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彼岸莲花盛开——浅析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董晓迪（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8级01班）指导教师：赵海燕摘要：安妮宝贝的作品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漂泊、爱情、死亡等问题展开对于女性生命的思考和关照。

她成功的刻画了一系列处于大都市边缘的女性形象，她们拒绝主流意识，讨厌虚伪，远离恶乱的是非场，保持个性，崇尚自由。

安妮宝贝站在女性的高度，勇敢的对这个世界或唾弃，或赞颂。

该文将从独立漂泊、婚姻生活、姐妹情谊、恋父情结、死亡姿态五个方面分析隐藏在安妮宝贝字里行间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安妮宝贝独立漂泊婚姻生活恋父情结死亡姿态前言安妮宝贝的作品一直在宣扬一种女性的独立精神，她笔下的人物不断的在挑战传统，实现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解放。

她曾写到“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想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1]在她的作品中，描写了大量女子在爱情和现实中的挣扎，纵然这些女子始终相信“蝴蝶飞不过沧海”，但她们依然要张开双翅逆风飞翔。

她们表现出比男性更加清醒的姿态，体现了现代女性对自我、情感、人生的明确把握和坚定追求，颠覆了男权话语下女性羸弱，摇摆，依附的传统形象。

《莲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自知我的情商很低，和我在一起的男人，到最后总是会被伤害。

她们控制不住我，无法猜度我，我始终让他们感觉不安全，仿佛一起共守的，是一团薪柴有限的火焰，你要眼看着它们逐渐熄灭灰冷，不能说我没有爱过他们，我曾经热烈地真实地爱过他们每一个人，只是不长久。

我没有信任过任何感情的长久。

”[2]安妮宝贝把都市男女的爱情写的真实而残忍，她笔下的女主角们信仰真爱，却又难以寻到与自己在精神上和谐统一的伴侣，于是只能在爱情的道路上颠沛流离。

安妮宝贝描绘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心理世界，并且站在人生和哲理的高度，审视生命和人生的本质，表现对女性爱情，婚姻，生育等问题的思考和深切感悟。

爱情是一场幻觉，爱一个人，最终不过是爱上自己。

安妮宝贝笔下的女性在追求内心期盼的爱情时，并不将希望全部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经历残酷现实的考验，独自漂泊，保持着自尊自立的人格特征，试图与男性并肩观看这个世界。

1.独立漂泊漂泊是安妮宝贝作品的一大主题。

她曾写到：“生活对我来说，不存在安稳的概念，我始终在路途上，在流离失所的路途上。

我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换我自己，敏感和激情，那是和灵魂相伴的东西，和生活本身无关。

” [3]安妮宝贝笔下的女子多处于人在旅途的状态，停留在不同的城市，演绎不同的情缘际遇，出发，流浪，一直生活在别处。

1.1漂泊可能性社会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其生物性决定的，而是在于他的社会性。

男女两性除了各自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外，还有在心理，习惯，志趣，行为方面的不同。

波伏娃也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文化的。

女性的这种永恒的女性气质不是既不是由荷尔蒙决定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头脑决定的，她们是被她们的环境塑造出来的。

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男尊女卑的传统不可撼动，女子要连同物质、身体、灵魂一并交给她的丈夫，所以她们依赖男性，祈盼着男性的宠爱，始终处于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地位。

她们不会萌生独立漂泊的念头，因为根本无路可走，男性与女性并不是并立而站，女性始终活在男性的背后，活在见不到光明的阴影里。

由于女性一直被禁闭在家庭生活的小环境中，她们千百年来成为笼中鸟，并甘愿了这种自缚，同时束缚别人。

她们丧失了和男性并肩而立的能力，她们将自己定位为丈夫，家庭，孩子的附属，不曾对世界有新的期待和幻想。

在这种固有的女性生存模式下，女性的依附，无知，软弱更加明显。

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使得女性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经济的发展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走出家庭，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生育观念的改变和医学革命也将女性从繁衍后代的枷锁中解救出来。

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为背景，展现了一群寻求自身独立、与传统抗衡的新女性。

她们有独立的收入，大胆前卫，与男性保持并肩而立的姿态，不依附，不承欢，桀骜不驯，她们敢于规划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敢于承担自己的命运，在独立行走中实现个人价值和获得人生感悟。

安妮宝贝将漂泊流浪作为突破口，通过这种方式女性重新发现了世界，并开始主动的审视自我。

通过拾回女性的独立生活能力来找回女性生命中坚忍不拔的生命活力。

女性选择漂泊行走一方面是将它当做脱离原有生活圈子，离开男权话语和压制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在行走中不断思索和寻找着女性的自身出路，完成女性的独特认知和定位。

1.2不做单纯的娜拉安妮宝贝笔下漂泊的女性并不是单纯的娜拉，她们拥有自己设计的道路，敢于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拼搏，并且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未来。

在《莲花》中，身患重病的庆昭坚持和善生徒步进入墨脱，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体现女性超乎男性的独立果敢和内心的坚忍不拔，通过这种漂泊，庆昭找寻生命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所在，完成自我认知和对话。

《七月和安生》中的安生从海南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厦门，几乎走遍了整片华南、西南和华中地区，她说“已经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了，我想我的家是被我背负在灵魂上面了。

可是有时候灵魂是这样空。

有时候又这样重。

”《春宴》中这样描写女主角庆长：“她从少女时期开始，就在不断远行。

为恋爱，为逃离，为谋生，为工作。

一次次踏上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远处。

她不计算到达过哪些地方，如同从不数算在生命中出现过的他人，不断把过去甩掷在身后，义无反顾，一意孤行，这样才能大步向前行走。

才能不被一种血肉伸出的心灰意冷所牵绊和折磨。

”[4]这些女性的独立漂泊并不是对社会的逃避和漠视，而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完成女性生命的仪式，反抗社会和文化赋予女性的软弱气质，完成女性对于世界，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鲜明的体现了女性从单纯的“出走的娜拉”到完成生命体验的转变。

