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结构性矛盾冲突论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摘要：中日两国向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
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但是近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两国关系的演变，为改善低谷时期的关系做出努力。
关键词：中日关系发展挑战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自古以来中日就有相互往来。
东汉建武中元二年日本第一次来朝，隋唐时期中日交流密切，明初倭寇出现，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
到了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经贸往来彻底中断。
日本经过产业革命与明治维新欧尚资本主义道路，1980年经济危机出现后开始对外侵略扩张。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半封社会。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之间发表的四份基础性政治文件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两国于12月30号正式建交。
1998年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在新世纪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2008年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根据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确定了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这四份重要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中日关系持续友好、不断扩大交流合作的范围。
在经济上，中、日分别是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贸往来频繁，互补性强。
日本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中国需要日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
论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法律问题
岸的浅海海底到水深 ２ ０ ０ 米 的海底之间， 呈缓缓倾
斜 如 棚 状 的 区 域 。全 球 海 洋 约 ７ ． ６ ％ 属 于 大 陆
、
中 日东 海 大 陆架 划界 争议 产 生
的昔 导
架。 Ｌ ２ ３ １ ９ ４ ５年 ９月 ， 美 国总统杜鲁 门率先 主张美 国 对邻接海岸公海 的大陆架地底和海床拥有控制权。 １ ９ ８ ２ 年的《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第７ ６ 条第 １ 款对大 陆架的定义是 ： “ 沿海 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 以外 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 自然延伸 ， 扩展到大陆边缘 的 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 的基 线量起到大陆边 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２ ０ ０海里 ， 则扩
然 分开 的天然分 界线 。 Ｌ ４
《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７ ６条第 ５款规定 ： 不应 超 过从测算领海宽度 的基线量起 ３ ５ ０海里 ， 或不应超
过 连接 ２ ５ ０ ０米 深度 各 点 的 ２ ５ ０ ０米 等 深 线 １ ０ ０海
２ ．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的由来与演变 目前 ， 中 日东海划界争端从性质上可 以分 为 ３
梳理 ， 以期 有助 于 国 内 民众 对 该 问题 增 进 了解并 澄 清 过往 常见 的认 识 误 区 ， 从 而 为 我 国家 利 益 的 维 护
西界 中国大陆海岸线及其沿岸 岛屿 ， 东侧经九州岛 西南缘与琉球群岛西南面的八重 山列岛之间的连线 与太平洋相接 ， 东北 以济州岛经五 岛列岛直至长崎 半 岛南端的连线与 日本海相对 ， 北面以长江人海 口 北岸到济州岛之间的连线与黄海毗邻 ， 南 部以台湾
１ ． 东海及其大陆架的自然地理条件 东海是一个位于中 日 韩三国陆地之间的半封闭 型边缘海 ， 东中国海（ Ｅ ａ ｓ ｔ Ｃ ｈ ｉ ｎ ａ Ｓ ｅ ａ ） 是其在国际上 的正式称谓 ， 表明东海位于 中国国土以东。国际水
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制约
成员的分配抑或是政策的制定都带有
强烈 的派阀色彩 。简而 言之 ， “ 派 本派阀政治结构的隐形制约。
福 田竞选总裁时，受到了九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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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中八大派头 目的支持 ，显示 自民党 本政治大国的战略不可避免的要求抑 治偏 好 固然 重要 ，但 是他 也必 须在 派 确有 回归传统的趋势。但福 田并未在 制 中 国实力 的膨胀 ，同时借 助 区域外
主义 ，批评 派 阀政 治而 不检 讨剧 场型 政治 ，反 而将 它视 着潮 流 。 自民党 的派 阀 ，原 本机 制 是轮 流 坐 庄 ，内部 协调 ，分配 权 益 的组 织 ， 但 被小 泉颠 覆之 后 ，不仅 丧失 了协 调 识 以及 日本右 翼实 力 的存在 与壮 大 而 加 剧 。不可否 认 ， 日 日 成 为世 界 本 后 政 治大 国 的趋 势 不可 逆转 ，但 作为 中 国的 国家 战略而 言 ，如果 没有 彻底 的 了解其 战略 背后 的意 图 ， 中国 自然 不
过人们的预期 ，而麻生派力量的存在
长 ，中国在亚太 的影响力与 与 日俱 将 在一 定 的程 度掣肘 其对 中外 交 。据
来 自 近 日本 政圈 人士 的消 息 ，福 田 接 对 安倍 和麻 生 曾积 极推 动 的美 日印澳
说明派阀政治的负面因素并未卷土重 也能够独立构建符合 中国 自身利益的 四 国框架 不感 兴趣 ，但 若麻 生 派在福
维普资讯
国 际视 野
影响 中 日关系 的结构性制约
■ 中山大学国际关 系学 系 许 少民
２ Ｏ薹 Ｏ ７
阀” 成为 了 日 政治 的核心关 键 词 ， 本
也是 了解 日本 政治 不 可逾越 的一 道关
双方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等领域的立场和行动成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助推因素
双方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等领域的立场和行动成为中日民族矛盾的助推因素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等领域，中日两国的立场和行动往往是相互对立的，这也成为了中日民族矛盾的一个助推因素。
本文将从中日在联合国改革和国际秩序中的不同立场和行动入手，探究其在中日民族矛盾中的作用。
一、中日在联合国改革中的不同立场联合国改革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旨在使联合国可以更好地适应当今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挑战。
然而，在联合国改革中，中日两国的立场和主张存在较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两国的矛盾和对立。
首先，中日在改革安理会问题上存在分歧。
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着国际冲突的平息与解决。
由于安理会成员的数量和权力结构问题，安理会的决策往往被批评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公正原则。
因此，联合国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安理会在成员数量和权力结构上的改革。
然而，中日两国在安理会改革上的立场并不一致。
中方主张将安理会成员数量增加，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而日本则更加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安理会构成，以维护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利益。
其次，中日在改革财务制度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在联合国的财务制度中，每个会员国需要按照其国民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缴纳联合国会费。
