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仁大学若望保禄二世和平研究中心
aihake

摘要:本文对艾克哈的思想原创性进行了分析,着重讨论了艾克哈的存有(Being)思想,尤其是对艾克哈关于“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这句话的阐释进行了西方思想史的分析,最后指出艾克哈思想具有较强的在地化意义。
关键词:神秘家艾克哈思想原创性在地化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6)02-0033-04神秘家艾克哈思想的原创性与在地化意义陈德光引言天主教自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以来,随着宗教的交流与对话,重新发现自己神秘主义或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的传统,开发在地化神学。
本论文以中世纪神秘家艾克哈(Meister Eckhart,约1260-1328)的思想为研究重点,一方面讨论存有论争,以突显其原创性,另一方面分析著作,特别是其对“我是所是”(I am who I am 出三14)的诠释,其中涉及西方思想传统,特别是当代神哲学对存有的理解,至于历代教父、圣师以及现代释经学对“我是所是”(出三14)的注释与论述,虽然资料丰富,却不在本文直接讨论范围。
最后,简论艾克哈思想的在地化意义,特别注意其辩证或悖理中(paradox)特色,也就是空智,与纯有不二的思想,开展与本地文化对话的先机。
艾克哈大师的密契思想,其重点可以用“圣子于人灵的诞生(die Gottesgeburtin der Seele)以及“突破入原神”(def Durchbruch Zur Gottheit)两主题来说明。
“诞生”是一个有言可喻的结合,“突破”却是无名可喻的契合,而达到上述境界需要透过“超脱”(Ab geschiedenheit)与“舍空”(Gelassenheit)的实践,简称“舍脱”,也就是“去人化”。
作者简介:陈德光,男,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
艾克哈思想中28条命题虽然被当代教宗若望22《于主田园》宪谕谴责为有异端和异端嫌疑之作,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5年,一个以瑞士女医生Adrienne von Speyr的灵修经验与著作为主题的国际性研讨会中,发表谈话时,特别提到艾克哈,肯定他舍空自己让神进入工作的教导,事实上已经间接予以平反。
教宗本笃十六世第一篇文告

今天的教会必须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再度向世人宣讲上主的话。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新教宗在执行他的职务时,知道他的任务是要让基督之光在今天的男女面前照耀;不是教宗自己的光,而是基督之光。
怀着这样的认知,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心意,向信徒也向其它宗教人士,以及那些单纯在寻找生命意义却还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士。我要向每一个人纯真地热情地致意,向他们保证教会将继续与他们保持开放的、真诚的对话,共同寻找人类与社会的真正幸福。
你是默西亚!你是盘石!我彷佛回到福音中的场景。我,伯多禄的继承人,诚惶诚恐地重复加里肋亚渔夫的话,又再次怀着感动的情绪聆听神圣导师的保证。如果落在我这可怜肩膀上的责任是无比沉重,那么,我可以依赖的天主的能力必然更广大无边。「你是盘石,在这盘石上我将建立我的教会。」上主选我做罗马的主教,就是要我做他的代表,做那块人人都可以安心依靠的「盘石」。我祈求他补足我力量的匮乏,好使我成为他的羊群勇敢而忠信的牧人,永远顺服于他神圣的引导。
我的新职务正好从圣体年开始,这是教会特别敬礼基督圣体的一年,这对我真是意义非凡。我怎能忽略这个奇妙的巧合,这是天主给我的记号。圣体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教会福传使命的根源,必然也是托付给我的圣伯多禄职务的永久核心与泉源。
圣体使复活的基督时时临在,祂继续把祂自己赐给我们,召唤我们参与祂体血的盛宴。从与祂的完全共融中,产生了教会生活的所有基本要素。首先是信友间的共融,然后是宣扬福音并为福音作证,以及热心行善,特别是向穷人及弱小者。
教宗本笃十六世第一篇文告
以下是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与选出他的枢机主教们在梵蒂冈西斯汀圣堂举行共祭弥撒后 ( 4月20日 ),用拉丁文向枢机主教团和全球信友发表当选后第一篇文告的全文。
从牧民看修和圣事

从牧民看修和圣事——陈岐前言人有私欲偏情,稍一放纵就会犯罪。
有的是无意,有的是明知犯。
耶稣基督建立了和好圣事,为赦免信友在领洗后所犯的罪过与天主和好,并使人从魔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重获救恩,也帮助信友悔改、圣化自己得到心灵的平安。
修和圣事是平安、喜乐及安慰的圣事,但有时此圣事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有的信友把告解当成例行公事或机械式的办理……对此,本文在修和圣事的意义、在此圣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牧民上做一个反省。
一、告解的意义告解圣事是天主教会的七件圣事之一。
告解是译自拉丁文的告明“Confessio”动词为“Confiteri”,意思是:“去承认并告明罪过”。
1近几年来,教会的神学著作中又以“忏悔”来代替“告解”。
在这个层面上特别强调人的悔改。
指人对罪的后悔,并在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真心忏悔。
因为在新约中用的希腊字“Metanoia”和拉丁文原文“Paenitentia”意义一样,所以“忏悔圣事”更接近拉丁文原文的意思。
希腊文特别强调的意义是心境的转变,就是上面所说的,是对自己罪过后悔的一种转变。
2告解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祈求得到天主的宽恕及与教会和他人和好。
在告解圣事中,人可以获得罪过的赦免,获得改过谦善、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机会。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告解圣事给人带来的是与天主和好及与他人的和好,使人恢复与他人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罪带来的不仅是得罪天主,更有一个团体性,罪过会伤害到团体。
3我们办告解不只是为了获得罪过的赦免,更主要的是恢复与天主的教友团体的关系。
这是近代神学所特别强调的“位际关系”。
4如果说罪就是指不信天主,拒绝天主的给予,破坏秩序,不回应天主召叫的话,那么修和圣事就是平安与喜乐的重建,要想建树这个目标就要靠天、人经验的沟通,只有籍着修和圣事的引导与鼓励才能更好地接受天主的慈爱得到治愈和1参考《我们的圣事》P98。
2参考《我们的圣事》P99。
3参考讲课笔记及。
4参考《我们的圣事》P100。
5435593_被丑闻压垮的天主教教皇_

Hot Spot热点16WORLD VISION 2013.NO.05·焦点被丑闻压垮的天主教教皇特约撰稿人 | 刘国鹏 发自意大利本笃十六世的退位绝非心血来潮式的“抽风”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智行为。
性侵事件、权力内斗和腐败20世纪的天主教会业已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尝试和转型,如1929年《拉特朗条约》的签订,使得存在上千年之久的“教皇国”灰飞烟灭,那个被“牛虻”亚瑟所仇恨切齿的“教皇国”从此永远被定格在文学虚构的世界里,梵蒂冈从一个拥有世俗权力的国家,脱胎换骨为一个以纯粹宗教信仰传播为宗旨的特殊政教合一共同体。
1962~1965年召开的“梵二”大公会议,更是教会全方位回应现代社会和自身危机的一次更新之旅,并把日后教会的整体发展推上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敏锐的快速转盘;1978年,出身波兰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则出人意料地打破了天主教会400多年来被意大利人把持教会的普世墨守的成规。
事实上,天主教会在20世纪的华章,在进入21世纪之后并没有成为余音绕梁的绝唱。
2013年初,即位近8年的现教皇以令人讶异的辞职行为,又一次点燃了全世界上自政府首脑下至平头百姓的末梢神经。
2月11日,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御前会议上正式对外宣布:由于过去几个月来其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使之意识到其体力已无法完成上主所赋予的福传和管理教会之使命。
按照相关安排,2月28日晚8时起,教皇正式辞去教皇职位,以“前教皇” 或“荣休罗马主教”的身份进驻罗马郊区的夏宫——冈多尔福城堡,并在那里逗留两个月,静待教皇枢密选举会议选出新的教皇,而后一俟梵蒂冈内的慈母圣教院修缮完毕便可正式搬入,以度残年。
