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县盛山文化

开县盛山文化（举子文化）综述盛山在县城北面，曾有城门寻盛门，该处细看凤凰山如盛字，故而名盛山，县人又称之为凤凰山。

《寰宇记》曰：“盛山在县北三里，突兀高峰”。

盛山文化是开县举子文化的基础。

从文化内涵和外延来看，可以把二者视为一体，盛山文化起于诗赋和对自然山水的亲近，而举子文化是“学而优则仕”的产物，发展教育和倡导文化才是盛山文化繁荣的根本。

盛山文化是开县历史文化长卷中最灿烂、最瑰丽的缩影，由此确定了开州文化的主流倾向。

盛山文化始于唐相韦处厚滴贬开州刺史，韦公游于盛山，吟就《盛山十二景诗》（见附录二[1]）。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也是盛山文化的鼎盛时期。

《盛山十二景诗》写就传至长安，迅速引起轰响，倾城和诗者众，其中以张籍、白居易、元稹、李景俭、严武、温造等人为代表，（见附录）一代散文宗师、“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为之序（见附录），称“于是盛山十二景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

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刊行于世，后录于《全唐诗》，为开县文风盛行开创了一代先风。

在此影响下，开州兴文教重，由巴人之悍而转化为文之柔美，其后，虽历经数百年宋元文化之空白，但盛山文化仍在传承，成为开县人文精神的一大支柱。

就盛山文化亲近自然而言，后代以山水为题的优秀作品多起来，也形成了以山水赋铭、和诗的习惯，除盛山十二景之外，尚有汉丰八景、新浦八景等等，其中胡邦盛及林元凤的《汉丰八景》诗（见附录二）较有成就和知名度，（汉丰八景为盛山积翠，州面列屏，熊耳晓云，迎仙夕照，莲池睡佛，仙境凝辉，清江渔唱，瑞石凌霄）（见乾隆《开县志》）。

盛山文化以多元的思想和不拘一格的诗文描绘着盛山的容颜，并用优秀经典的文化浇铸着开县文化，更以其早期的韦处厚、温造、柳公绰等人的名声、宽广胸怀、“体悉民隐”而为开县历代为官者树起了榜样。

而在此之前，“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杜甫语），为官者是不得民心的，以至民反。

但韦处厚始改变了此格局，现罗列于后：唐时，温造“体悉民隐，士民慕之”；柳公绰，“起居皆有礼法，贤良方正”；宋申锡，“在开有济人利物之政，后卒，时论惜之”；五代，慕容章“才能超卓”；宋，刘源“民号开江长官，立祠祀焉”；王政辅“有善政碑”；陈公景“民恩之，尝立怀古堂以思昔贤”；元，赵寿“安邦器局，峙立精神”；明，王勋“时称贤令”，邱莹“榜其门曰：爱百姓如子，贪一钱非官，卒如其言”；璩镇海“去曰，邑人泣送于道”；赵河，“百姓思之不志”；孟铎“卒于木厂，邑人悲之”；李用中“临行，攀辕载道”；周九龄“升任之日，百姓泣送不舍”；郭惠“民镌去思，永誉二碑”；清代，郭孝穆“士民感德，迫思不忘，”汪瀚“莅政廉勤，爱民如子”，严琥“以疾归，民泣送之”；这些清廉官风形成一道风景线，可以说与韦处厚等人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这也可以说是盛山文化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乾隆版《开县志》评论：“开于唐为州。

