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唐代士人对唐诗繁荣的影响

谈谈唐代士人对唐诗繁荣的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而唐代诗歌的发展，更加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成为艺术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唐代不到三百年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作品多达五万首，创造了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而且李白、杜甫等文学大家的出现，更为这艺术瑰宝嵌上了绚烂的光环。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这个繁荣文学背后隐藏的种种原因。

大致形成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另一种是由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唐代文学的繁荣显而易见地是由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应该思考的两者在唐诗发展历程中哪一个更直接、更重要？较之两者考虑，我的观点更侧重于内部因素，毕竟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内部诸多要素中，唐代士人在其间处于主导的地位，推动文学走向完善和发展。

正如林庚在《唐诗综论》中提出的“诗赋的消长”、“绝句登上诗坛”、“边塞诗豪情”诗国高潮三标志说，更加明确地应验了唐代士人的“活水”作用。

唐代建立以后，统治者积极推行开明的政策，使唐代的经济盛极一时。

国力的强大，使唐代士人普遍持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强烈的抱负，他们强烈追求“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的理想，充满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精神品质，热情地向往建功立业，形成一种“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的文学格调，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邑》）的豪迈情怀，表明了李白自视清高和不羁平凡的精神状态；杜甫的《自京赴奉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表现出其少有的宏图大志。

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反映到文学上，促进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格调的提高----即“文学即人学”的真实体现。

一种“蓬勃的朝气的青春的旋律”在“盛唐气息”的氛围下激情地演奏着。

唐代统治者为扩大其统治基础，在用人方面取缔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新形式的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的大范围的实施，为唐代士人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活动天地和观念向导，提高了士人的建树功勋的幻想。

他们积极入仕，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的考试及其他制考获取官位。

在科举考试中，诗赋是重要科目，士人为了取得地方官的贡举和朝廷的取录，不得不着眼于诗歌的创作，这样洪深博大的思想内容和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便融入其中，不仅提高了诗歌的数量，更推动了诗歌质量向高层次的发展。

科举考试不注重门第，使出身寒微的士人加入作者之林，为唐诗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主体，同时这部分士人的创作，更大程度上扩展了上的题材和内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唐代士人大多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入仕作官的捷径，以诗取士的制度对重视诗歌、爱好诗歌的社会风尚的
形成和诗人一般诗歌技巧的培养和训练，对士人艺术经验的积累起重要作用。

宋代严羽“或问唐朝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故我朝不及也。

”（《沧浪诗话》）。

由此可见，促进诗歌繁荣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唐代士人的功利倾向，是一种享受荣誉的思想传统，而科举考试制度只是满足士人更好地适应唐诗繁荣发展，只是一种外在形式。

唐代士人恢弘的胸怀气度和兼容并蓄的心态，为唐诗繁荣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对待外来以及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他们推崇“华夷如一”，主动地接受他们的精髓，从文学艺术到生活情趣、风俗习惯，杂取中西，合为一体。

尤其是盛唐的诗歌更是体现了南北文化汇流的浩瀚局面，出现了“各去所短，合其所长”的诗歌创作风气，在此基础上括广了文学题材，丰富了文学趣味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唐代文人继承了历代文人的精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创作成果，同时师承了初唐从王绩到王、杨、骆、卢、沈、宋、陈子昂的创作传统。

如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派继承了曹植、鲍照的边塞诗的风格，并吸收了初唐陈子昂、杨炯、骆宾王的精粹；与其同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风和谢灵运的山水诗风。

唐代士人极其重视并且善于从传统文学中获得滋养和沾溉。

前代的寒士文学、浪漫抒情风格和诗歌语言的“诗化”也为唐代诗歌的繁荣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此外，唐代士人将史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多种文化艺术与诗歌向匹配，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他们善于在不同的文学艺术门类之间互相渗透，形成一种文学艺术相辅相成的局面。

如张旭的狂草、曹霸的画马、公孙大娘的剑器舞，都曾给杜甫的诗歌创作以灵感和启发，使他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独、特的艺术魅力。

又如伟大的诗人王维被赞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在这样的文化艺术交汇的氛围中，唐代士人的文化修养有了明显的提高。

唐代士人的生活在另一方面也为唐诗的繁荣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士人多有浪漫的生活方式，他们游历名山大川，对大自然有极大的热爱和向往之情。

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反映自然山水的诗歌渗透着生活的情趣和审美要求，促进山水田园诗歌的发展。

清吴汝纶谓其“专以自然兴象为佳”。

边塞地区也成为士人游历的一个处所，以盛唐边塞诗派为代表，主要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地风情。

诗风慷慨激昂、豪迈雄浑，与山水田园诗派同称“盛唐之音”。

唐代诗人对唐诗繁荣影响的其他生活方式，即读书山林之气。

这类士人大多倾向于深居山林、寄宿佛院、隐居道观。

山林的恬静环境和安逸的生活，陶冶士人的情趣，引导审美情趣，形成清新、明秀、素雅的诗歌格调，丰富了诗歌的内涵，构成了唐诗多彩的情思格调。

据考证，现在已知的唐代有两千多为诗歌作者，来自不同的阶层，有工匠、舟子、憔夫、卑妾等被压迫劳动人民，也有出身豪族的贵族子弟，他们大多是寒素之家封建知识分子，他们
虽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仍贫困下燎、经历坎坷，加深了对社会和斗争的认识，他们的作品反映庶族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并且他们在关注本阶层的命运问题的同时，积极进行自由创作（统治阶级的开明政策的引导），关注生活各个方面的主题。

仅仅在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个主题方面，就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如《送元二使安西》是王维在任职长安时送人赴边之作。

清黄生以为唐人绝句“毕竟以此首为第一。

惟其气度从容，风味隽永，诸作无其右故。

”又如李商隐《无题》抒写别时之痛与别后之相思，寄予爱情的信念和重逢的期待，有汉魏乐府之风韵。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比喻了真挚执着、感天动地的爱情。

在形式上，唐代士人尝试各种体式，明李攀龙《唐诗选》中分体编排唐诗------五古、七古、七律、五绝、七绝。

值得注意的是“绝句登上诗坛”成为唐诗里程碑式的事件，据宋洪迈《唐人绝句诗集》记载：七绝七十五卷、五绝二十五卷、付六言绝句一卷。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绝句在唐诗繁荣发展的过程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唐代士人在艺术上主张“推陈出新”，他们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唐士人能学古变古，具有创新精神。

开元年间，律诗绝句的规范化已经完成，音调圆滑；歌行组织辞赋化，气势雄阔；题材由宫廷转向丰富的社会现实。

如陈子昂的《感遇》。

而后七言歌行又把初唐的歌行模式所打破，具有了自身独特的艺术样式。

杜甫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把律诗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唐诗之所以繁荣，是与士人的创新精神密不可分的。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创新成为唐诗繁荣乃至整个唐代文学辉煌的不竭动力。

总之，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共同孕育了唐代文学。

作为其中的中介和创作主体的唐代士人直接影响着唐代文学的风貌。

因此，从这个角度研究，我们就可以说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唐代士人集体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