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
读了《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想到在中国康乾盛世的同期，英国迎来了工业革命，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首先实现了工业革命？这是一个让中国学者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

许多中外学者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表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在许多方面并不落后于英国。

在技术水平上，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宋代时就居当时世界之首，相当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们对中英的诸多要素进行了对比，给出的答案却没有取得共识和交集。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错过了率先工业化的机遇。

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一直在试图回答。

本书中概述的流行有“两个半”答案，第一，夸大18世纪的英国等欧洲国家“迎接”工业革命，在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形态、技术基础等方面的准备，并武断论定同期中国，各方面早已经暮气沉沉，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乾隆皇帝轻蔑的对待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成为这种观点的最佳佐证。

第二，美国“加州学派”及中国史学界的一些学者，近年来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同期的中英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在清政府治下，也有相对自由、高效率的土地和劳动力甚至资本市场；当时中国的农业收益非常高；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等欧洲国家，要归因于殖民地资源、本土充足煤炭的供给。

部分中国学者援引伟人的说法提出，事情坏就坏在鸦片战争，如果没有外力挤压，清代中国本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

之所以说另外存在“半个”答案，是指某些经济学家常常会借历史分析之便，兜售原教旨经济学的一套把戏，说什么英国由于是市场经济、所以才能高效率的、率先完成工业化。

《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这本书名冗长的著作，却以不长的篇幅对前述两个半观点进行了辨析，对个中谬误作了一一驳斥。

正如这本书的作者皮尔•弗里斯所揭示的，“加州学派”，特别喜欢用特例、个例史料来佐证其观点，在对于中英两国18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比分析中，仅仅限于个例数据的衡量，轻率的得出了清代中国具备独自工业化各方面条件的结论，而忽视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与英国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根本差异。

书基于史料，列举了清代中国与英国相比，发展工业化的“有利”条件：当时在中国的沿海东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和贸易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政府干预和政府垄断经营相比过往已经大为减少，皇帝倾向于对市场实行放任政策；，科举制度保证了当时的中国比英国更拥有社会流动的活跃度，清政府对官员实行比英国更严厉的监管政策，英国贵族、官僚的专制和腐败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乾隆皇帝统领下的满清子弟，这意味着从数据上来说，清代中国比英国更适合发展资本主义。

但皮尔•弗里斯也指出，清代中国没有强大的财政支持、没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没有国家银行、没有统一的金融体系，并且，当时，中国仍盛行家庭生产模式，最主要的劳动力被限制和吸引在农地上，而不能进入工厂。

不能诞生独立的无产者、工人阶级，无法为工业机械化提供劳动力保证，也无法提供更大的市场容纳更多的消费品，阻碍了劳动力彻底的无产化。

这一切，使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彭慕兰等“加州学派”学者，特别强调英国本土煤炭资源的充足，对于工业革命、工业机械化的重要性。

皮尔•弗里斯却认为，这种观点从结果上来看是对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煤炭、机械的大幅度使用，非但不能证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拥有所谓健全的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反而是权贵勾结的产物（若是在全民公决的社会中，第一次工业革命会遭完全否决）。

结合书中的种种观点，从科学技术和社会技术概括来说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原因。

谈到技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科学技术”，但决定经济发展的技术其实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那就是“社会技术”。

简单地说，社会技术，就是调整、管理、控制社会的方法。

从整个国家来说，支撑社会的广义技术范畴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的状况，指政府组织的架构和规模，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等；财政税收制度，包括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的税率和赋税结构等；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

所有这些就形成了社会技术的构成体系。

社会技术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并与经济增长率息息相关。

农业社会的商业化的深度和广度，是支撑社会诸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社会因素和经济力量所能左右的。

从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社会技术水平的差异，才导致中国经济只有数量上的扩充，没有质量上的突破，而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

虽然在18世纪之前，中英两国商品经济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经济能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科学技术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技术进步是关键性条件。

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标志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技术全面进步基础上的结果。

在前工业社会，社会技术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也是决定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

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工业革命的成功并非完全取决于科技进步。

古代埃及的工程师已经发明了一种蒸汽动力装置，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曾领先于世界，15世纪德国采矿业出现一系列技术革新，但是这些发明并未导致工业生产的一场革命，因为“一项新发明只是给人打开一扇门，但不强迫任何人走进去”。

从政治架构上来说, 英国从都铎王朝开始，步入了君主专制时期，但议会的存在和发展制约了王权专制，并为新兴社会经济力量参与政策创制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和舞台。

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皇权专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且事无巨细，都要由皇帝参与，甚至某县需要从产地运进多少食盐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由皇帝决断，其效率低下不言而喻。

英国直到15 世纪末才开始着手建立官僚体制，因此官僚机器规模很小，还很不完备，但长期以来效率较高。

而中国从秦汉发展到明清时期，国家官僚机器趋于完备，已如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弊端日多。

例如明代官员实行低薪制，一部分吏员甚至实行征派，使得贪污腐败愈演愈烈。

官僚机器的腐败不只对社会资源损耗极大，而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反方向而行，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从而使得社会技术水平停滞不前。

财政税收制度关系到生产和分配，直接牵动着经济效率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影响社会技术的进步。

由于战争费用急剧膨胀，中英两国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危机。

英国在1694年创立英格兰银行，确立了公共信贷制度，保证了国家信用，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

而此时中国的农业帝国体制决定其财政体制毫无腾挪转身的余地,既不能发行公债，也不能实行赤字财政。

从税率来说，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国家的财税过重，而在于政府的腐败和低能。

国家税率低，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英国赋税结构比较简单，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构成了英国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农业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随着英国开征商品税和消费税，英国国家税收持续增长并且以间接税为主。

明清的税收基础
是农业税等直接税，与之相比，工商业税等间接税微不足道。

明代这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无法集中资源推动全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由于不重视商税收入，政府对于各地商人的经商需求都不可能列入施政考量。

没有保障条件，商业的发展就像沙漠里的溪流，行之不远。

这一时期，中英都出现了大量的游民和流浪者。

如何对待这些人，是一项挑战，也是对社会技术水平的考验。

英国建立了一个恩威并施的济贫制度，为穷人提供初步的社会和工作保障，成功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中国明清政府不能组织济贫和解决就业渠道，再加上新增人口无法外移，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造成内卷化。

官僚和地主的超经济榨取，使得农民剩余少，虽然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可能很大，但农民无法成为消费主体。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法律制度的演进不是一种直接的社会技术，但对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效率至关重要。

英国逐步走向一个法制社会，其法律制度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方向演进。

而中国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

意识形态的转变，也是一种社会技术进步的表现。

其间，英国摆脱了教会经济伦理的影响，流行重商主义。

而中国明清时代，占主流的观点仍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从以上的要素的分析来看，中国社会“稳定性取决于最大限度地保存固定的习俗和观念”，社会技术原地踏步，或进步缓慢，而英国社会“稳定性是奠基在随时准备适应于变革着的环境与条件”，鼓励变革，社会技术大幅提升，英国社会更有效率，更具有出现经济加速发展和技术取得突破的发展导向。

正是社会技术水平的差异，才导致中英在18世纪发展的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