若韦平章、温侍御、柳左承皆卓然名卿也。

申锡、汝士各以贬至，其贤足称云。

……咸有功于时，著之非以示型范哉！但我们同时看到开县是人杰地灵，文风蔚然，举子之乡声名远播。

作为地处偏隅之邦的开县，从唐代韦处厚以后，开县文化普及和教育兴盛，唐有学宫，清中期便有三贤书院，清末民初有盛山书院、临江书院、汉丰书院，在其它类似地域确实罕见。

乾隆《开县志》，对明朝廉史汪翰、严琥加以点评：“汪光禄，乎君子也！其家教严肃，有万古君风，故其世多贤裔云。

严公之减税溥惠，是循吏也。

并著之。

嗟乎！开自韦侯诸公以文兴教，乃其乡俊落落，千载后仅一见焉，才难不其然哉”。

可见从唐代开始的重文兴教，在后世已产生了效果。

在唐代这些文人博大胸怀、关注民生的精神影响下，开县文人对民间疾苦的关照、对革命的自觉，在后世也得到了体现，如陈昆的诗、六举子的义举、刘帅的投笔从戎等。

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尤为充分，陈昆的《悯饥吟》、《九龙山有虎行》，雷子惠的《感事》，都是其中的力作。

除韦处厚外，开县另一段需要记忆的文史佳话，那就是唐代著。

名诗人杜甫与开县结下的一段情缘。

当时，为避安史之乱，杜甫寄居蜀中达５年之久，“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兵收复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是他返乡前的一首名诗。

公元７６５年５月，杜甫携家小离开成都浣花溪，乘船自岷江南下，经乐山、宜宾入长江东行，在渝州小憩１０余日后，赴忠州（忠县），再过万州抵云安（云阳），几个月的舟辑颠簸，诗人终于病倒了，他“伏枕云安县”，寄居张飞庙，自配药方，将息调养，滞留云阳达５个月。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诗人当时的自喻。

这位年过半百、飘泊半世，投亲不置的“狐独老鸥”，着实病得不轻。

从杜诗中知他有肺病，还有消渴症（糖尿病），这在当时均为不治之症，更何况老先生一生忧国忧民，处荒年乱世，飘泊流落之际，特别是携家带小来到忠州，本打算在此多住一段时日，将息一下病体，偏遭族侄杜剌史冷遇，于是愤而离去。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病孤舟，带给他的是致命的打击，先生还能从病床上爬起来吗？此时，身在开州府为官的常征君，惊悉杜甫卧病云安，不顾往返四百余里的远程，短期内曾两度探视。

病中逢好友，他乡遇故知，乃人生一大快事。

征君的到来，使诗人的愁怀得以宽解，病情也逐渐好转。

杜甫于欣慰中写诗《寄常征君》：“白水高山空复春，征君晚节傍风尘。

楚妃堂上颜殊众，海鹤阶落鸣向人。

万事纠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

开州入夏凉和冷，不似云安毒热新。

”诗中杜甫对征君境遇、屈才和晚出抒发了自己的感叹，同时对秀山丽水，春色无限的开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流露出向往之情。

常征君去云阳探望杜甫时，盛情邀请杜甫前往疗养，杜诗中也已表明了应邀来开的意愿。

遗憾的是，就在杜甫即将成行之时，夔州都督柏芪林，别驾元持等分别来信相邀，并派人接杜甫前往，加之杜甫返乡顺路，杜甫最终选择了夔州（奉节），杜甫旅居夔州一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不少传世精典诗篇，就是这段历史成就了一个世界闻名的诗城——奉节。