2.婚姻生活安妮宝贝的作品重在探讨女性内心的成长和体悟，其中婚姻也是一个方面。

她笔下的女性对婚姻有着不同的解读，既有对于婚姻充满美好向往的七月，也有将婚姻作为换得自我安生立命工具的庆长，当然，更多的女性对婚姻采取一种淡漠甚至拒绝的态度，她们不认为爱情的终局是婚姻，最重要的是，她们对男性不再采取依附的姿态，不再将婚姻当做留住男性的砝码，这使得婚姻不再是感情的坟墓，而是两个人自由的选择。

2.1对婚姻的淡然在大众意识当中，婚姻是爱情到达一定程度的产物，婚姻代表着家庭，代表着夫妻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但在安妮宝贝的笔下，仿佛婚姻是人生热闹一场之后归于平淡的一道门，代表着内心的超然和淡定。

总的来说，安妮宝贝笔下的婚姻是坚持爱情至上的，不把婚姻当做两个人的枷锁。

结婚的双方追求的是心灵的契合，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双成对。

即使是踏入婚姻的女性依然保持着婚前的独立，她们不把婚姻看作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纸保证，也不把它看作是两性关系的保险箱，纵然婚姻有着束缚，那也只是道德层面上的，而不是精神上的捆绑，她们从来都是一个人，傲世独立。

比如《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与并不熟悉的邻居男人Ben闪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面对婚姻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戒指，没有告知任何人，在登记结婚后只是意识到法律上的保障，仅此而已。

Ben 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清醒过来，但我懒得去办离婚手续，干脆把结婚证书藏起来，等你找到一个真正想嫁的人我们再去办。

”[5]他们是带着结婚证书的同居者，世间难以找到一对夫妻可以相处的如此安宁，正如安妮宝贝写到“我们从不互相关心，打探，猜测。

也没有抱怨和解释。

有时候想想，很多男女是在以爱为借口做着自私的事情，又唯恐对方知道或比自己更高明，所以有那么多的爱恨情仇。

”[6] 《春宴》中，作者这样描写庆长和定山的婚姻生活：“与定山共存一个屋檐之下，如同搭伴过活的同居男女，礼貌客气，略带生疏。

庆长有时失眠，需要长时间开灯阅读，与他分床睡，定山也不以为意。

他们从不为琐事争执吵闹，也没有刻骨铭心的渗透和联结。

没有思念。

没有粘缠。

生命路线终究是并存而无法交叉重叠。

”[7]2.2对婚姻的拒绝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还有一些女性选择不踏入婚姻。

这一点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是背道而驰的，在传统观念中，感情的最高荣誉是走入婚姻，婚姻才是女性的全部，女性被三纲五常束缚起来，被男性的圣母神话所欺骗和愚弄。

但是在安妮宝贝笔下，女性成为自己婚恋的主宰，她们有权利也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挑战世俗传统，比如《彼岸花》中音像店男人卓扬曾试图把乔带入他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然而乔却拒绝了他，因为她觉得“一大桌子人吃饭，被别人关心，对别人解释，看着别人的脸色微笑，每天在那么多人的眼皮下面喜怒哀乐孝敬公婆，伺候小叔”[8]是她不需要的，即使一辈子孤独也不会接受。

她爱卓扬，但是拒绝了和卓扬一同捆绑在婚姻中。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妮宝贝的后期作品《素年锦时》中，我们看到了她尝试书写“人间烟火，饮食男女，春耕秋收，冬雪夏雨”。

比如她写到南方家乡的大宅、居民的晚饭、甜力糕西米露等吃食、祖父祖母的生活等等，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作者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开始了有意识的对于安稳和平淡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就像她在该书《自序》里写道的那样，虽然虚无，但过程或许就是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女性在经历和男权的抗争之后，开启了一条两性和谐的道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不利于女性的发展，而女性主义也不能走向极端，整个社会需要男女两性的和谐融洽，这也是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所在。

3.姐妹情谊在反抗男性话语强权的背景下，一些女性结为同盟，呈现了姐妹情深的感情关系。

这不仅是对男性地位的撼动，也是对传统生殖秩序的挑战。

在20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找到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启了私密性的女性写作。

而安妮宝贝则打破了这种封闭，选择了一条“走出房间”的路线。

在《再见，旧时光》中，“她”和苏在旅途中相遇，“她和苏，一起躺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大床上。

她把身体蜷缩起来，那种婴儿在母亲子宫里的姿势。

苏从背后抱住她。

苏温暖的身体靠近她。

苏的手，柔软的手指，抚摸她屈起来的背脊和膝盖，一点一点，把她扳直。

我拥抱着你。

你感觉到了吗。

是。

你拥抱着我。

我没有办法和你做爱。

可是我爱你。

我也爱你。

苏。

不要恐惧。

不。

我不恐惧。

我们相爱。

多么好。

”[9]她们之间的感情，更像是镜像般的映照，通过对方看到真实的自己。

再如《南生》中南生和乔的同性感情，两人彼此欣赏、彼此珍惜,心灵的契合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南生对乔有着莫名其妙的信任,两个女人之间的自然相处、互帮互助让人觉得温暖。

在南生的生活中，乔是一个在痛苦时刻出现的救星，当南生从看守所走出来时，是乔带她回家。

南生自杀时，是乔不顾一切去救她。

在南生流产时，又是乔守候南生一个星期。

两人彼此心灵相通，在没有男人的世界，彼此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