共有八位教皇退位综观天主教会历史,共有八位教皇主动选择弃位他去,而本笃十六世则是近600年来的第一位离职教皇。
其他7位分别是:克莱蒙特一世,92~97年担任教皇;波提亚诺,230~235年担任教皇;西尔维奥,536~537年担任教皇;本笃九世,1033~1045年担任教皇;格利高利六世,1045~1046年担任教皇;塞莱斯廷五世,1294年8月29日~12月13日担任教皇;格利高利十二世,1406~1415年担任教皇。
自由大宪章

PEACE PAPERSISSN 1606-4976辅仁大学若望保禄二世和帄研究中心和平丛书26英国大宪章今译雷敦和译若望保禄二世和帄研究中心2002 年联络地址〆台湾24205 新庄市辅仁大学罗耀拉大楼电话〆886 2-2903-1111ext 3111传真〆886 2-2904-3586E-mail〆peace@.tw网站.tw/homepage2/d4.htm英国大宪章今译1翻译背景中英关系在第十八世纪不很成功,明末清初的传教使中没有英国人,因此中国对英国的认识不深。
鸦片战争后,开始注意英国海军的力量,因此1874 年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其中一位是严复(1853-1921)。
除了研究海军,严复有时间政治。
虽然严复没有研究英国大宪章,但是他非常羡慕英国的国会,自由与法制。
回国后,他继续研究这些题目,写文章,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英国有好感。
严复的弟子梁启超受到他影响,在其「新民说(1902 年)」赞美英国的制度,认为由于英国政府纳税,因此人民必顸为自己的权利奋斗。
这一点是来自英国大宪章的影响﹕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
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付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
1梁启超建议中国建立类似的制度,要不然老百姓一致不关心政府的事情又不注意自己的权利。
严复(1906 年)倾向于法国法理学者孟德斯鸠的《法意》,不过他很佩服英国的宪法制度﹕英国今日之行法权,乃以首相为付表,而各部院地方辅之,1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原载《新民丛报》第76 期。
引自﹕张岱年、敏译(主编),回读百年﹕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一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年,287-308 页,在300 页。
若望保禄二世和帄研究中心2通为一曹,由于一党。
英国国王以及国会上院有权利准驳下院通过的法案,但是严复注意到,他们不用此权,因此﹕立法权自英制言实总于下议院,其国民权之重,可想见矣。
司铎-祈祷与圣事的专家

Ca h lcc r hi t o i hu c nChi na2 o9 6 o .
司誊 年 铎
前教 宗若望 保禄 二 世 意 识到 我 们 如今 所 处 的 时
讲 完毕后 说 :这是 上 主的 断语 。” 知们 所 宣讲 的都 “ 先
是 天主要 他们 向人 民宣讲 的 内容 ,而 非 自己的 思想 , 也 决非信 口开 河。 例如 , 耶肋 米亚先知 , 主的话 传给 上
些显 露 出善 意及 结 出圣德 果 实的人 们 祈祷 。 以一种 他 特 别的 方式 为教 会 、 宗 、 教们 、 教 主 同道 司铎 和 堂 区信 友 的祈祷 。
候 , 不是 在使 用他 自己的 能力 , 他 而仅 仅 是 让 基督 或
圣神 的 能力通过 他 而工作 。
作 为天主子 民精 神 上 的领袖 , 务 司铎在 起 到 生 公
事 的教 会 和 团体显 示 出 了 司铎 作 为教 会 正 式代 表 这
个 不可 或缺 的 角 色。
徒 们 并不 觉得 他 们 多认 识 的 司铎 们 在 指 引他 们 的 内
心 生活上 有 多深 的造 诣及 真正合 格 的 。 多的 司铎给 太
人 的 印 象是 太 忙 于、 太潜 心 于 日常 事务 , 于是 就 不 能
灰 心丧 气 来说 ,这样 的祈祷 是 医治他 们 的一 种 良药。 它 可 以 提 醒 我 们 造 物 的 美好 和 天 主 救 恩 行 动 的 恩
惠—— 包括 天 主战 胜世 界 上的 种种 罪 恶和 死亡 , 它使 我
与 工作严格 属 于救 赎 的范 畴 , 不能 由 某个仅仅 具 有代 理权 力 的人 来代 表 完成 的 。
这段 经 文与 耶稣 个人祈 祷 的 密切 关 系。 就如 我们 在若
教授

-副教授
姓名:潘永達
學歷:美國華盛頓天主教大學信理神學博士
專長:信理神學
姓名:艾立勤
學歷:義大利羅馬額我略大學倫理神學博士
專長:倫理神學
姓名:鍾安住
學歷:義大利羅馬拉特朗大學倫理神學博士
專長:倫理神學
姓名:曾慶導
學歷:美國威士頓耶穌會神學院神學博士
專長:信理神學
靈修神學
-專任教師
姓名:胡淑琴
傳教學系碩士博士、候選人
專長:傳教神學
姓名:聰慧法師
學歷:輔仁大學中文系學士
專長:佛教概論
姓名:李裕慈
學歷:中國浙江中醫藥大學醫學碩士
專長:[天主教劉英芳本土化專業福傳員
公益信託]執行秘書、福傳實習
姓名:葛素玲
學歷:美國國際聖母研究學院
(羅馬聖母大學)聖母學碩士
專長:亞洲基督論
女性神學(研究所)
姓名:蔣祖華
姓名:黃錦文
學歷: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神學博士
專長:朗尼根神學方法論、拉內神學
姓名:葉佳豔
學歷:澳洲若望保祿二世
婚姻與家庭研究所碩士
專長:倫理神學
姓名:趙秋蒂
學歷:國伊斯蘭宗概論
姓名:潘貝頎
學歷:台北輔仁大學哲學碩士
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道學碩士
專長:台灣與台灣教會歷史
1998年,任法管學院耶穌會會院院長。
2005年始,無官一身輕,繼續在神學院及台北牧靈中心授課,寫些文章,登在台港天主教刊物上。暑假期間也到東南亞各地講些聖經課。
學歷:義大利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
西班牙戈密亞大學神學碩士
專長:聖經(舊約)
大公主義
論文寫作方法
姓名:穆宏志
2000传教节文告

二OOO年世界传教节文告MESSAGGIO DEL SANTO PADREGIOVANNI PAOLO II PER LAGIORNATA MISSIONARIA MONDIALE, 200022 ottobre 2000亲爱的兄弟姐妹们!1二OOO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将庆祝的一年一度的世界传教节推动着我们树立更新的教会传教意识,认识到《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阐明的传教事业的紧迫性,它“涉及到所有教区和堂区、教会机构和善会”(《救主的使命》通谕,2)。
今年的世界传教节在千禧年,恩宠之年,庆祝天主因着爱而赋予全人类的救赎工程光芒照耀下具有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纪念耶稣诞生两千年同时还意味着纪念传教事业的诞生,基督是天父的第一位传教士,也是天父最伟大的传教士。
与化成血肉的圣言共同诞生的传教事业藉着教会的宣报和见证在时代中继续。
为此,我向所有领受了洗礼的人发出一个特别的,痛心疾首的呼吁,请你们鼓起勇气,回应救主的召叫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男女老少的需要,做福音的传报者。
我想到了主教、司铎、修会会士、修女、平信徒;想到了教理员和所有牧灵工作者,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中因着本身所存在的这一固有理由从事向外邦人传教的工作,并在巨大的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
教会为那些常常“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圣咏一百二十六,6)者们的贡献感到高兴。
愿他们深知他们的努力和痛苦将不会枉费,将成为在那些渴望献身于神圣福音的其他宗教信徒们心中滋长的酵母。
我以教会的名义感谢你们,并鼓励你们继续发扬你们的慷慨:天主将会充足地偿报你们的。
2我也想到了那些可能即将开始或深化宣报生命福音使命的人们。
尽管形式不同,但他们都是应邀在教会中继续耶稣使命的。
这是一个光荣的称号,受派遣者以单独的方式同基督融合在一起去完成他亲自从事的事业:“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业,他也要做,并且还要作比这些更大的事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若十四,12)。
