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宋庆龄手书便条背后的故事
一张借条红色故事
一张借条红色故事
红色故事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见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一张借条，看似普通，却承载着一段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见证了红色精神的传承。
一、红色故事背景介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与红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一张借条诞生了，它见证了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二、借条的来龙去脉
故事发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主人公为了支持红军战士，忍痛割舍了一只珍贵的母鸡。
红军战士感慨万分，写下了一张借条，承诺在革命胜利后归还这笔借款。
这张借条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也成为了红色故事的珍贵物证。
三、借条背后的红色精神
这张借条所代表的，是一种无私奉献、患难与共的红色精神。
它见证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精神是我们党和军队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四、借条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这张借条已经成为一种红色象征，提醒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当继续弘扬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五、结论
红色故事中的一张借条，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军民鱼水情的真挚和红色精神的伟大。
【名人故事】宋庆龄的名人故事_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
宋庆龄的名人故事_宋庆龄小时候的故事在上海的一条静谧小巷里，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宅院，那里曾是宋庆龄童年的家。
夜幕低垂，月光如银，宅院内的老槐树轻轻摇曳，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而在宅院的一角，一间灯火通明的小书房里，正上演着一场关于勇气与梦想的“秘密之夜”。
小宋庆龄，一个扎着羊角辫、眼神中闪烁着好奇与坚定的小女孩，正坐在书桌前。
桌上，一盏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她手中紧握的一本《女英雄传》。
书页翻动，那些关于勇气与牺牲的故事，如同一股股暖流，悄悄地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庆龄，该睡觉了！”母亲温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关切。
但小宋庆龄只是轻轻应了一声，却没有放下手中的书。
她知道，今晚，她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做。
原来，最近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为了筹集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学校决定举办一场募捐晚会，并邀请了一些社会名流参加。
而晚会上，将有一场关于“未来梦想”的演讲比赛，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台讲述自己的梦想。
这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或许只是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但对于小宋庆龄来说，却意义非凡。
她梦想着有一天能像书中的女英雄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她也深知，站上那个舞台，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目光和挑战，这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女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我能做到吗？”小宋庆龄在心里问自己。
她抬头望向窗外，月光下的老槐树仿佛也在默默鼓励着她。
突然，她像是下定了决心，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稿纸，那是她为了这次演讲准备的草稿。
“我要勇敢地站出来，告诉他们我的梦想！”小宋庆龄在心里默念着，手中的笔开始在稿纸上飞快地修改起来。
油灯的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显得格外温暖而坚定。
夜深了，当家人都已沉入梦乡时，小宋庆龄终于完成了她的演讲稿。
她轻轻地吹灭油灯，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期待。
她知道，明天晚上，当她站在那个舞台上，面对所有的目光时，她将成为自己的英雄。
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募捐晚会的当天。
名人宋庆龄信守诺言的故事
名人宋庆龄信守诺言的故事
一天，宋耀如一家用过早餐，准备到一位朋友家去。
宋耀如的'二女儿宋庆龄显得格外高兴。
她早就盼着到这位伯伯家去了。
伯伯家养的鸽子，尖尖的嘴巴，红红的鼻子，美极啦！伯伯还说，准备送她一只呢！
但她刚走出门口，忽然想起，今天上午，小珍要来学叠花篮儿。
小珍和庆龄的年龄差不多，两人可要好了。
父亲见庆龄停住了脚步，奇怪地问：“庆龄，你怎么不走啦？”
庆龄说明了原委。
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以后再教吧！”
“不行，我们已经约好了。
我走了，她会扑空的。
”庆龄为难地回答。
“那也不要紧，明天见到小珍，解释一下就行了。
”父亲又说。
可庆龄仍然站在那儿不动：“不，你说过，做人要信守诺言。
如果我忘记了，明天见到她，可以道歉，可既然我想起了自己的诺言，怎能不守信用呢！”接着，她又向父母、姐妹挥了挥手，说：“你们去吧，祝你们快活！”。
宋庆龄的小故事
宋庆龄的小故事宋庆龄，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她不仅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妇女运动先驱，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今天，我想讲一讲她的小故事。