然而，由于各国的利益和影响力不同，导致财务制度存在不公平性。
因此，在联合国改革中，如何改革财务制度一直是一个重点议题。
但在中日两国的立场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中方认为应当逐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减轻所谓西方国家的压力；而日本则更加倾向于维持自身的优惠费用和特殊待遇。
二、中日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不同行动和对立国际秩序是指国际关系、政治和经济上的一种基本格局和规范。
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中日两国的行动和立场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更加明显。
首先，中日在经济领域上存在竞争和对抗。
近年来，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使得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然而，在经济领域中，中日两国也存在着竞争和对抗。
中日民族矛盾何时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而 将着眼 点主要放 在全 面 抗 战是 否 已 经 应着 重考 察 日本 帝 国 主
、
这显 然 是 不 妥的
分 析 中 日民 族 矛 盾何 时 成 为 中国社 会 主 要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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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阶级 矛 盾 的 变 化情 况 以 及 中 国 社会 各 阶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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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什么时候
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什么时候6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卫东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外部环境看，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要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必须看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例如中日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和分歧，但这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太久的。
对于中日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歧，朱卫东教授表示应该从“长期”而非“短期”两个方面来看待。
他表示，从总体上看，中日之间存在着“短期”、“长期”之间存在着两种矛盾：短期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长期内矛盾保持稳定的矛盾。
所谓短期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指在长期内矛盾会随着中日两国国内形势而逐步演变，一般表现为两种状态：一是在短期内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二是在中长期内矛盾维持不变或下降状态。
一、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国内企业面临困难，民众对未来生活质量下降，以及政府推动经济“脱碳”战略等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忧虑，对日本本国经济造成较大压力和负面影响。
2020年3月30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3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0.2%,为2017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同时在4月1日举行的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会上，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如果明年4月到9月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2%,就会从2024年开始进入负增长时期。
但当前的情况表明，日本经济仍未摆脱低迷状态。
根据 IMF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日本经济增速为2.2%。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今年一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0.3%。
如果考虑到二季度至三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因素影响，全年增长速度可能达到1.7%左右。
1、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面临严重挑战。
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国成为世界警察，通过经济制裁，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将日本等盟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与此同时，特朗普上任后，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推动军费开支大幅增加。
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助推中日民族矛盾
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助推中日民族矛盾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一直紧张不安。
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往往是由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牵扯所引起的。
本文将以两位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它们如何助推中日民族矛盾。
一、十二年抗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在二战期间，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也达到了最为矛盾的地步。
尤其是在十二年抗战期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
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与日本统治者冈村宁次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经典案例。
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蒋介石出任中国政府主席后，便致力于与日本作斗争。
然而，他对日本的反应并不是全然的强硬。
在国共合作之时，他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日矛盾。
不过，到了抗战阶段，蒋介石则开始认为自己的立场应该更为坚定。
冈村宁次是当时日本的陆军大臣，在指挥日本在中国的进攻时表现出了极高的冷酷。
他对待中国人的态度非常残忍，曾呼吁日本这样做：“对无辜平民做的事情，请肃静轻声，保持低调。
”这种无情的言行，很快引起了蒋介石和中国全民的强烈反感和仇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二年抗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确实是助推了中日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的侵略行为和残暴手段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反感和愤怒，这种情绪在当时广泛传播，从而导致了两国间的关系矛盾加深。
二、晚期国共内战期间的中日领导人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日关系依然紧张。
在晚期国共内战期间，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日本首相吉田茂之间的关系更是紧张至极。
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决策者开始对日本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