所有人都蒙召根据各自生活情况参与合作。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PEACE PAPERSISSN 1606-4976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Peace Papers 9Engendering SecurityBernedette Muthien© 2003 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Address: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 Fujen University,24205 Hsinchuang, TAIWANTel:886 2-2903-1111ext 3111Fax:886 2-2904-3586E-mail:peace@.twWebpage: .tw/homepage2/peace/d4.htmEngendering SecurityEngendering SecurityBernedette Muthien1 Introduction 2Is security gendered2 Contesting security3 2.1 National security 32.2 Human security 73 Engendering security 11 3.1 The uncivil war against women: 12Gender as society‟s battle line3.1.1 Othering and oppressions 13 3.1.2 Partnership and …matriarchy‟ 14 3.1.3 The origins of gender oppression 163.2 Gender-based violence 194 Rethinking activisms 235 Conclusion 25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1. INTRODUCTIONThis paper will critically interrogate constructions of security generically, and human security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women and notions of women‟s security. The construc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human security will be critiqued, whose interests these serve, and how these constructs are specifically gendered (and class-based) and thus lead to a neglect of issues relevant to women specifically, and other marginalise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Johan Galtung‟s 1996 triangular model of violence, with its antitheses, peace, will be examined, in order to explicate violence generically, which will lead to an examina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more specifically, premised on a deconstruction of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drawing on the feminist anthropology of Marija Gimbutas and Riane Eisler et al.The final section seeks to rethink activisms, employing the work of Mahatma Gandhi, Martin Luther King, Nelson Mandela and Ang San Suu Kyi.State-centred security concerns itself with armies, guns and war, and excludes people‟s basic need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eratives for peace are human security and justice.IS SECURITY GENDERED?At workshops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grassroots women identified their needs for spouses or partners to be faithful and monogamous. Given the high rate of generic societal violence, they also requested more mortuary vans and ambulances. These women specifically called for an end to violence, an end to the gangsterism that plagues their communities, and critically, given the pandemic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an end to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A recent study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metropolitan South Africa found that almost 60 percent of women felt …very unsafe‟ while walking in their own neighbourhoods at night, with only five percent of women feeling …very safe‟ in their neighbourhoods at night [Bollen et al, 1999:78, 75]. The alarming statistic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Engendering Security illustrates that a lack of women‟s security affects the entir e Southern African region. Goldblatt and Meintjes [1998:8] discuss the present effects on women of apartheid violence against communities, the condition of women in the aftermath:The entrenchment of violence creates new daily insecurities for women—constant and overwhelming fear, exposure to abuse and obscenities, and threats of rape, kidnapping or death for themselves, their children or other relatives.Security and Peace Studies have been dominated by men, and men‟s interests, particularly their emphasis on guns and war. As with most fields of study, women‟s interests and needs have been largely neglected and ignored.2. CONTESTING SECURITYBarry Buzan [1983] recognises security as an underdeveloped and contested concept. Buzan draws critical conceptual distinctions between defence and security,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iolent means and peaceful ends. He applies his concept across a range of milit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ectors. According to Buzan [1983:20]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s a systemic security problem in which individuals, states and the system all play a part. Thus Buzan [1983:187] proposes the holistic notion of systemic security so that the: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defines