不变之道,似刘知几《史通·辨似》篇中所谓“貌同而心异者”。

故若能持不变之道而洞悉一时之势,则所著文章必有可取之处。

《博约上》P157按:此篇引用苏轼读书之法,教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一次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1840-1896),字介东,号德藻,浙东余姚人,清末著名学者、教育家及政治家。

他的经世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分析这一部分内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章学诚的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着重阐述了其对于经世致用的重视以及其在教育和政治上的实践。

章学诚认为,学问应该致用于民生,要做到“非凡之用,非常之功”。

他主张“世学”,认为学问应该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以解决实际困境为目标。

在教育上,他强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培养德才兼备、能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的人才。

在政治上,他主张以仁政治国,推崇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力主改革政治制度,提高政治素质。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致力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二是注重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三是主张政治改革,提倡以仁政治国,设立国学,推行太学等教育制度改革;四是强调以民生为本,倡导民主制度,提倡善治、仁政。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与其他学者思想的比较,揭示了章学诚的独特贡献。

与其他儒家学者相比,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更加注重实践和改革。

与孟子、朱熹等儒家学者相比,章学诚更加强调德才兼备、以德治国、仁政治国的理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政治制度、教育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

这些都显示了章学诚在经世思想方面的独特之处。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对章学诚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章学诚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体系。

《文史通义》中史心文笔意义的建构

《文史通义》中史心文笔意义的建构

《文史通义》中史心文笔意义的建构摘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文心雕龙》《史通》之后的又一大通论性的文史理论著作。

从历史学角度看,章学诚的理论在二者的基础上,思想高度有了进一步提高。

文史关系的建构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

之所以形成“史心”为中心、“文笔”为工具的结构模式,要从文化背景、历史进程中才能得以陈述清晰。

关键词:文史通义;章学诚;文史关系《文史通义》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年)的代表作,是一部史学理论兼文学理论的著作。

它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史学理论、文学理论、方志学、目录学等方面。

此书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看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但他在许多方面对刘知几的理论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中文史关系贯穿本书的始终。

学术界多从思想角度、史学理论角度来审视它。

本文把史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对它的文与史的结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阐述。

1通论文史的时代背景1.1史学理论需要更深层的建构在章学诚之前的文史通论著作主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

《文心雕龙》中《史传》主要论述历代史书的体裁变迁,阐述写史的规范,内容极为简略,多是从文章之学的角度分析史体如何写,对史学家的文章和文学家的文章有什么区别,史家写文的立意、行文规范等问题没有论及;《史通》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历史编纂理论,它包含了史籍的源流、史书体例、史书编撰方法、史官体制的沿革等内容。

它较《史传》篇有了巨大的进步。

但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

”[4]40本来,六经最初只是以先王政典的书籍载体的形式存在着,是史料,而经过夫子“窃取其义”,便成为后世的经典。

章学诚对这一提法甚为赞同。

他说:“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

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所归乎?”(《文史通义·申郑》)史所表述的事、史书的文采是反映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他们都是存史义的工具、材料。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文史通义内篇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文史通义内篇

四库全书基本概念系列文库——文史通义内篇华夏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没有之一!四库全书,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提供对四库全书基本概念“文史通义内篇”的解读,以供大家了解。

文史通义内篇七卷;外篇,三卷,清章学诚撰。

作者生卒年代及生平事迹见前《文史通义》条。

《文史通义》一书系历年积累而成。

就其全集考之,乾隆四十八年创作内篇《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又作五篇,共计得十篇。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又得十篇,《礼教》所见二篇,皆是这一年所为。

五十四年(1789年)所着十二篇,附旧稿一篇,共十篇,皆推原道术;以为文史缘起又新着十一篇,附旧作二篇,故这一年新着的通义内外共二十三篇。

五十七年(1792年)又作《书教》三篇、《方志三书议》三篇。

嘉庆五年(1800年)作《浙东学术》一篇,这已是章学诚去世的前一年,此时该书内外篇目大体写成。

章学诚在自跋中写道:“右文一十六篇,他日录旧《文史通义》,当去芒角而存英华。

”可见该书为他毕生精力倾注于此的事业。

章学诚在世时,《文史通义》曾刊刻赠与好友,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子华绂才让刘子敬、姚春木在大梁刊刻了《内篇》五卷六十篇、《外篇》三卷六十一篇,后来的浙本、广本、黔本都出于此。

