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粪运动

南北内战之后，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开始沦丧, 崇尚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社会生活一派混乱。

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在19世纪末趋于登峰造极。

仅占美国家庭总数0.016%的最富之户,在1860年占有全国财富的比例是3.6%,到1890年上升为9.6%。

1893年披露的材料,估计当时9%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1%。

由于工业化和机械化,削弱了庞大的农民人口,代之而起的是一支城市无产阶级大军。

1900年,全国人口中约60%—88%都是穷人和赤贫者。

1896—1910年间,最富的1%人口掌握的国民财富从8%增长到15%。

同一时期,美国国民经济总值翻了三番,但工人总工资只翻了两番,这反映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

官商勾结的腐败行径层出不穷,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上至国会,下至市政府,都成了贪污腐败分子聚会的场所。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有识之士奋力揭发的重重黑幕。

大众化杂志兴起,为揭发黑幕创造了良好的传播条件。

1893年至1913年的20年间,美国购买杂志的人从25万增加到300万。

因为杂志是企业,“黑幕揭发”只是牟利的手段，必定会受到各垄断公司的钳制,或被吞并或以撤走广告相威胁,这导致黑幕揭发事业难以持久。

但是有黑幕揭发者的支持，黑幕揭发事业才能维继。

黑幕揭发者遍及各行各业,大学教授、改革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牧师和政府官员等等，但主要发动者是一批新闻记者。

职业揭发者的是12位男记者和1位女记者,他们撰写了约600多篇黑幕揭发文章和90本著作,占黑幕揭发文章总数的1/3。

他们专门从事黑幕揭发,且领域各有分工,几乎涵盖20世纪初主要社会问题,如政府腐败、托拉斯非法垄断、假药和食品不卫生状况、使用童工和种族歧视等。

黑幕揭发者大致分为两派。

一是记者出身,其报道客观严肃,被称为“学者型”黑幕揭发者,代表人有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等。

斯蒂芬斯平均每年写4篇报道,对政府腐败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

塔贝尔花了5年时间调查,汇编成书《美孚石油公司史》。

在其鸿篇巨制里,塔贝尔揭示:垄断毁灭了健康的个人主义。

另一派是以大卫·格莱汉姆·菲利普斯和厄普顿·辛克莱为代表的“作家型”黑幕揭发者。

前者通过《参议院的背叛》系列报道来揭露美国参议员的腐败行径。

后者虽然只花了7周时间进行实地调查,但凭借其妙笔生花的才华,写出了揭露芝加哥屠宰场脏乱状况的《屠场》,影响巨大,直接推动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出台。

这些黑幕揭发者被称为“自由斗士”。

他们一般出生于美国南北内战前后,林肯是他们从小所崇拜的偶像。

他们长期受到民主氛围的熏陶,而且家境富裕,多数人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和高等教育,有的还留学欧洲,吸收了科学的调研方法。

作为新闻记者,他们综合了进步知识分子的特点:有文化,有事业心,社会责任感强,崇尚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对前程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他们光明磊落,信仰民主。

他们认为,如果了解到弊病,就应该起来对它们采取行动。

他们“耙粪”,是因为他们钟爱这个世界。

尽管他们对不公平现象感到愤懑,但心中并没有仇恨。

虽然对社会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但他们并不想推翻美国制度,而是希望通过揭露唤醒民心,推动改革,实现正义。

每人都有一颗爱国心,深爱自己的国家。

他们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

对他们而言,美国虽然“丑陋不堪”,但仍然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仍然是美国人,通过改革,美国终究会变好。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经济“腾飞”和工业化,美国社会阶级对抗加剧,这从当时大规模的工农组织和工农运动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工业化不仅仅制造了两大对抗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且使中产阶级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中产阶级积极倡导改革,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的动力。

可以说,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黏合剂,是他们保证了美国社会和平而稳定地从无序向有序转型。

美国黑幕揭发运动获得的最有力的社会支持就是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工作相对固定,收入较高。

他们无生活困窘之虞,且有一定闲暇,因此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社会活动和献身于公益事业。