itself as much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erms as in military ones.2.1 NATIONAL SECURITYSecurity has tended to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nation state. Thus the no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emanating predominantly from the field of Strategic Studies, is dominated by the neo-realist mode of thought, with its focus on power and institutions of power,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especially the military.1 Neo-realist thought and notions of the state derive from Thomas Hobbes [1651]. His infamous postulate that life in a state of na ture is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epitomises the neo-realist hypothesis of an 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 of anarchy. Classical American neo-realist theorists, especially Carr [1939], Morgenthau [1948] and Waltz [1954, 1979] built on the Hobbesian notion of an anarchic state system. Reacting to this position, Maxi Schoeman [1998:7, 22-3], who has extensively researched women‟s security in Southern Africa, criticises Waltz in particular for …de-historicis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 and assuming its:inevitability, rather than admitting that it is a human construct anda product of a specific era and context.The British academic, Hedley Bull [1977], tried to theorise a form of anarchy characterised by at least some inter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 in his writings on 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tates. Bulls‟ key contention centres on his notion of …society‟ versus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ore anarchic system, thus arguably placing his thinking between neo-liberal2 and neo-realist thought. Issue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cooperation, and whose interests it serves, can be derived from rudimentary studies of the world system‟s theory of Wallerstein [1979]. More recent critical theory is fundamentally concerned with historicising the status quo, and seek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This traditional no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ms of armies, guns and war, emphasises the state as both the primary actor and level of analysis. Narrow state-centrism excludes other important actors and 1Schoeman (1998:5) acknowledges that: the literature (attempting to expand the existing narrow scope of Security Studies) is still rather thin to non-existing when it comes to broadening or exploring the agents of security.2 Schoeman (1998:7), citing Robert Keohane, suggests that one objective of neo-liberalism: is to ensure that the state-system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function smoothly in their co-existence by diffusing any conflicts, tensions, or crises that may arise between them. Hence,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international states system, with Bull‟s (1977) idea of a loose society of states, cooperating to perpetuate the status quo.Engendering Security levels of analyses, including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thnicities and religious grouping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groups, and non-state actors like corporate mercenaries), as well as other institutions (e.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s well as the global arms trade-from manufacturers to marketers to purchasers). The modern move away from inter-state war to intra-state conflict, in particula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group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es, eg the conflict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DRC) involves regional, linguistic, economic group,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It involves vari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roups, as well as especially diamond and oil TNCs, as well as other African states, notably Namibia, Zimbabwe, Angola, Uganda, Rwanda, as well as non-African stat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Belgium and France. It includes non-state actors such as mercenaries, arms and other suppliers,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This skewed focus on the state usually excludes the worst affected, women and children,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here women and children are the ones who have to seek fresh water and wood for fuel, which exposes them to landmines. Hence the irony of men who plant landmines to deter other men, but which largely kill and maim women and children trying to survive during and after conflicts.