宣统二年(1910年),刘廷干又从沈曾植处借得王宗炎所存的原编而复刊之,并增加了已刊未刊的诸本,都是章氏遗书,今日所着录的即为此本。

内篇校诸家本多《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六篇,外篇三卷,收杂文七十四首,若通行本则杂取方志略例之文作为补充。

此书有吴兴刘氏嘉业堂章氏遗书本。

章学诚史学理论

章学诚史学理论

章学诚史学理论当今中国,历史学界有两位大师:一位是顾颉刚先生,另一位是章学诚。

说到章学诚的名字,也许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提起《文史通义》,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不错,这就是清朝乾嘉时期的一本好书。

这本书由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名人编写而成,它汇集了古往今来的各种思想和观点,有些内容极具争议性。

这本书既是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大胆否定。

这里面收录的《文史通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礼俗等各方面,且都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并加入了大量的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是他长期积累的思想结晶。

章学诚生活在清代中后期,生于浙江,父亲是一名武官。

因此从小便接触很多军旅生活。

二十岁时,其父派他到河南担任校官,实际上就是监军,负责军队的管理,每天陪着兵将们打仗。

章学诚不甘寂寞,四处奔波,目睹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与问题,甚至带兵杀了几个人,可见其性格刚烈。

章学诚在做了大概七年监军之后,被调到安徽去办事,他不愿再留下,于是辞去了职务。

之后在家乡度过了一段闲暇时光。

由于家境优渥,家里还开办了“书院”。

章学诚十分喜爱读书,广泛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渐渐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汉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作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班固。

《汉书》分为西汉、东汉,共一百篇,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

该书完成于公元八十年左右,其记载了从西汉到东汉近两百年间的历史,特别是记录了西汉后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然而,《汉书》里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人物评价过于偏颇。

比如,汉元帝一心只想求神仙、服丹药,荒淫无度;比如汉宣帝,立意改变风俗,恢复井田制,却只使用权谋,不讲德政。

第二,对战争的描写不够详细。

例如刘秀消灭赤眉、绿林的战役,没有将战斗场面叙述得尽善尽美,也没有加上作战双方将领的言行,不够真实可信。

第三,汉代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汉书》虽然记载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但仍有大量内容无法考证,这也是《汉书》存在的最大缺陷。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是明末清初时期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对后来的经世思想影响深远。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是他对浙东学术的整理和总结,并且对当时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经世思想的一些主要特点。

章学诚重视实际,强调实用。

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当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探讨如何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

他在书中谈到,“为人国事者,务研和营实。

”他强调学者应当以实际问题和社会利益为导向,努力寻找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他提倡“实际有成效”的治国思路,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为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章学诚注重治学与治国的结合。

他认为学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参与国家治理,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

他强调学者应当承担起治国的责任,做到“研事而兴之。

”他主张学术成果应当“用于国事、应于国事”,把学问当作治理国家的工具,帮助国家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章学诚强调人才选拔和培养。

他认为只有选任贤能之人,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华和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在书中提到,“朝廷以贤所,治安可期”,他认为朝廷应当选拔贤能之人来管理国家事务。

他主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用,把能力和贡献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和重用的标准。

第四,章学诚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

他认为传统文化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必须加以保护和传承。

他在书中强调,“除学者以外,皆当奉献尔者也”,他主张学者应当以身作则,做到身体力行,严于律己,以示他人。

他认为学者应当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并将其传播给其他人,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我们可以看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实际、治学与治国结合、人才选拔和培养以及重视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等方面。

他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方志学思想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方志学思想
佚名
【期刊名称】《新上海档案》
【年(卷),期】2005(000)010
【摘要】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刘耿生在2005年第4期《档案学通讯》上撰文介绍:章学诚,清代方志学理论贡献最大者,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中国史学理论史上的“双璧”,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集中在《文史通义》中。

主要有,一、“志属信史”。

他主张方志相当于古代列国之史:“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反对把方志归属于那种自隋唐以来以图为主,配以简要文字说明的“图经”,认为方志不仅限于地理内容。