中产阶级归为
两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教师、新闻记者、建筑师等)和公司、政府里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阶层(公司非生产性雇员和政府公务员等)。

1870—191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2倍多,其中工人阶级增长3倍,农民增长1倍,旧中产阶级只增长2倍,但新中产阶级增长了近7倍,成为中产阶级中的多数,占63%。

中产阶级对当时的改革舆论导向作用却非常大,为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一个健康的公众舆论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黑幕揭发者的努力,若没有政府改革的呼应,其历史影响不可能有如此之大。

而西奥多·罗斯福作为在任总统,对美国社会改革功不可没。

但是,作为政治家,罗斯福对待新闻的态度与作为知识分子的黑幕揭发者的看法有本质上的不同。

罗斯福希望通过媒体来宣传其改革成就和社会和谐。

所以,当1906年菲利普斯在《世界主义者》上连载《参议院的背叛》时,罗斯福阅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新闻,并在1906年4月14日众议院办公大楼奠基典礼的演讲中,严厉指责揭发者是一些不谙世事、只注意“地上的污秽”而从不仰看“头上的皇冠”的“耙粪者(muckrakers)”。

“如果他们继续认为整个世界只是污秽一片,那么他们手中有用的权力(指监督权)也将没有了”。

罗斯福的公开谴责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黑幕揭发者非常愤懑,但随后却顺水推舟,利用罗斯福的批评为自己造势,干脆以“耙粪者”的身份,到处去搜寻污点。

而那些大众化杂志也抓住发行的契机,积极鼓励揭丑。

其他行业的改革派也纷纷加入,一场颇有声势的“黑幕揭发运动”由此展开。

可以说,1906年是黑幕揭发运动的高潮。

综上所述,黑幕揭发者是黑幕揭发运动的宣传员,他们充分利用大众化杂志作为宣传阵地,掀起了一场黑幕揭发运动。

而中产阶级是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群众基础,是黑幕揭发者和大众化杂志传播的民主受众，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改革的主力。

但从制度上实现改革,还得仰仗罗斯福发动的政府行为。

罗斯福对黑幕揭发运动的“支持”和“宣传”是一种巧合,歪打正着,但不能否认的是,罗斯福凭借自己的狡猾和大度,巧妙地把黑幕揭发运动同他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美国社会因此而顺利实现转型。

社会转型一是指由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的转变,也是一种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成长。

美国进步知识分子一致认为,为解决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危机,提高公众的判断力是关键。

只有当公民聚在一起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地方性和全国性问题进行商议并做出判断的时候, 公众的判断力才会提高。

通过这样的公共讨论,公民才能掌握“民主”必需的技能:听、劝、辩论、妥协并寻找共同点。

进步知识分子认为,“公众”与“群众”的区别是很严格的。

“公众”追求民主、理性和科学,是有教养的人。

“公众舆论”发现问题、探讨并寻求解决问题,是理性的意见。

而“群众”是指那些随随便便的、会被少数特权阶级利用的狂热的人。

“群众意见”往往是随意的、无组织的，甚至是狂热的、盲从的。

为培养“公众”,黑幕揭发者做出了两点努力:其一,大范围的揭露,藉此让民众了解国情,刺激他们麻木的神经,从而达到启蒙效果,“知情将使进步成为可能”。

其二,呼吁改革以扩大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如公民创制权、公民表决权、罢免权、直接预选和参议员直选等。

惟如此,民主制度才能得以维护。

结论：社会革新的力量来自黑幕揭发者、进步知识分子及其附托的中产阶级,民主公众以及权力精英形成的合力。

〔作者肖华锋,教授。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330027〕
上文可见，美国的“扒粪”运动由4部分组成：
1，扒粪者：有理想，崇尚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不想推翻美国制度。

2，传播工具：唯利是图，吸引读者不择手段。

3，中产阶级：与贫民不同，他们不喜欢暴力，革命会让他们失去财富。

与富豪不同，他们对现状不满，希望变革。

4，中央领导的意愿：作为一位开明的改革总统,罗斯福把黑幕揭发运动同他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美国社会因此而顺利实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