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security also emphasises protection from harm for citizens of a country within national boundarie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Africa are colonial legacies, often arbitrary, and variously disputed, eg the Kasikili/Sedudu Island conflict between Namibia and Botswana. Sovereignty of borders is often bestowed, with little or no consultation, and with little regar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the impacts on the inhabitants within the borders. Eritrea, for example, is deemed a sovereign state after its secession from Ethiopia, while Somaliland, where women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brokering peace, is not officially recognised.The idea of protection from harm for citizens is narrowly defined, and effectively means protection from foreign attack, but does not preclude offensive measures deemed in the interests of citizens and state. For example, South Africa and Botswana‟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Lesotho during 1998, as well as Namibia‟s incursions into Angola against UNITA. So too, this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harm does not include other aspects of safety, security or wellbeing,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 basic needs (for example food and housing), identity and dignity. A more holistic definition of protection from harm would mean more than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on from war and invasion by foreign armies. It would mean, to name a few examples, protection from hunger, protection from poverty, protection from sexual assault for women, children and men.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definition of protection from harm refers to a state-level notion of harm, and does not protect citizens from homelessness, illiteracy and unemployment. Nor does it protect citizen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enshrined in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to be free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lass, gender, spirituality or sexuality. Negative peace, or the absence of war, conforms to traditional definitions of security in general, and traditional protection from harm in particular. Positive peace, on the other hand, means both negative peace, as well as the realisation of even the most basic of social justice needs.Traditional notions of security are based on conventional (though flawed) distinction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The stat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male-dominated public realm. Thus issues outside of the public realm, including domestic violence, job discrimination, the status of women, have not been viewed as concerns of national security.According to peace educator , Betty Reardon, (Interview, January 1999)3, the three major problem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re:(Firstly) it is dominantly masculine rather than human in conception; (secondly) it is designed to achieve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 rather than that of persons or human groups; and (thirdly), what is most readily evident, it addresses only one of four fundamental sources of human wellbeing. The condition of world-wide insecurity exists because the present state-centred security 3 Through e-mail communication.Engendering Security paradigm places a priority on protection against harm from others over all other sources of human wellbeing. The militaris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s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abus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sets limits on mee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world‟s poor. It disregards and violates fundamental,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provides inadequate protection against the harms of