二、“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他以酒与糟粕、嘉禾与粪土来比喻“职官故事、案牍图牒”(即档案)与方志的紧密联系,强调修志须将档案作为必要甚至首要的资料来源。

【总页数】2页(P31,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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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

从《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看章学诚的经世思想章学诚(1901-1986),字玉珏,号燕池,浙江诸暨人,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浙东学术规模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章学诚。

章学诚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对经世学的理解和实践体现在他的著作《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

在这部著作中,章学诚深刻地探讨了经世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书中,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为学之第一要务”这一观点。

他认为,学术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要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发挥学术在实践中的作用。

他指出:“江浙沿海的经济繁华,商贾最多,因此各家历史家、地理家、文学家,往往放眼四海,是一种经世励精的点子。

”在章学诚看来,浙东学术之所以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就在于它把学术研究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具有实践价值。

在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是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他认为学术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经世致用观。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也对当代学术发展提出了启示。

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章学诚还阐述了“治学以用”、“实事求是”、“通古今之变”等理念,进一步彰显了他的经世思想。

章学诚主张学术研究应该立足于实际需求,把学术研究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他还强调要“实事求是”,即学术研究要以客观、真实的态度对待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

这些观点都体现了章学诚的经世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革新和发展。

书教下

考》,拟尽收史部书的叙目凡例,325卷。
• 惜其手稿散失,未能流传。现只能见到 《史籍考总目》,《史考释例》,《论史 籍考要略》。此外,流传下来的,就是他 花了近三十年时间,耗尽一生的心血而写 成的《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
• (二)《文史通义》的编写
• 早在青年时期,章学诚已有著述此书 的愿望。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7岁), 章氏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谈到:“以 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 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 论笔削大旨……”。
• 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不同,缺一不可。章 之所以竭力辨清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向来 学者不解其意,只知一意模仿迁史班书, 以致出现了许多“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的作品,“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 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 识”。 • 6、提出“志属信史” • 在修撰方志上,章氏贡献犹大,第一 次提出“志属信史”的意见,明确了方志 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 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 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 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 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 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 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他 认为撰述较记注难而可贵,因为撰述应当 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是具 有一定创造性的著作;而记注只不过是原 始资料的记录、整理、选辑、汇编,并不 要求具有什么别识心裁。
• ②开启了清代学术新风。空谈性理的“宋学”, 把六经当作载道之书,认为“于学问、文章、经 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而“六经皆史”
则指出六经是具有实在内容的“史”,是“器”,
是先王的典章制度,而不是空洞说教的“道”。
专务考索的“汉学”,称为“朴学”,穷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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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内容简介本文导读:图书目的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发史意或史义。

他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一文中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做也。

”在这里,他通过与以上诸家的比较,明确指出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一书,就是为了阐发史意。

此外,章学诚还在《文史通义》的许多篇章中谈到了阐发史意的重要性。

例如他在《文史通义·言公》篇中说:“做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

”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说:“史所贵者义也。

”在《中郑》篇中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等等。

《文史通义》命名来源。

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三个部分,其中史义是灵魂,因此最为重要。

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说:“孔子做《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

”据此,章学诚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文史通义》,表明他希望通过对史书和史文的研究达到通晓史义的目的。

思想体现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

他在《上尹楚珍阁学书》一文中说:“学诚读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述《通义》,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

”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不过我们还是应当辩证看待这个问题。

章学诚的这一观点,在政治上虽然是消极的,但在学术上却具有进步意义。

其次,扭转僵化的考据学风。

这点前文已有论述。

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

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

《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

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文史通义》还为中国方志学奠基。

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

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

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

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

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内容简介《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

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

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文史通义》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

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

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又增《补遗》8篇。

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5篇。

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为止,历时20余年。

由于版本不同,我们只好综合不同版本的内容,将其涉及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其一,“六经皆史”论。

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

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

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

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

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

"(《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

"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

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

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

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

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

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学诚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

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

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

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着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认为通史有“六便”和“二长”八个优点。

“六便”是:免重复,均类列,便铨配,平是非,去抵牾,详邻事。

“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

但也有“三弊”,就是: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

尤其称赞像郑樵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

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

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

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

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

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

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

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

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

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

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

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崎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

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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