宋庆龄的小故事，可以从她的童年开始讲起。
宋庆龄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她小时候随父母到美国，父母传授她许多知识。
有一次，宋庆龄在学校参加一次演讲比赛，她讲述了自己的愿望：“我希望能为中国人争取更多的权利，并使中国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愿望，不仅是她从小到大一直追求的，也让她明确了自己的志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越来越感到了民族与国家的危机。
她深知自己不能远离祖国，于是决定回国，积极参加政治与教育运动，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组建了儿童救国会，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股巨大力量。
1938年，她在武汉主持了一个受伤儿童救助大会，当时有超过八万名受伤儿童得到了帮助。
宋庆龄的行动，不仅为受灾的孩子们带去了希望，也感动了许多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服务事业的开端。
除了儿童救国会外，宋庆龄还为女性争取权利，她一直以来致力于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地位与权利。
她希望让女性能够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让女性有机会接受教育和获得工作机会，以及享受与男性同等的公民权利。
宋庆龄的努力，为中国女性争取了许多的权利与机会。
从宋庆龄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她并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她的行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她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中国做出了贡献，爱国的精神和奉献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世人。
宋庆龄走过了漫漫长路，她的一生中不管遭遇多少困难、重重的坎坷，她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性格，抱着坚定的信念，不断追求她的梦想。
她就像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束光芒，照亮了我们时代的前方。
因此，我们要学习宋庆龄这种爱国精神，从自身做起，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多贡献，让自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国之瑰宝”宋庆龄一生为民务实清廉——读《宋庆龄书信选编》
“国之瑰宝”宋庆龄一生为民务实清廉——读《宋庆龄书信选编》作者：林伟桦来源：《红广角》 2014年第5期（广东）林伟桦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无数革命者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紧紧依赖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宝。
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亲密的战友，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从跟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终其一生无时无刻不怀为民情怀，走群众路线，替人民办事。
近来，笔者偶读《宋庆龄书信选编》一书，深受书中闪烁的“为民、务实、清廉” 思想光辉所教育。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
《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
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
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
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
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
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
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
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
”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从书信看生活中的宋庆龄
从书信看生活中的宋庆龄作者：张复来源：《百年潮》2013年第03期亲爱的沈大姐：你近来身体好么？甚念！可是我很不幸！上星期日，我刚要开房门到外面去，忽然有人从外开我房间，空气的压力使我像一张纸跌在地上。
大夫来检查我没有跌坏骨头。
但是背及腰都痛肿。
现在没有药好用，只是用按摩减轻肿情况。
每天医生及护士来看我，请你不要着急不安！1974年7月5日亲爱的沈大姐：昨天很匆忙的寄一张收条给您，因近来特别是这几天我忙得头发都没有时间洗。
天气又热得很，气压低，使用的眼镜潮到看不清字！今年北京的天气十分热，难受，虽有冰箱及电扇，都没有多大帮助。
但我知道上海的黄霉天更难受了！请您不要天天到会里去办事了。
您的心脏病更需要休息……1979年8月3日初看这样的信，以为这不过是社会上女人之间为些琐事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絮叨，如此感性，如此倾诉，如果你知道“林泰”是宋庆龄的化名，写信的对象“沈大姐”是邹韬奋夫人，你可能会有点儿惊奇，宋庆龄也会像“凡人”写出这样的信。
1981年春，宋庆龄病重时，她特意请邹韬奋夫人沈粹缜从上海来到身边，和她说一些心里话。
我的父亲张仲实是邹韬奋的老同事，沈粹缜陪伴宋庆龄时，她抽空来看我父亲，我在一旁坐陪，我听到沈粹缜向父亲讲述宋庆龄的病情，讲述她和宋庆龄交往的往事，讲述宋庆龄托付她办的事情。
以后，我又见到了邹韬奋和沈粹缜的女儿邹嘉骊，她向我叙说了她的母亲和宋庆龄交往和通信的一些细节。
沈粹缜第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1937年7月5日。
为营救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七君子”出狱，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她联合一批爱国民主人士亲赴江苏高等法院，要求立即释放邹韬奋等七人，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