ill health, poor infrastructures, and accident and disaster provision, as inordinate resources, research, human talent and human effort are squandered on the armed d efenc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system is inadequate, indeed, dangerous because it is unbalanced. It is derived by exclusively masculine, outwardly directed standards applied by the predominantly male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s who have not been socialised to focus on human needs.2.2 HUMAN SECURITYA second approach that contests the national security model is proposed by Johan Galtung, who matured from radical analyses of (under)development since the 1960s to groundbreaking peace studies during the 1990s.Based on the work of other researchers [especially the work of Robert Johansen of the Peace Studies Programme at Notre Dame (1975 –1996)] over two decades, Galtung [1996] took the debate into new realm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peace when he proposed w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the human security model. This model, Reardon asserts, focuses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basic needs, issues of dignity and identity, and finally, protection from harm.The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 more holistic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rom all forms of harm. These include indirect or structural, cultural, and direct or personal violence, and their respective antitheses, as postulated in Galtung‟s [1996] mo del. Structural violence (with its antithesis structural peace) refers to, for example,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lass, race orJOHN PAUL II PEACE INSTITUTEgender, violence embedded in the very structure of society. Personal or direct violence implies a direct verbal or physical attack of one person on another. Cultural violence …serves to legitimise direct and structural violence‟ [Galtung, 1996:31].ILLUSTRATIONDirect personal violence(physical, verbal, psychological,e.g. a man hits a woman)discrimination,femicide)Cultural violence(used to justify direct or structural violence,e.g. ‘victim blaming’ in the case of rape)Engendering Security Whil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s direct and personal (e.g. a man assaults a woman) it also embodies structural sexism and gynecide, as well as cultural legitimisation which seeks its continuous replication. A subtle example of structural violence in this instance would be victim blaming which is institutionalised in law and legal practice. More pronounced forms include common practices which are sometimes codified in law, such a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orced child brides, and femicide/infanticide. In relation to cultural violence, this is evident for example when survivors internalise their personal and systemic brutalisation. This relates to the sexist attitudes that keep women‟s opportunities limited.The antithesis of violence, of course, is peace4, and the three forms of violence outlined above would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peace. If one eliminates physical assault (including physical forms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one will experience personal/direct peace. If one eliminates structural violence (including sexism, racism and homophobia) and transform institutions appropriately, one will experience structural peace. And if one eradicates cultural violence (including ways of thinking and being) one will experience cultural peace.Thus it appears that none of these forms of violence, and their respective antitheses, ar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other. For example, one cannot eliminate gender-based violence without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ways of thinking and being. And if one changes cultures of violence into cultures of balance and harmony in line with a partnership model, one will necessarily eliminate gender-based violence since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polar opposites, distrust and devaluation of Others.4 Conflict,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violence, is not necessarily and intrinsically bad, and may contribute to creativity if resolved peacefully. All