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

略论西方女性社会地位的演变
作者：吕俊
来源：《科教导刊·电子版》2016年第24期
摘要从宏观的历史动态来看，性别不平等并不是恒常，而是农业革命之后的产物。

工业革命加速了女性地位的上升，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有了一定的经济自主权。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加显著地扩大了这种自主权，从而让女性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参与权直到现在。

关键词文明不平等男权社会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食物采集时代也就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恐怕要高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女性在采集食物方面的贡献丝毫不亚于男性——当时男性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部落和狩猎，而“女性采集得来的食物通常是男人狩猎而得到的食物的两倍”。

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北美印地安部落的人类学家还发现，这种极富积极意义的男女平等关系依旧在那些部落里存在。

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也就是食物生产时代——的确，人类的文明程度增加了，但也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就是丧失了平等，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平等。

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件事，男性的先天体力优势是无可取代的——接下来一个持续数千年至今的男权社会诞生了。

但我们应该注意，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这个时代，男女之间是高度平等的，而所谓的文明时代开始后，伴随它的是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化。

这种不平等被刻在了《汉谟拉比法典》，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法典上说，丈夫是无可争议的一家之主，妻儿就是他的财产，他甚至可以拿妻儿去典当还债；如果一个女性与人通奸，往往她和奸夫都会处以死刑，可是对于男人来讲，没有不忠这种说法——除了正妻之外，法律允许他再纳一个妾还有许多女奴。

不特是古巴比伦，希腊文明也是。

依照现代的立场来看，当时希腊最不能容忍的一个缺点就是对女性的歧视。

歧视程度在各个城邦都是不一样的——最糟糕的竟然是雅典。

雅典妇女没有公民权，不能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会。

杰出的剧作家和哲学家们都说女性天生低贱，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对寡妇们说：“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做到让男人们极少议论自己。

”
到了罗马时代，女性的地位改观了一些——虽然说《十二铜表法》规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但罗马妇女确实享有继承权和处理不动产的权利——较之希腊时代，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进步。

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漫长的中世纪里，女性地位依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但是有一些改变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女性是可以成为继承人的（仅仅指贵族）。

中世纪时代的女性受到两大制度的约束——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

虽然说基督教教义实际上是提倡男女平等的，但教会对此却并未重视——他们发明了女修道院来接纳那些自愿当一辈子“基督的新娘”的妇女，而且女性不能担任牧师，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多数的中世纪女性一生都在被男人管着——出嫁前服从父权，出嫁后服从夫权，那些贵族妇女往往只是政治联姻的工具和生育工具——在多数时间她们的生活是很空虚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恰恰是那些地位比较低的妇女可以在别人家里打工，过一种不那么依赖他人的生活。

女性开始从事各种职业，裁缝、纺织、教师、酿酒……城镇中的妇女享有经济权利，但是依然没有政治权利。

但这种改变终归是表象——两性关系中的根本不平等并未改变。

比如说当时的欧洲非常流行殴打妻子的风俗，13世纪的法国法律甚至规定，“当妻子伤害丈夫时，丈夫殴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不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

”对于通奸的处理方式跟汉谟拉比时代几乎没有区别——仍然是一种双重标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中世纪开始确立的一套对于女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期。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所受的约束，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女性所受的传统礼教的束缚。

而且美国在四十年代之前，杂志上是禁止出现任何关于性的暗示的。

中世纪之后欧洲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是宗教改革。

可惜这个进步运动并未赋予女性应有的地位，几乎所有的新教领袖都没有认真考虑女性的地位，他们基本上还是承认男性的权威——马丁·路德说：“男人有宽广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而女人有狭小的胸膛和宽大的臀部，因此，女人更应该呆在家里、坐着不动、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英国平均派领袖格拉德·温斯坦利承认，“在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

”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对自己的不平等地位是默认的。

现代欧洲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是三大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

科技和工业的进步为女性提供了新的选择——除了呆在家里面以外的选择，开时装店，当纺织工，做话务员，通过这种选择从而完成一种从家庭经济向工薪经济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在中世纪已经初露端倪）。

女性虽然能在工厂里上班，却仍然不被允许进入工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革命当中，女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政治革命的洗礼下，女性开始觉醒了——在这个领域，法国女性是无可置疑的领军者。

在法国大革命伊始，中产阶级的妇女代表们就向三级会议提交了有关改善妇女地位的书面要求——但可惜她们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所以在1789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里，并没有涉及女权的条款；妇女们的抗争不会就此停息，她们在1791年提供了《女权宣言》，并以“共和国革命妇女”自居，她们身着长裤，头戴红巾，腰间别枪，在街上游行，还抗击反法同盟。

眼看法国的女权斗争已经接近成功，但拿破仑上台之后，在他的《法典》里面重新确立的父权和夫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可那时几乎整个欧洲的女性都觉醒了，她们意识到必须自己争取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后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妇女们组织联合会，出版刊物，游行示威，声称“战争是男人政治的最终表达方式”，向男权社会发起挑战。

她们的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在1900年，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国家只有一个，到了1930年就变成了21个，1960年则有92个。

应当注意，赢得选择权并不意味着真正政治，女性真正涉足政治还是在二战之后。

两次世界大战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是有积极意义的——男人们都奔赴沙场，后方的多数生产活动都要仰仗女人，再也不能把女人锁在厨房里了。

待战争过后，想要再把女性赶回厨房已经不现实了。

以美国为例，在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有35%的女性在户外劳动，而在1890年，这个数字仅仅是18.9%。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女性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避孕技术的产生让女性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生育机能——但避孕在伦理学以及宗教领域都激起无数强烈反应，以至于当今世界，只有50%的女性可以选择避孕。

另外一点就是女性赢得了平等的教育权利，文盲率无论男女都大幅下降。

可是传统观念的改变谈何容易——在孟买的一家诊所流产的8000个胎儿里，女婴占到了7999个；1982年的一个湖北农村里，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503：100，而正常的比例则是106：100。

现在的人类社会正处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女性的地位还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数是积极的，但还会有消极因素。

我们已经能在世界政坛上看到不少女性政治家的面孔，而且关于女性地位的反思业已成为哲学领域的范畴，著名的女性哲学家西蒙·波伏娃就通过《第二性》一书号召广大女性不要被“女人的天性”所束缚，应当珍视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

女性地位的提高还体现在语言的变化中，比如说英文中的craftsman变成了三个，加上了craftswoman和craftsperson，但是craftsmanship倒是没变。

Marksman也加上了markswoman，有意思的是swordsman却没有变化。

当今女性的地位或许能让人有几分宽慰——歧视在进一步消除，虽然有差强人意之处，但毕竟需要时间。

我们要找回前文明时代那种久违了的男女平等——男女平等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道德问题都离不开最基本的人类伦理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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