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侠客形象：以《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为中心

《史记》中的侠客形象：以《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为中心
《史记》中刺客和游侠是侠客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投射，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太史公将他们分别立传，既是对他们身上历史差异的客观反映，也是对自身理想和感情的寄托。

本文结合《史记》中《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文章，深入分析刺客与游侠这两类侠客的形象特点。

标签：史记游侠刺客
韩兆琦先生总结《史记》的抒情性时说：“司马迁的笔端时常流露着一种愤激之情，一种沉郁之气。

”他的写作往往怀着一种深情，这种深情在《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侠客形象中清晰的体现出来。

《史记》中的刺客与游侠各自都有着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共同构成了太史公笔下的侠客形象。

以下结合具体文本，对《史记》当中的侠客形象进行具体深入地分析。

一、《刺客列传》中的侠客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描写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六位刺客：鲁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迫其归还侵地，达成目的后，“北面就群臣之位”全身而退；吴国专诸为助吴公子光夺取王位，借公子光设宴之机，藏刃于鱼行刺吴王僚，事成身死，新吴王“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晋人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在智伯为赵襄子所杀后，三次谋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最后伏剑自杀；聂政为报严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之恩，助严仲子翦除政敌，刺杀韩相侠累，“自屠出肠”身死；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身死，六年后高渐离刺秦，被诛。

可以看到，《刺客列传》中的侠客们多通过“勇力”实现目的，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豫让“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聂政“独行仗剑”刺杀侠累。

他们都是靠一己之勇以达到刺杀的目的，其行为多带有暴力特征。

其结局也多血腥惨烈，如豫让为达目的主动“漆身为疠，吞炭为哑”、聂政“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被八创”，其惨烈犹然可见。

刺客们能够“不爱其身”，重义轻命，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上抱有一種“愿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如公子光“善客待”专诸，并保证专诸的后事，“光之身，子之身也”，专诸便能为其效命。

豫让曾先后在范子、中行子门下为客，不受重视，转投智伯“甚尊宠之”，因此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为信条，在智伯死后不惜生命代价竭诚相报。

先秦的侠客们大多从业低微或没有固定职业，他们广泛交游，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在市井间闻名。

同时，他们也往往投于诸侯大夫门下，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因此其活动多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如专诸刺王僚为公子光谋取政权，聂政刺侠累为严仲子翦除政敌等。

刺客所生存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

随着旧制度瓦解，新的历史力量形成。

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大量能够自由流动的人口出现。

在兼并争霸战争频繁剧烈的背景下，求士成为各国统治阶层的普
遍风气，游士阶层应运而生，这些自由流动的人口靠一技之长周游列国，寻求诸侯大夫们的识用。

且社会动荡，统治者政权不稳，游士们有着大量在法律边缘行走的机会，因此得以成为一类强大的社会群体。

以刺客为代表的侠客就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虽然侠客们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但他们“具有一种见义勇为，急人之难，反侵略，反强暴的意义”，在这样的抗争过程中，其思想、行为体现出暴力、重诺、轻生死的特点。

二、《游侠列传》中的侠客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描写了秦末汉初时的多位游侠：鲁地朱家藏匿救助豪士，“振人不赡”以至“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楚地田仲“以侠闻”；洛阳剧孟家贫，却“以任侠显诸侯”，得到条侯周亚夫的推崇；符离人王孟也因行侠而闻名于江淮；济南瞷氏、陈地周庸“以豪闻”，为汉景帝所诛；代郡白氏、梁地韩无辟、阳翟薛兄、陕地韩孺，纷纷出现；轵人郭解，生平尚侠，受人尊敬，“少年慕其行”，后被御史大夫公孙弘舞文弄法杀害；关中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都是能行侠仗义，且又谦虚礼貌的“君子之风”。

以上游侠与先秦时期的侠客有很大不同，他们的行侠减少了暴力性，而增加了扶助他人的成分，更多地担当起了社会责任，以自己的力量救他人于困厄，如朱家、剧孟等人“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年长后，厚施薄望，救人性命，以至“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

游侠的突出特点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且注重个人品德。

如郭解面对别人轻慢自己，首先检讨自己“德之不修”，关中樊忠子等人也“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

汉初的侠客如朱家、剧孟、郭解等不再像先秦侠士那样依附统治阶层而存在，反客为主，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获得了社会上中下各阶层的广泛认可。

如郭解在汉武帝查办地方豪强时，能够得到卫青的说情。

朱家能够在自己门下收留落难士人或逃犯，“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并且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直接向刘邦求情。

剧孟的母亲去世，能够得到“自远方送丧盖千乘”的吊唁。

汉初的侠客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部分，俨然成为了地方势力，但他们“名不虚立，士不虚附”，与那些依仗财势欺凌弱小的豪强不同。

游侠所生存的秦汉之际，国家刚刚统一，经济实力低迷，中央权力影响力较弱，社会环境较为宽松，从秦末战乱中获得发展机遇的侠客得以在统治边缘继续存在。

但由于诸侯混战的结束，以参与政治军事斗争为生存目的的侠客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且侠客的存在对统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随着国家的日渐稳固，法律体系的日渐严密，侠士聚义的行为遭到了统治者的严厉打击，如景帝诛杀豪士，汉武帝徙豪富茂陵，游侠的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侠的共性
由秦到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逐渐成型、巩固，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形成，各种社会力量在长期对抗之后达到了新的平衡，时代变迁使先秦刺客和汉初
游侠的社会地位及思想行为产生了极大不同，他们由寻求赏识，推崇暴力的刺客变为了敢怒敢为，敢触世网以急人之困的游侠。

虽然时代背景不同，思想行为各异，先秦刺客与汉初游侠身上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这些共同之处在《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表现为对武力的推崇，对固有秩序的藐视，以及对“义”的追求。

“侠以武犯禁”，聂政杀人避仇，荆轲寻人论剑，郭解“所杀者甚众”，侠客的存在即是武力的泛滥。

侠意味着非秩序，表现为以下犯上，剧孟等游侠代替了地方政府的部分作用；曹沫身为人臣，敢执匕首威胁齐桓公，达成目的后“北面就群臣之位”，再次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可见对于侠客，社会固有的秩序并不足为训。

侠客们都是个人价值观至上，他们有自己的“义”，当他们的道义与政府的正义冲突时，他们选择“扞当世之文网”，打破规则，为人所不为之事，如朱家收留政府通缉的逃犯，豫让坚持为主报仇。

“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侠客正是司马迁笔下的慷慨之士，他们的形象中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烈。

四、司马迁的写作
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们以猎取功名为目标，以阿臾人主为能事，虽有高名，却无令节。

李陵事件后，司马迁更深地体会到了君主的残暴，同僚的冷漠自私，使他对世道人情彻底失望。

他不顾及当朝统治者的喜怒而直书史实，将视角投向侠士这一群体，不虚美，不隐恶，敢于为游侠、刺客树碑立传，这既是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现状的不满，也是对自身经历的悲鸣。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第1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14.08.
[2]胡绪伟.“游侠”“刺客”辨异[J].荆州师专学报，1992（06）
[3]严振南.从刺客、游侠看先秦两汉侠形象变迁[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