relations, and all societies, will invariably experience conflict at least some of the time, in part due to difference(s). It is in acknowledging conflict (and differences), and dealing with it constructively and peacefully that creativity and growth can be fostered.The human security paradigm attempts to address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who is secure, and who not, and whose interests are served. Reactively, human security would include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violence, or negative peace. But proactively, human security involves establishing mechanisms (policies and structures) that will ensure that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enjoy personal,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security, in other words positive peace.A question that could be asked is: how is security constructed, and how does it exclude women and other marginalised groups (e.g. indigenous peoples)?Reardon (Interview, January 1999) speaks of four sources of huma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basic needs (for example food and housing), identity and dignity, and finally, protection from harm. She asserts that human security of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s essentially the expectation of wellbeing:Everything that is done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is ostensibly to fulfil that expectation. Human security derives primarily from the expectation that four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security will be met: one,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live can sustain human life; two, that our basic physical survival needs for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will be met; three, that our fundamental human dignity and pers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will be respected; and four, that we will be protected from avoidable harm. If a society can meet these conditions for most of its population it is generally a secure society; and, as it intentionally seeks to meet them for all the population, it moves toward being a just society. By these standards there are no truly secure societies in the world and probably none that are fully committed to achieving authentic human security.In a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practice, the new South African National Defence Force (SANDF), with assistance from civil society, drafted its security legislation in a radically new way. They redefined security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and acknowledged the absence of an external aggressor, and the very real threat of poverty to internal stability. As chairperson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al Arms Control Committee(NCACC)5, Kader Asmal [1996:33], put it:non-military sources of instability in the economic, social, humanitarian and ecological fields have become threats to peace and security.Galtung‟s model is by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in terms of inclusivity, and he painstakingly demonstrates his respect for and desire to include women in his analysis. However, it is precisely the `phallogocentrism‟ of generic knowledge and thought which precludes complete transcendence of his own masculine and other subjectivities. The term phallogocentrism stems from the Greek words phallos (phallus) and logos(word) or logy(discourse), and thus implies that traditional (male-stream) knowledge and logic, constructed by men for men, is fundamentally imbued with male bias, and will necessarily ignore the inclusion of women, or women‟s perspectives. It follows that universal objectivity, constructed by male theoreticians throughout history, is neither universal nor objective, but gendered, and specifically male, and hence serves particular (male) interests. Think, for exampl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social science: Greek philosophers (male) from Plato to Aristotle, and European scholars (male) from Locke to Rousseau. An example closer to home is that of African griots (male), with Senegalese griots‟ strategic extrusion of Senegal‟s part in African slavery from their oral history. Confucious, Gautama, Jesus and Muhammed were all male too.3. ENGENDERING SECURITYGrassroots women in