这次见面虽短暂，但宋庆龄的大义凛然让沈粹缜敬佩不已。
1941年，宋庆龄已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解放区募集大批救济物资，由于缺乏人手，她点名让沈粹缜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主要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宋庆龄画传》读后感
《宋庆龄画传》读后感《宋庆龄画传》是一本描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杰出女性领袖宋庆龄的传记。
作者通过详实的事实依据和丰富的历史细节，揭示了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角色和无私奉献。
首先，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宋庆龄的成长历程。
作者从宋庆龄年幼赴美留学开始，逐步展示了她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思想觉悟的提高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向往。
作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宋庆龄在美国的求学经历和对美国社会的感受，让读者对她的成长过程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
其次，书中详细展示了宋庆龄在政治上的抱负和追求。
她积极参与了中国革命事业，以及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通过群众救济事业、境外游说争取外援等活动，她成为了一位赤诚爱国、工作努力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
她倡导平等待人、民主与科学，不愧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之一。
同时，书中也突出了宋庆龄对妇女权益的关注。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大学生，她始终关注妇女的地位和权益，致力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她积极倡导妇女参与社会活动，争取妇女平等的就业和教育机会，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此外，书中也透露了宋庆龄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关切。
她积极推动和参与了中国革命后的儿童教育事业，并精心组织各类活动、捐赠图书，以提高中国儿童的教育水平。
她在抗战期间创建了延安抗战纪念馆，并对后来的中国儿童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通过阅读《宋庆龄画传》，我更加深入了解了宋庆龄的事迹和贡献。
她始终保持着对教育、妇女权益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关注，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勇敢、坚定的精神，使我为她的成就和贡献所感动。
同时，读完这本传记也让我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宋庆龄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她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动荡和革命，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她的一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众多女性奋斗的象征。
总之，《宋庆龄画传》是一本生动、详实的传记作品。
通过对宋庆龄一生的描绘，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她的生平经历，更加接近于这位杰出女性领袖的内心世界。
周谷《宋庆龄的第一张出国护照及其婚姻誓约书》
宋庆龄的第一张出国护照及其婚姻誓约书周谷宋庆龄的第一张出国护照及她与孙中山的日文结婚誓约书的重现，为宋庆龄研究提供了确切的文件，解决了宋庆龄本人及她与孙中山间历时甚久的若干争议。
一、收藏宋庆龄出国护照的经过清时出使美国办公向多租用美当地处所。
或因地址不适当，或因租金过高，或因馆址不敷使用，馆址常常三年一迁，五年一徙。
馆址每次迁移，文件常有散失。
历任馆长、主管对旧档多不重视，视清档为废物，任其投闲陋室。
1958年叶公超奉命自台北使美。
叶当时全力忙于交涉应酬，对档案并不重视，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
虽说派有专人清理清档，只是虚应而已。
叶每感公费不敷，难以应付业务需要，屡请增加公费以应急需，屡被告知国家财政困难，叶亦无可奈何。
遂迭请政府准将清时所置19街馆舍出售。
老馆所得不过五六万美元，聊可多供馆中公费数月之用。
19街老馆舍办理过户后，清理人员竟将绝大部分老档，当牛鬼蛇神一起横扫了。
当时任驻美大使馆主管新闻工作之陈元迈参事，后来在文中回忆，亦曾感痛心。
在残存少许清档中，有一包待清除的废件。
有一次我偶然心血来潮，打开这包东西来看看，原来是一些中国海关道台发给出洋学生使用过的护照。
护照直长19寸，横长11寸半，相当大的中英文格式文件，均经美国领事签证。
在持照人照片上盖有美国领事馆钢印另加火漆。
贴有美国两张每张五角的付费票，这在当时算相当贵。
我随手捡出几张护照，记得一张是胡敦复的，早知他是一位著名学者，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国立北京女子大学校长，与其弟明复、刚复均为中国著名学者，故有些印象。
另一张是宋庆林的，但不知宋为何许人。
怪在这张护照上的持照人照片，不知何时早已被人顺手剪去。
我所看过几十张的护照持照人照片完整无缺，惟何人对宋这张竟如此厚爱？我觉得好奇乃顺手把它们留下。
事隔二三十年后，我突然想起宋庆林是不是就是宋庆龄呢？近几年全力研究孙中山与苏俄及第三国际关系，阅过一些文件，方知道这位宋庆林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孙中山续弦夫人宋庆龄女士，解决了我心中多年的疑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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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宋庆龄手书便条背后的故事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有一张宋庆龄亲自手书的便条，写着：“这把宝刀本来是孙先生的知友，久原房子助送的（编者注：手稿上写成“久原房子助”正确名应为“久原房之助”），但后来日本军阀在侵略中国，占据上海时和故居的其余有历史纪念品偷回日本去的。
