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创作模式
骚体赋名词解释
骚体赋名词解释
骚体赋名词解释是：
骚体赋是战国末期和西汉初期的赋作。
此类作品从屈原所创造的楚辞体中吸收艺术营养，将楚辞的奇丽文采引入赋体，又将荀赋的遁词隐意、巧言指事发展成夸张铺排，穷形尽相的正面描写，在结构上采用设为问答的方式。
它是汉大赋的前驱，为汉赋的体制和艺术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故后人将这种带有明显骚体特点的赋称为“骚体赋”。
代表作品：
战国后期赵国人荀况第一次以“赋”名篇，写出了《礼》、《知》、《云》、《蚕》、《针》等五篇赋。
但其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
对赋体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战国后期楚国人宋玉，他著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多篇赋作。
西汉初，赋家主要追随楚辞体，创作了许多骚体赋。
著名的作家作品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彪《北征赋》等。
后逐渐为西汉中期所兴起的一种新的散体大赋所取代。
骚体赋的概念
骚体赋的概念骚体赋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学，其特点是以骚体的形式写作。
骚体是中国古代乐府文学中一种特殊的体裁，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音乐性而著称。
骚体赋是将骚体与赋的结合，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骚体赋起源于先秦时期，最早可追溯到《国风》中的《鄘风》、《邶风》等篇目。
骚体赋的基本特征是采用五言绝句的形式，每句五个字，同时还包括押韵、平仄等要素。
这种形式的诗歌表达方式，既充满韵律感，又表现出深厚的情感内涵。
骚体赋的发展和繁荣主要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士人崇尚文学艺术，特别是以琴棋书画和诗文赋为主要修身养性的方式。
在这个时期，骚体赋达到了巅峰，不仅成为文人雅士之间的流行修辞方式，也成为社会中流行的艺术形式。
骚体赋的创作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咏史赋和抒怀赋。
咏史赋是指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赋诗的方式展现出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抒怀赋则是以个人情感和心情为主题，通过表达自己的情感来吐故纳新、宣泄内心的思想和情感。
骚体赋的精髓在于它独特的音乐性和抒情性。
骚体赋的诗句通常含有隐喻和象征，能够通过形象的描绘和表达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它追求的是诗歌的美感和声音的和谐，通过运用押韵、平仄、韵脚等技巧来增加诗歌的韵律感和音乐性。
在骚体赋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和代表性的诗人。
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朝梁代的文学家谢灵运，他的赋以多变的抒情描绘著称。
他的作品《鹧鸪天·瑶台变态圣猷破》以其抒情和音乐性而被广泛传颂。
此外，还有吴均、枚乘、王粲等诗人的作品也都是骚体赋中的经典之作。
骚体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不仅在古代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和推崇，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很多现代文学家和诗人也受到骚体赋的影响，将其技巧和手法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骚体赋的音韵美和情感共鸣，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当今仍然具备一定的研究和艺术价值。
总结起来，骚体赋是一种以骚体为基础，结合赋的形式写作的文学体裁。
汉赋、楚辞、骚体：三大先秦文学流派解析
汉赋、楚辞、骚体：三大先秦文学流派解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汉赋、楚辞、骚体被誉为三大先秦文学流派，各有独特的风貌和表现形式。
它们不仅在形式结构上有所差异，而且在文学思想和情感表达上也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本文将分别对汉赋、楚辞和骚体进行解析，探讨它们的起源、特点和影响。
汉赋汉赋起源于西汉时期，是一种以比兴手法写成的文学体裁。
汉赋的特点是雄浑豪放、辞藻华丽、意象丰富。
汉赋的代表作品有《古诗十九首》、《子夜吴歌》等。
汉赋的创作思想主要是以赋为宾，以比兴为主，通过对自然、历史、人物等进行比兴描写，表现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汉赋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雄浑豪放的气势，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楚辞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战国时期楚国，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等。
楚辞的特点是情感真挚、格调悲壮、意境深远。
楚辞的主题主要是以离别、思念、怀才不遇等为主题，以表达作者内心的痛苦和不满。
楚辞的影响在于其情感真挚、深沉，激发了后世文人的创作热情，被誉为中国古代诗歌的瑰宝。
骚体骚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流派，起源于战国时期，代表作品有《国风》、《卫风》等。
骚体的特点是直率率真、清新明丽、意境优美。
骚体的主题主要是以风景描写、人物抒发感情为主，以展现作者的情感和审美情趣。
骚体的影响在于其清新明丽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赋、楚辞、骚体作为三大先秦文学流派，各具特色，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们不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且在表达情感和思想方面也各具特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两汉辞赋创作的发展及流变