仅差一步，杜甫就来到开县，历史能如是演译，那么，盛山文化将会更加灿烂辉煌，举子之乡将会更加声名远播。

盛山厚重的文化渗透，至清代又派生了一种文化现象——九龙山文化圈。

九龙山道光年间进士陈昆所著《咸丰开县志》载：“九龙山在县西二十里，有石楠、垂云、玉环、凝香、飞虹、啼猿、磨嵯、飞仙、青枫共九山。

峰峦联峙，势相起伏，亦名九陇山。

”现在看来，这九座山所指何处，已鲜为人知。

但整个九龙山幅园辽阔，丘陵起伏，阡陌纵横，东起小桃溪，西迄青竹溪，北抵天和、白乐，南至大海、镇安。

它不仅是开县著名的鱼米之乡，而且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

近百余年来，在这块热土上出了两位进士（陈坤、陈昆）、三位举人（雷子惠、雷古尊、韦天恩）、三位将军（彭竹轩、陈锡九、李宏茂）、五名县长（周学人、韦德桁、刘本荣、陈远辉、张红心），三名特级教师（刘登祥、韦成昭、张昌畴），还有一代名医（冯登庸），一方名士（张别药），一门名医（张运瑞、张际楷、张际槐），八位省（市）级作家（熊建成、王楚华、温传昭、郑文燮、刘登平、汪渔、彭晓东、王斌），可以算得上是人杰地灵，今人把这块土地上出现的文化现象称为“九龙山文化”，是盛山文化的一部分。

今人张昌畴对九龙山文化进行了整理，辑有《龙山诗稿》一部。

盛山文化自唐脱颖而出，在广袤的中华文化史上，几度辉煌。

明朝定鼎之初，一代古刹大觉寺出现在盛山的“皿”上，一百五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又八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先后两次整饰和续修，是下川东有名的古刹，并为峨嵋两大名山胜地之一。

清雍正十二年，盛山书院在盛山山麓落成，时兴文重教之风使一代代开县文化人走出峡谷，戊戍变法前夕的公车上书，开县有六举子（杨绍云，欧阳熏、戴锡章、刘秉元、邓云卿、李本筠）参加，在各县参予的举子数量中，名列前茅，也因此被誉为举子之乡。

六位举人均出自盛山书院，再度扩张了盛山文化的内涵。

在盛山文化的熏染下，造就了明时为政清廉的汪瀚、严琥，晚清七百名臣之一的李宗羲，能诗善文的陈昆，中国当代出版界泰斗吴朗西，《西夏史》及《清史稿》编修戴海珊、《同姓名大词典》作者彭作祯，法学家潘大逵，历史学家隗瀛涛，汉字学家桂中枢，画家汪文仲等。

盛山文化对当代文明和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刘伯承、谢南城、邹靛澄并称当时县立中学“三才子”。

在盛山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近当代的文学艺术发展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书法有盛山《灵泉记》的袁光国；为四川省银行书写招牌的朱鹤林；曾在成都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的陈克望；旅居台湾的著名画家汪文仲；曾任北京画院副院长的王雪崖。

文艺创作以熊建成、王楚华、王代轩等人为代表。

开县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已培养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3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1人，省（市）级作协会员11人、戏剧家协会10人、书法家协会6人、美术家协会会员3人、民间文字协会5人。

盛山文化（举子文化）的物质基础在开县非常深厚，三大河槽冲地土地肥沃，加之有桔盐特产，但有崇山峻岭也畅北上之路，无大舟巨轮直通长江航运，仍是深山中的金凤凰，为富裕之地，今盛山原名凤凰山，盛山山头至今仍叫“凤凰头”，是吉祥文化的一个载体。

盛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还远远不止这些，重教尚礼影响着整个开县人的文化素质，就在民间，会诗善文者便不计其数。

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边耕边读，曾多次和刘伯承一起乡试秀才，是有名的“泥腿子文人”；农民画家刘晓初还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受到许多知名画家的称赞。

但，开县文化却缺乏大家支撑，唐至今，无人能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人物，诗词歌赋传承佳作不多，甚至毫无影响，直接影响了举子之乡的含金量。

从历史角度分析，举子文化也带来了价值取向的弊端，取仕途而少潜心创作和进行科技创造。

文化人把读书作为举仕途的手段和目的，象唐代那样还有常征君等隐士，以后便少了，在开县没有一样有记载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开县文化人没有呈献多彩的人文成就。

把盛山文化的举子文化作为开县最具有特征的主体文化是不恰当的，一是历史相对较晚，始于唐代，仅1300多年历史；二是无名家大家支撑；三是缺少经典存世作品；四是在传流的开县名片中，“举子之乡”没有“桔乡”、“帅乡”、“金开县”响亮，在全国各文化大县中，开县盛山文化不具有任何文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