以后日本投降后经过交涉还给故居的。
”（见图1）这张微微泛黄的便条是上海宋庆龄寓所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捐赠的，他简单讲述了久原房之助赠送孙中山宝刀的流传经过。
据周和康告知：这便条大约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是宋庆龄派周和康将孙中山相关文物拿到孙中山故居陈列时随手写的，想让他明白此件文物的珍贵。
这便条虽然只有区区几十字，但其背后却隐藏了太多的信息，下面一一为读者挖掘。
久原房之助其人其刀宋庆龄在便条中提到的孙中山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赠送的宝刀，现藏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据说这把宝刀是久原房之助祖传的，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宝刀长102厘米，最宽处10.5厘米，刀刃以精钢为原料，手工精心锻制，强度很高，锋利无比，波浪形的刀纹清晰可见。
刀柄以珠粒细密的鲛鱼皮包裹，并用丝带编花缠绕。
刀鞘上錾刻有多枚象征日本皇室的菊纹章。
宝刀造型流畅，装饰精美，实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见图2）。
出生于1869年的久原房之助，在与孙中山相识之前就是日本比较成功的企业家了。
1911年时，他就已经拥有了十余个规模相当可观的近代化大中型企业。
当年9月，他以各所属企业为基础，成立了资本达一千万日元并拥有自己的银行（日立银行）的“久原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一跃成为日本新崛起的大财阀之一。
此后，其事业发展更快，并积极向海外扩展。
那么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是如何相识的？他在何时赠予孙中山这把宝刀呢？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就一直滞留在日本。
1915年底，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引起全国民众的愤慨，孙中山认为新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致函各地的革命党人，部署推翻袁氏政权的活动。
然而，经费的缺乏一直困扰着孙中山，他很清楚没有经费支撑反袁活动根本就搞不起来。
在这之前，日本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开始支持中国的反袁派，积极向外进行资本扩张的久原房之助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与反袁势力接触。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显示，孙中山在1916年1月通过日俄贸易会社社长松岛重太郎联系上了久原房之助，2月就从他那里获得了第一笔借款。
不过，3月8日孙中山才首次真正与久原房之助见面。
在这之后，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还达成了多次借款合同。
从2月到4月，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久原房之助先后向中华革命党提供了总额约130万日元的借款，他则获得了四川省某些权益。
由于有经济和利益上的往来，孙中山与久原房之助成为了好友。
资料显示，他们之间联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时的1916年，以后却鲜有直接面对面的联系了。
因此，推测这把祖传宝刀就是在此时赠送的。
宝刀等孙中山遗物被劫1918年6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入住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后，这里就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
此后不管他们身居此处还是奔走外地，他们一直都将这把宝刀珍藏在此。
“一? 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宋庆龄都积极行动，支援抗战事业。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陷。
上海租界在日军的包围下成为孤岛，而在孤岛中的宋庆龄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以及此前的积极抗日，使她时刻都处于危险环境中。
在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后，宋庆龄在外国友人的掩护下才与保姆李燕娥登上了去往香港的邮轮。
然而，由于形势严峻加上行动不便，孙中山相关的遗物大多留在了莫利爱路寓所，包括那把宝刀。
1942年9月，占领上海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派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三次搜查了莫利爱路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包括久原房之助所赠宝刀在内的孙中山许多相关遗物被劫掠。
他们还对寓所进行了破坏，甚至把自来水管也拿走了。
后来，日本政府为了拉拢汪伪政府，显示“中日友好”，将劫掠的部分孙中山遗物还给汪伪政府，汪伪政府将这些文物交由“文物保管委员会”保存。
为了掩盖卖国罪行，粉饰政权的正当性，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曾利用这些文物在南京举办过一次展览。
宋庆龄追寻孙中山遗物1945年11月8日，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目睹了寓所遭到日军破坏的惨状，十分难过。
而更让她痛心的是原来保存在寓所的孙中山遗物遭日军劫掠所剩无几，那把久原房之助所赠的宝刀也不见了踪影。
后来，宋庆龄听说日本政府曾将部分劫掠的孙中山遗物归还汪伪政府。
11月27日，刚回到上海不久的宋庆龄就给时任南京市市长的马超俊去函，说她回到上海后“每日忙于照顾修葺年久失修之房屋及查询当八年前我离此时留交友人代为保管之若干重要手稿文件”。
介绍了这些物件丢失的情形：“此项文件本可在友人处保存而不被敌伪劫掠，乃友人以敌伪恐惧，遂将该项文件送回舍间，盖友人尚以舍间较为保险，乃其结果适得其反。
舍间竟连续被敌伪收索三次，极多有价值及有历史性之书稿文件以及庆龄其他物件统被劫掠。
”并告知其所听闻的情况：“据庆龄所知四年前该项大部文件曾由伪政府之文化协会在京公开展览，庆龄及友人不?经办展览之伪政府人员及此项文件现仍否在京如荷？”希望马超俊帮忙调查寻找。