两汉辞赋创作的发展及流变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一种有韵散文。
特点是韵散结合体，专事铺叙。
从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内容可分为五类：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
前二者为汉赋代表。
汉赋的形成汉初赋家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汉初赋家继承楚辞余绪，流行“骚体赋”，其后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
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其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1）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
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
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鹏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王刘安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
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2）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二百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九十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内容上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汉赋的发展阶段和作品
汉赋的发展阶段和作品
（一）汉赋的发展总体上经历了骚体赋、体物大赋、抒情小赋的发展历程。
1、汉初时期的骚体赋：
1)汉初骚体赋继承楚辞创作传统，不少作家与屈原、宋玉有着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他们往往通过模拟屈宋的作品来抒发不遇之感，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严忌的《哀时命》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2)枚乘的《七发》开始向散体赋转化，其“七体”模式对后来的赋家影响甚大。
无论内容还是形制，都标志着汉大赋的正式形成。
2、汉武帝到东汉中叶的汉大赋：
1)汉武帝出于“润色鸿业”的需要，招揽文士，提倡写赋，散体大赋的创作进入繁荣时期。
不少赋家都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体现了大一统的思想。
2)西汉中后期，出现了一些篇幅比较短小或抒情或咏物的赋作，其代表作家有东方朔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论》。
其作者均为愤郁不平的才华之士，故能于弥漫的大赋作品中散发出光彩。
3)西汉后期散体大赋创作是武帝时创作的延续，模仿因循之中也有一定的新变，一是赋作逐渐受到经学的渗透，二是题材上有所拓展，如《神乌赋》，杨雄的《蜀都赋》《长杨赋》。
4)东汉前期京都赋兴起，气势壮阔，文辞华美。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为汉大赋的代表作。
3、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
东汉末年，社会混乱、政治黑暗、战祸频仍，统治阶级已无功可颂，汉大赋赖以产生的条件丧失殆尽，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
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
《归田赋》抒怀言志，绝无夸饰堆砌，语言清丽流畅，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东汉的抒情小赋
东汉的抒情小赋汉赋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骚体赋、汉赋和抒情赋三个时期。
骚体赋形成于西汉初期，代表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与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大体而言，汉初赋作多近乎屈原的骚体，重在抒发一种凄恻哀怨的情感，并使用“兮”的语气词，因而汉初的赋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屈原骚体的继承。
不过，汉初骚体赋在形式上也开始趋向散文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显示了由骚体向汉大赋的`过渡。
汉大赋始兴于景、武之世并成为汉赋的主要样式。
枚乘的《七发》是汉大赋的奠基之作，代表作家作品为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汉大赋的基本特征：用反复问答的问答体形式，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生活为手段，以微刺帝王、贵族淫奢为旨归，内容上改变了骚体那种哀怨愤激感情的抒发，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多用语气词的特点，成为结构宏大、首尾用散、篇中入韵、句式以四言为主、专事铺陈描写的散文。
铺陈渲染了大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
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后期。
东汉中后期的赋，重在抒情述怀，篇制短小，故称之为抒情小赋。
代表作家、作品为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所以骚赋和抒情赋是有区别的。
