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简介

李四光简介李四光（1889.10.26－1971.4.29），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蒙古族，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为新中国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元勋，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李四光1910年7月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1928年1月，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主席；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

早年经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今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的一个贫寒人家，取名“李仲揆”。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的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并改名为李四光。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同年12月，李四光结识了当时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经宋教仁介绍又认识在东京京西大学学习工艺化学的马君武。

此时，他接受了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并毅然将盘在头上的长辫子剪掉，表明自己站在革命的一边。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初，李四光学习任务虽很重，但他仍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赴集会，听演讲，决定追随孙中山先生"他还积极投身革命政党的组建活动，7月30日，他参加了在东京赤坂区松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召开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会后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同盟会。

其中，李四光的自书誓词为：联盟人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李四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矢信矢忠，有始有卒。

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李四光。

李四光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者，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松町内田良平先生的宅邸，李四光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宣统二年（1910）毕业。

因其在日本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

并获孙中山赞誉，送其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崭露头角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帝制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该省实业部改为实业司，仍任司长。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职务。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被授予硕士学位。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

1922年（中华民国十一年），李四光同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他被选为第一届的副会长，嗣后还担任了较长时期的会长、理事长。

1928年以后，李四光长期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同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1月，该委员会决议，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武汉大学内还有李四光选址的雕像）。

1929年（中华民国十八年）10月，新校舍落成，他与蔡元培等参加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及开学典礼，实现了他久想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办一所现代化大学的愿望。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以《中国北部之科》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4年到1936年期间，先后在英国伦敦、剑桥、伯明翰等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赞誉。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任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名誉教授；同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

1944至1946年，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1948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2月初，李四光和他的夫人许淑彬一同从上海启程赴英国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同年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1949年初，其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同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

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可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提前一年预订，归期只得拖延。

[5-6]艰难回国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然而做好回国准备时却被伦敦的朋友（凌叔华、陈源夫妇）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其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将被扣留。

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

两星期之后，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直到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

1950年5月，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同年8月，中国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地质矿产学系、东北工学院地质学系和物理学系合并为东北地质学院（后名长春地质学院，现为吉林大学地学部），李四光担任首任院长。

1952年，李四光再次应邀回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56年2月，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同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同年12月，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69年4月，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主要成就编辑科研成果李四光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49年前由于旧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1949年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

提出蜓科鉴定方法1923年，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鉴定方法，创立了十项标准，将蜓科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繁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科学性。

这十条标准，一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蜓科学者所采用。

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蜓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

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30年代中，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中国及其他国家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

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作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创立地质力学20世纪20年代中叶，有关大陆运动起源的讨论正值高潮之际，李四光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提出了“大陆车阀”自动控制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作用的假说。

地质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地质力学就从这里萌芽产生了。

李四光建立的地质力学，是把力学理论引进到地质学的研究中，即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规律。

他认为，地球表层的各种构造现象都是地壳运动的产物。

地壳在运动中存在，必然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就是地应力。

岩石在地应力作用下会形变，由于各种岩石性质不同，产生的构造形迹也不同，依照构造形迹的力学特征和组合型式，可以追索力的作用方向和方式，进而探索地壳运动的方向和起源。

这是一项研究地壳运动的新方法。

它把力学和地质学密切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解决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问题的新途径。

在地质力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李四光的几篇重要著作，如20年代末的《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型式及其对大陆运动的意义》、30年代的《中国地质学》、40年代的《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50年代的《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60年代的《地质力学概论》，都是每个阶段总结性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地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成功的贡献李四光早就预见到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

1949年回国时，他从英国带回了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来寻找铀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作了工作汇报。

李四光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

他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

……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实践证实了李四光的预测，尤其南岭带的一些铀矿床以规模大、品位高、易开采著称全国。

李四光在强调构造规律的研究时提出：“关键要把对构造规律的研究与辐射测量结合起来。

”遵循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

到“二五”计划末期，中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中国核工业发展需要。

李四光作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

[10]石油的勘探和开发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