此信函是用英文打印并签名的（见图3），现藏南京市档案馆，而在同档案卷宗里附上了当时工作人员对此信的中文译文。
11月28日，为了帮助宋庆龄追查孙中山的遗物，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也给马超俊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忙追查。
宋庆龄写给马超俊的信函中没有具体说明丢了什么，而宋子文信中却说明了丢失的物件中包括久原房之助所赠的宝刀等，“先总理沪邸原有存件甚多，后经日人占夺致遭散失。
兹据报有久原所赠军刀一柄，又日本刀一柄暨遗稿及病状报告等，于三十一年九月间由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接收，曾转南京伪政府陈列展览等语。
此项物件想尚在南京。
请兄费神即分饬在京接收人员详细查报现存何处，妥为保管。
”（见图4、图5）先后接到宋庆龄和宋子文的来信，马超俊即命令南京市社会局会同首都警察厅严密追查。
12月4日，他还呈请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希望他们命令冈村宁次和日本联络部查追。
“日本联络部查询后报称前所有重要文物均存于南京鸡鸣寺文物保管委员会内云云，孙夫人之重要文件恐系存于该会。
”得此消息后，市社会局立即派人赶到鸡鸣寺调查，得知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原系中央研究院旧址，伪文保委员会贮藏文物室于1945年9月17日由陆军总司令部派员查封，同月26日又由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办事处会同故宫博物院派人复封。
据中央研究院一周姓事务人员称，“伪文保委员会所印行之卅二、三年之年刊上载有先总理遗物名单及获取经过，是否藏于被封室内，未可确定。
因中央研究院人员系于九月二十日来京，而伪组织之负责人员均游匿不见致未接收，且贮藏文物室以为陆军总司令部所查封。
”为了弄清楚孙中山的遗物是否就藏于鸡鸣寺，12月15日马超俊就给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去电，请求其和教育部等会同南京市政府共同启封调查。
1946年1月，南京市政府派员会同陆军总司令部、中央研究院等人员共同揭开文物贮藏室的封条进去检查，查获久原房之助赠孙中山祖传宝刀、孙中山原著《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文稿等22件遗物。
这与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年刊上刊载的孙中山遗物名单基本相同。
当宋庆龄得知查获部分孙中山遗物时，异常兴奋，1946年1月14日她又给马超俊写了一封信。
信中她对马超俊的帮忙深表感激，并澄清了“上海报载所谓全部文件均已获寻一节并非事实”，许多如《实业计划》原稿、若干重要印章、文凭证件并一大箱重要照片等尚无下落，希望马超俊继续帮忙查找，并表示“当各遗失文件大半收回后庆龄希望能寻市座之襄助在中山文化协会举行展览一次”。
2011年10月13日，《南京日报》曾发表《宋庆龄一封信，追回孙中山22件珍贵文物》一文，文中的“宋庆龄一封信”即指1946年1月14日宋庆龄致马超俊的信，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
南京市档案馆相关档案卷宗中，宋庆龄写给马超俊的信函是有两封的，真正请求追查孙中山文物的是1945年11月27日的那封信。
孙中山遗物重新寻获的消息，也引起当时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关注。
2月28日，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给马超俊去电表示“贵府在京查获赍送孙夫人保管之总理原著《建国大纲》避稿等件均系本党重要史料，兹为收集珍藏昭示久远起见，特恳商同孙夫人移送本会典收，嗣后如再查获革命文献或遗物等仍请迳送本会为荷。
”（见图6）马超俊回电表示要“迳商孙夫人，如得其俞允，嗣后本市倘有查获自当照办”。
宋庆龄最后没有同意将这些孙中山遗物捐赠给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46年2月，马超俊派人乘专车赴上海，将查获的22件孙中山遗物送还给了宋庆龄。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挥孙中山故居的精神价值，让更多的人们能够亲眼目睹孙中山遗物，居住在淮海路的宋庆龄会时不时地让工作人员将整理好的孙中山遗物拿到孙中山故居摆设。
久原房之助所赠宝刀曲折的流传经历，就是那个波谲云诡时代的最好见证。
所以，当周和康按照宋庆龄的吩咐拿着宝刀到孙中山故居餐厅摆设的时候，有感于此的宋庆龄便亲自手书了此便条。
参考文献：[1]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31.[2]郑朝平.久原房之助赠孙中山的祖传宝刀[J].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刊，2013（1）.46.[3]刘望龄，赵军.久原房之助与中国[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5）.92.[4]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979。
[5]刘望龄，赵军.久原房之助与中国[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5）.93.[6]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书信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8.[7]1945年11月27日宋庆龄致马超俊函，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8]1945年11月28日宋子文致马超俊函，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9]1945年12月4日南京市社会局签呈，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10]1945年12月12日南京市社会局报告，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11]1945年12月15日南京市政府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函电，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12]1945年12月12日南京市社会局报告附件，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13]1946年1月14日宋庆龄致马超俊函，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1003-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