骚体赋多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之情，凄恻哀怨。
多用“兮”字以助语势。
抒情赋多表现玩世不恭，表达一个人对心灵安宁的渴望。
它形式简短，没有问答，通篇使用韵文。
代表作有：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等。
刺世嫉邪赋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
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
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
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
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
佞诌日炽，刚克消亡。
舐痔结驷，正色徒行。
妪竬名势，抚拍豪强。
偃蹇反俗，立致咎殃。
捷慑逐物，日富月昌。
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
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
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33贾谊及其后两汉的骚体赋
33贾谊及其后两汉的骚体赋05西汉前期的骚体赋离骚赋直接起源于楚辞。
屈原的作品在汉代就称作赋。
汉代人模仿屈原的作品进行创作，在散体赋之外形成了一类以抒情言志为主的作品，由于它们在形式上接近《离骚》，因此称为骚体赋。
汉初最早的骚体赋是贾谊的《吊屈原赋》。
贾谊由于在朝廷中受排挤，让他做长沙王的太傅，后来又招回朝廷，他心情郁闷，很不得志，他过湘江的时候，就想到了屈原，于是就写了这篇赋，来怀念屈原，凭吊屈原，这篇赋完全采用骚体。
赋中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猛烈抨击不合理的现实，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悲愤。
但赋的结尾又表达了一些隐处自珍的思想，与道家有一定的联系。
从语言上看，它和离骚没有太大的区别。
抨击，贤愚不分，小人得志。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主要是因为他生活在西汉大一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被皇帝所疏远，被进行所贬谪，那么你就再也找不到出路了。
它不像战国时期，一个士，在一个地方不受重用，他可以再换一个地方，到了汉代，他没有这种机会，这个地方他对屈原不理解，屈原你还有地方可去，你为什么要死？像我连出路都找不到，实际上有这种含义。
贾谊还有一篇《鵩（fu）鸟赋》。
鵩鸟被认为不祥之物，贾谊在失意中又遭逢此不祥之物进入到他的屋子，陷于极大的悲忧困惑，此赋即用以消解内心矛盾而作。
贾谊他做长沙王的太傅，长沙那个地方，在当时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气候不好，那个地方地势低，多雨潮湿，北方人到那里生活很不习惯。
贾谊到了那里，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好，他就自以为自己活不长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有一只猫头鹰，飞到他的屋里，落在了他的座位上，因为楚国那个地方，人们相信猫头鹰进入人家，这一家就要死人。
那么，贾谊在这种情况下，就更相信自己活不长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写了这篇《鵩鸟赋》，就是他面对人生困境，甚至是自己会不久于人世，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是用来消解内心的苦闷。
一开始就写猫头鹰这只鸟落到了屋子里，他就问这只鸟，为什么落在这里，请问，如果说我要是活不长了，那还能活多长时间？他问鸟，鸟不回答。
骚体赋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骚体赋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骚体赋是古代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文学形式,也被称为“骚体诗”或“离骚体”。
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盛行于汉代,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文学形式之一。
骚体赋的特点是语言华丽、富有诗意,常常用象征、比喻、夸张等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它的文字流畅优美,富有音乐性,常常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和韵律来写作。
骚体赋的文体结构也比较复杂,通常包括标题、正文、赋赞三个部分。
其中,标题是直接表达作品主题的文字,正文则是作者直接抒发情感和思想的文字,赋赞则是对正文进行赞颂和评价的文字。
除了骚体赋外,古代中国文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学形式,如诗歌、词、曲等。
这些文学形式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
拓展:
骚体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骚体赋的文学风格独特,语言华丽,富有诗意,常常用象征、比喻、夸张等手法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
它的出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离骚之体”。
除了骚体赋外,古代中国文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学形式,如诗歌、词、曲等。
这些文学形式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多彩。