毛泽东在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在此期间攻击资本家和中小企业主，其中也包括在中国的日资企业。
1952年，中国在经济问题上进一步迫害了日本企业。
这些举措都成为日本与中国之间持久矛盾的导火索。
吉田茂着手推动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进程，同时也尝试平息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梁云翔：导致中日关系僵局的四大结构性原因
梁云翔：导致中日关系僵局的四大结构性原因由香港文汇报、中华文化交流协会和京维集团共同主办的“钓鱼岛和历史问题与2014年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学术研讨会昨日在香港召开，来自两岸三地的十余位学者与社团领袖汇聚一堂，共同讨论当前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
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翔发表了题为《中日关系的僵局与出路》的主旨演讲，指出目前中日之间一系列的历史与领土问题摩擦可谓由来已久，之所以这些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显得格外突出，究其根本，还在于四大结构性原因。
梁云翔指出，第一个原因是中日两国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即出现了“安全困境”。
冷战时，两国都需要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当时，两国对于各自的军力发展都不担心，都认为彼此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国甚至对美日同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冷战的结束，中日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已经不复存在，反而同为东亚大国，中日之间开始变得互不信任，都将对方视作自己的对手。
（怎么就忽略一直存在的来自美国的对亚洲安全的威胁呢）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发展战略存在冲突。
梁云翔表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计划，比如“中国梦”与“振兴中华”等。
虽然在表述上比较抽象，但基本上就是要洗刷近代的耻辱，做一个强国、大国，要恢复过去失去的权利。
而“失去的权力”中有很大一部份是被日本夺取的，所以日本并不乐见中国的崛起。
对于日本而言，梁云翔指出，日本的发展战略是想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并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影响，而这也不是中国喜欢看到的。
“中国和日本虽然没有说出来，但都不愿意对方实力强大、在国际上有很强的影响力，”梁云翔说。
（在中国的怀柔政策面前，日本更多是想摆脱美国的控制）第三个原因是国家实力对比相对平衡。
梁云翔表示，“二战后，战败国似乎没有战败，战胜国似乎也没有胜利”。
中国成为了政治大国，但日本的经济却在飞速发展。
然而，中国的GDP在2010年首次超越日本，跃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两强并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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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结构性矛盾冲突论
有幸听取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特邀专家、郑州大学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周文顺教授的讲坛，报告中教授对“中日结构性矛盾与冲突”进行精彩解读。
报告中，周文顺教授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谈起，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典型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了钓鱼岛事件、东海划界争端以及中日石油战略冲突及对策。
他昂扬饱满的激情、诙谐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无懈可击的批驳，赢得了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
两个多小时的报告，涵盖了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知识点和信息，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深层次诠释了中日关系，对我校师生更好地把握国际政治热点形势，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培养国际视野大有裨益。
下面就钓鱼岛事件东海划界争端以及中日石油战略冲突及对策进行详细论述：
一、自90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两国的正常竞争关系，使日本开始另眼看待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东亚秩序的影响。
因此，意图在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超过日本之时，抢先占领战略制高点。
此外，钓鱼岛问题还是中日两国重建近代亚洲史的一个较量。
对中国来说，捍卫钓鱼岛主权同样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它的意义当然不仅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被殖民史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
因此，在处理包括钓鱼岛问题在内的中日复杂关系中，中国仍要坚持从大局着眼，避免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因钓鱼岛问题牵动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而将稳定两国关系作为重要追求，表达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的决心，避免其得寸进尺。
二、日本是全球公认的标准型国家，重工业国家，需大量消耗资源，但是日本资源并没有开采价值。
日本是钢铁大国而这些资源则99.7%都需要进口，这样结构性矛盾就产生了。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要跟国情相结合，才能持续发展。
中国曾经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日本则是最大的进口国，而随着资源的日益紧张，两国的矛盾也就不断加深。
两国的地理位置差距对两国的矛盾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因素。
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争夺石油资源，这一经济矛盾使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
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是由东亚国际关系和地区格局决定的，冷战后的两国力量的相比变化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而两国的历史积怨使得这一矛盾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
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大国战略冲突和地区主导权争夺，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经贸摩擦、能源争夺和权益之争，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相互猜疑和防范。
当然，政治、
经济、安全结构的矛盾和冲突可有重叠的地方。
结构性矛盾是中日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尖锐对立。
所以说，两国结构性的矛盾的化解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
可通过以下两点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制度化的途径。
就是建立两国合作不断机制，将两国的冲突和竞争约束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内。
二是培育共同利益。
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有两国国家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和冲突，国家之间的合作才会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