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73

日本1973作者：李方军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3年第15期40年前，日本上映了一部电影《日本沉没》，这部根据小松左京同名小说改编的灾难片，堪称当时日本电影史上制作费最高的电影，日本入场总人次约880万，到2006年又被重新翻拍。

《日本沉没》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日本的地理、历史、社会、经济、人性及国民性为基础，模拟了一场旷世之灾“日本沉没”，虽为虚构，却直指世道人心。

而对于1973年日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和经济而言，这部电影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谶言。

日本在战后约30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因为战争而倒下，反而实现了所谓“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从1945年到1973年的平均经济增速都在9%以上。

但这种经济增长在1973年戛然而止，随后的日本经济增长率骤降至4.0%，一直到1986年因“泡沫经济”略升至4.9%。

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自90年代之后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平成萧条期”，日本再没能回到1973年前的经济增长速度。

对于日本人而言，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日本沉没”。

今天从历史的维度可以清楚地看到，1973年的日本经济如同一个分水岭，横亘在其经济发展史中。

而当时的日本依旧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自信中，没有谁是先知，能准确预测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伏笔然而从1973年日本的经济数据来看，伏笔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

1972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1.5%，远远超过美国的6.4%和英国的3.4%。

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名义增长率高达23%，实际增长率却降至仅5.4%。

1973年，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日本经济白皮书可以看到，此时日本的通货膨胀持续高涨。

1973年日本CPI高达16.1%，较之于1972年的5.2%上涨了三倍不止。

1972年世界性的农业歉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增长。

1973年米面的政府买入价分别上涨了15%和14%，以鸡蛋和牛奶为中心的畜牧业产品价格，1972年增长9.1%，1973年增长了23%。

蔬菜价格比1972年增长了42.2%。

同时工业制成品价格水平迅猛增长，1972年增长率4.1%，1973年高达18.5%。

从1973年前后的政府政策里，我们也能看出些许端倪。

1972年6月，在即将就任首相前，曾经的建筑商田中角荣公布了其施政纲领《日本列岛改造论》。

这本政治书发行量高达91万册，成为当时日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许多人将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梦寄托在这本书上。

在此之前的1961至1968年，日本第一次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建设新产业城市，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均衡发展国土。

1969年至1976年，日本为实现高福利社会，制定了“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进入到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时期。

田中的列岛改造计划便处于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时期。

田中内阁成立后，以“列岛改造”思想为指导方针，对“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重新加以调整和修订，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新的“新全综”，列岛改造计划以1985年为即期年限和目标，实现GDP年平均增长率10%以上，比1970年度GDP和工业生产总值提高3倍。

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发展成为硬道理——日本政府和国民依旧相信，即使面临着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本经济的发展依旧会一往无前。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池田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前提的，而1973年的田中角荣却正站在经济增速的转折点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凸显。

1955年至1973年，日本通过确立贸易立国、赶超欧美战略目标，实现了以需求弹性大、产品附加值高的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1970年日本制造业中有62.3%为重化工业，出口产品中约77%为重化工产品。

正如日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称：“1955年至1973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口的增加，另外是对新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已在70年代基本消失，此时的日本经济陷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中，已经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导致日本的产业污染在70年代初达到顶峰。

1953至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因石油化工厂排放含汞废水，人们食用了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死亡率达38%，汞中毒者达283人，其中60多人死亡。

1931至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因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发生骨痛病，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

1973年，经过确诊，日本全国约有18万人患有哮喘、“水俣病”、骨痛病等。

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列岛改造论”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优化了产业结构，极大刺激了内需，促进国民收入持续增长。

另一方面，盲目追求增速所带来的问题会日益突出，过度投资导致生产设备普遍过剩，产品积压，对房地产价格自然产生了上升压力，引发了房地产热。

从各种建设投资的增长率来看，1971年增长率为14%，到了1972年高达28.1%，1973年高达29.2%。

197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还十分乐观，民间设备投资、各种建设活动活跃。

1973年，因设备投资与住宅投资的需要扩张，各种建设活动依旧扩大。

在70年代前期，房地产价格在1973年达到了顶点。

而此时的国际环境，给已经是漏屋的日本下了一场连夜雨。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积沉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持续三年的石油危机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日本也不例外。

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GDP下降7%，经济增长明显放慢。

调整石油危机使日本失去了大量廉价石油的供应，致使“列岛改造计划”难以实施，日本被迫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提出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型设想，把以电子计算机、宇航等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性产业发展。

这些产业具有耗能少、附加价值高等特点，是摆脱能源制约、切实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数年之内日本的重化学工业比重明显下降，产业结构实现了日本产业从“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型，向“资源节约型”、“加工技术选择型”的方向发展。

日本的宽松金融和减税，成为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而紧缩的财政则形成了抑制通胀的效果。

同时在70年代，日本的环境污染治理在环境立法、民间维权和技术研发这三驾马车的推动下，取得了很大进展。

1967年之前的日本，由于污染企业的特殊社会地位以及没有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律师愿意染指“必败无疑的公害诉讼”。

以1967年6月的新潟水俣病诉讼为开端，日本相继展开了旨在救济受害人与根绝公害的一系列诉讼，这些诉讼唤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牵动了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的改革。

正如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宫川公男所言，“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将GDP视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的做法提出了普遍质疑。

”耐人寻味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之后，民众的社会生活环境反而变好。

然而石油危机之后的部分政策同样也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隐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称，面临石油危机，和西方的财政扩张、金融紧缩相反，日本采取的是财政紧缩、金融放宽的政策。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设备投资需求骤减，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建设材料的价格异常高涨，建设活动急剧缩小，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停滞，日本迫切需要打开国外的市场，于是釆取了扩大出口的经济政策，对美贸易顺差显著增大，形成了内需低沉不振而出口增长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不仅在产品质量上，而且在经济总量上，日本工业都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日本汽车质量过硬，并且大多是小型车，与笨重的美国车相比，更节省燃料，因而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挑战为了维护作为经济支柱的汽车产业，阻止日本汽车的大量流入，美国对日本的汽车产业以及钢铁产业多次提出反倾销起诉，实行贸易保护，另一方面以特殊保障条例等措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禁止垄断，并批评日本的低汇率、低内需、高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官企结合、内部交易等经济制度。

早在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称：“与二战时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开始将日本视为极大的竞争对手。

在美国市场攻城掠地的日本企业，开始遭遇美国的顽强阻击。

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

该政策对外采取了两项措施：放弃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和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从而导致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从1949年至1971年的22年间，日本一直采取美国道奇计划中规定的1：360的固定汇率制。

1971年年底在美国举行了西方10国财长会谈，美国财长要求日元升值25%。

迫于压力日本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升至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

1973年2月13日，日本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开始推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从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至250日元，日元开始卷入升值漩涡。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广场协议，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绝佳的机会，大量的热钱涌进日本市场。

“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

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D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

1984年，时任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的宫泽喜一发表了“资产倍增论”，他表示，要将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分享，在考虑与自然和谐的同时，提高资产的质量——更好地建设上下水、公园、道路等基础设施，提高日本国民的居住水平。

和池田首相在1960年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一样，宫泽喜一的主语依旧是倍增，在这危机四伏的平稳增长期内，日本人依旧幻想着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