在古代中国文学中,诗歌、词、曲等文学形式都有着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创作风格,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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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骚体赋创作模式初探摘要汉代骚体赋的创作有模式可寻，这种模式是文人们创作的基础，也逐渐成为他们人格觉醒的一部分，对后世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关键词：汉代骚体赋创作模式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汉代骚体赋是面向自我的艺术创作，走着与散体大赋不同的道路。
骚体赋的创作有模式及规律可寻，这种模式是文人们创作的基础，其本身也成为他们人格觉醒的一部分。
一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将屈原的不幸归结为“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也就是说屈原的苦难完全是因为他所遭遇的那个社会没有中正之道造成的。
接下来，作者以几组对比来凸显这种不公正：“鸾凤伏窜”与“鸱枭翱翔”，“随、夷为溷”与“跖、为廉”，“莫邪为钝”与“铅刀为”，“弃周鼎”与“宝康瓠”等。
末段则多用反诘语和感叹句，感叹“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解脱的方式则为“远浊世而自藏”。
以此反观屈原，则认为：自沉汨罗根本不值得，须知“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可以说，《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一个典型模式。
以思索屈原品行作为开篇与结尾，中间则以贤愚、贤佞对比来凸显个人遭际，并不断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最终给怀才不遇的伤感一个排遣的出口，选择时机，徘徊在仕隐之间。
此后其他作者的作品，虽各有特色，但大体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变化。
刘勰《文心雕龙·哀吊》：“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
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沈。
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语，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
”司马相如《哀二世赋》，从“登陂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至“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以占篇幅二分之一来写过宜春宫所见之景，以此引发对二世殒身的感慨。
足见，司马相如在基本模式之上，增加了景的分量，适当压抑了情感的抒发。
扬雄《反离骚》名虽为反，实际上仍是在哀吊屈原。
他希望屈原能留住有用之身，而不是投江自尽，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遗”。
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
仔细研读《吊屈原赋》与《反离骚》，不难发现二者对屈原的品德甚为推崇，只是对其沉江殒身的方式不能苟同。
又《汉书·扬雄传》曰：“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留涕也。
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
”扬雄在研习《离骚》上用功颇深，《反离骚》因景仰屈原品格，同情屈原遭遇而作，被作者投诸江流作为凭吊之用。
《畔牢愁》、《广骚》因同样的目的而作，惜其未能流传下来，后人不得而见。
故，对扬雄作品格调不能因其与《离骚》所反映出的观点不同而轻下判语。
无论是贾谊认可的“远浊世而自藏”，还是扬雄赞成的“不得时则龙蛇”，实质都是为“怀才不遇”找适合自身的出路，以适应汉代的生存环境。
二如果说司马相如、扬雄在情感的抒发上较之贾谊走向内收敛一路，那么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则是向外。
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太史公千秋轶才，而不晓作赋。
其载《子虚》、《上林》，亦以文辞宏丽，为世所珍而已，非真能赏咏之也。
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贾畅达用世之才耳，所为赋自是一家，太史公亦自有《士不遇赋》，绝不成文理。
”《悲士不遇赋》内容上多说理而少夸饰，形式上似骚而不用“兮”字，频用对仗，从而达到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
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
’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
’……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在“言必由志”这一点上，司马迁格外突出，几乎略去了基本模式中因人而感慨，触景而生情的部分，单刀直入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
”下文论及不遇原因，更是直言“美恶难分”、“天道微哉”，而不采用将“美”与“恶”落实为两组具体事物进行对比的方法。
至于对情感出口的寻求也与前人有别，如果说他人处于保守防御的位置，司马迁则倾向于对命运主动进攻。
他为自己的人生设置了一个立足点，即“朝闻夕死，孰云其否”，意即只要能做出贡献，就算早上完成，晚上死去也都满足了。
这与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相类似，都是对真理或某种信仰追求迫切，锲而不舍。
不同的是，孔子之“道”近公，是要教化民众，实行仁政；司马迁近“私”，要以个人成就感来抚平人世的一切创伤。
司马迁希望这种个人成就足以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鲁国叔孙豹给“不朽”以分类和定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以所造福对象的覆盖面作为标准，愈近“私”则愈下。
而司马迁的才能恰在“立言”方面，他为此已达到“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的境地，即使巨大的才能被世人埋没，还是要永远勤奋，至死方休。
《悲士不遇赋》抒发个人情志，充满了个人理想的高扬。
三班固《幽通赋》则对基本模式中各部分的处理有得有失。
明郝敬《艺圃伧谈》云：“班固之《幽通》，屈平之残膏也。
”明凌稚隆辑《汉书评林》引黄震语：“固之赋《幽通》，将以致命遂志也。
然气摄而辞戚，固之不得其死，已占于此经。
”清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历言理之不常，数之难定，而于之以致命遂志，抒情写郁，总归正道，可以醒贪夫，可以励修士，其行文气骨，亦拟《骚》之神似者。
”又引张扬庵语：“通篇立意正大，俱同曹大家《东征赋》。
庄老狂流，悉力截断，引绳据墨，俨然儒者典型。
”结合以上评论来看《幽通赋》，则其得手处在于抒情写郁，而不至汪洋恣肆，不加规矩，能“总归正道”、“立意正大”，宗经述圣，秉承儒家正统。
其失手处在于屈平之残膏，不无貌似神非之弊；有“致命遂志”之心，却“气摄而辞戚”，言志而词多诘屈，气骨略显卑弱。
在“因人而感”这方面，《幽通赋》走得更远，大量引用典故，探究历史规律，认为吉凶祸福皆为命运所掌控。
所谓“形发于根柢兮，柯叶汇而灵茂。
恐网之责景兮，庆未得其云已”，即人的形貌气质继承于父母，而吉凶夭寿，非独在人，还要受命运的驱遣，无须责怪他人。
那么，班固为情感找到的抒发途径自然是修道俟命，保身遗命，毕竟“观天罔之覆兮，实谌而相顺”，天道保佑世人，尤其会辅助那些德信兼备且顺应天命之人。
《幽通赋》中亦言“朝贞观而夕化兮，犹己而遗形”，与司马迁“朝闻夕死，孰云其否”貌似，实则更接近孔子所言，增加了顺命之意，减少了发愤而反抗命运的成分。
黄震所说的“辞戚”正在此处。
足见，《幽通赋》在处理基本模式各部分上手法趋于娴熟，而思想内涵趋于保守。
四首先，骚体赋这种较为稳定的行文模式，有利于文人进行翻新创作。
从屈原等历史人物身上，他们更清晰地看到“命运”，也更清醒地反观自身。
说他们“张扬自己的个性”可能有些过，谓其通过历史之镜来定位自己的生存状态则更合适些。
屈原对骚体赋作家而言是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会磨灭，因为一遍一遍的回忆已经足够他们唤回潜隐的生命激情，来抚慰自己在盛世阳光下委屈的身影。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说得极为明确：回忆已经成为想象的领域，而回忆式的想象是一种“内在观念”，他在《自然与革命》中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劳，是一种综合，即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段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
”回忆不是无本无缘，历史与本源的融合显然得在人自身找到切合点，人类需要思索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汉代文人对屈原的思索最终归于对自身的思索，他们的创作在被文人群体认可的“内在观念”之上可以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两位史家的骚体赋作品与他们的历史著作一样，显示出不同的气质。
换个角度来看，有什么样的个人情感，就会成就与其情感相呼应的作品。
通过骚体赋，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文人士子个体人格的觉醒，还可以观察他们不同的觉醒方式及深广度。
骚体赋对于“怀才不遇”主题的挖掘，为后世文人拉起了承前启后的纽带，千百年来，彼此的文化情感是共通的，回忆与新的回忆激发连绵不断的创作。
其次，这种创作模式使得中国文人诗的抒情传统得到加强，开创了后世文人诗情感表现的新方向。
《汉代诗歌史论》中赵敏俐认为：抒情传统的加强和个体人格的表现确立了汉代骚体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它所开创的抒情方式也代表着后世文人诗发展的方向。
笔者对此非常赞同。
汉代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上升时期，这对人的影响往往呈现出极端的两面：自信心的不断膨胀；在现实中遇挫后又呈现出抑郁彷徨，甚至是消极颓废的情绪。
社会给予个人较之以往更大的发展空间，文人往往抱着极大的热忱去参与社会生活。
我们可以在散体赋中看到他们不厌其烦地“铺彩擒文”，这是积极心态投诸文学创作所产生的结果。
汉人因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多，崇尚一种外向的、扩张性的美，雍容华贵，端庄大方，比如服饰的华丽，器物的精美，书法的严谨与端正。
但汉人对美的认识难免流于表面，体现在散体大赋中就是作者极尽所能要把文章写得美一些，有文采一些，以致最初写文章的目的——言志退居次席，正所谓“劝百讽一”。
骚体赋继承屈骚的抒情传统，表现的多是文人自信心遇挫后情感上的起伏，呈现出来，要么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要么就是“随波逐流”般的颓废情绪与自我批判，这在扬雄身上体现得颇为明显。
在面对自己内心真实涌动的情感时，文人会主动选择更具表现力的词语，而不是盲目追求字面的华丽。
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愈发注重文质兼备，注重在行文中对个人情绪的渲染而不是在文章结尾处点到为止。
再次，这种创作手法有利于延续《楚辞》的精髓。
《楚辞》中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非常执着，被刘向、王逸编入《楚辞》的几篇汉人拟作，除《招隐士》略有争议外，其他几篇都是代屈原立言。
这体现了他们对屈原不同流合污精神的认可与景仰，屈原也成了他们理想人格构建中的楷模，这直接影响到后世对屈原的认识。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对君臣遇合满怀希望，在遇挫后则是愤愤不平。
他们本质上所怀的真诚与屈原别无二致，只是多了一份消极的逃避情绪。
可以说这类特殊拟骚作品同其他骚体赋一道，将《楚辞》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流传下去。
最后，这种模式也是“文学自觉”的一种体现。
汉代文人在创作骚体赋时，未必在思想中构建出与其他文体截然不同的体系，但他们已经选择这种文体作为抒发个人不遇，排遣心中苦闷的载体，并且形成一定的套路，从最初悯惜屈原到后来逐渐悯惜自己，这足以体现出汉代文人的个体意识被唤醒，且有意识追求文采。
较之屈宋，汉代文士阶层人数增多，创作篇幅加大，创作数量猛增，其中屈原赋类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比陆贾类、荀卿类、客主赋三类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