Southern Africa define security as:1.more than individual, and includ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2.more than physical, and including economics and health;3.depending on gender justice;5 A cabinet committee charged with ratification of all sales and purchases of arms, the NCACC ha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of its own guidelines, ratified sales of weapons to countries with dubious human rights records, such as Indonesia and Turkey.4.including the quotidian or everyday (from food to sexualassault).In South Africa a woman is raped every 26 seconds, and a woman is murdered by her male partner every 4 days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This can be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like Sweden, Belgium, Germany and the USA, where at least 30% of women are battered by their male partners.3.1 THE UNCIVIL WAR AGAINST WOMEN6: GENDER AS SOCIETY‟S BATTLE LINEWhen countries are not officially at war with one another, can it justifiably be called peace wh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beaten and raped every few seconds i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origins of violence.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following working definition of …violence‟ is offered: the harmful action or actions of one person or group against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Looking at this definition one can see that it speaks of one person or group, versus or against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Us and Them. Us versus Them. Polar opposites. Binary oppositions.The construc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s may stem from a particular identity formation,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are taught to view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The conventional modern formation of identity is premi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I am because I am not”. So one can find statements such as, “I am female because I am not male”; “I am black because I am not white”; “I am African because I am not European or North American”. This construction of Self fundamentally needs an Other against which to measure itself and its value. In an intrinsical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f the Self is to succeed and be valued, it needs to transcend or overpower the Other, and if the Self is to be valued and triumph, the Other of necessity needs to be devalued. This process can be termed …Othering‟.6 Phrase coined by Lillian Artz of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f. Muthien & Combrinck (2003).Such identity construction premised on polarity7or …Othering‟ fosters conflict over access to and control of resources. In this way power also becomes a resource, as in …power to‟ and …power over‟. This belief system, based on “I am because I have and you don‟t”, can be juxtaposed with one in which there is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i.e.a more …diffuse‟ form of power. Power as a relation between people became a contest over resources because it was premised on a flawed belief system centred on Othering and the devaluation of the Other.3.1.1 Othering and oppressionsThe origins of Othering and oppressions centres on the explication of two fundamental belief systems. Riane Eisler [1995], based on the work of anthropologist Marija Gimbutas, posits two models, the partnership model and the dominator model. When Eisler refers to the dominator model, she means …either patriarchy or matriarchy-the ranking of one half of humanity over the other‟. She describes the partnership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as one in which social relations are primari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inking rather than ranking.In this model-beginning with the most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our speci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diversity is not equated with either inferiority or superiority. [1988:xvii]Eisler continues to argue that the dominator model is based on domination and force and the power to take life (death, killing), rather than the power to give life (birth) as in the partnership model, where actualisation and maximisation of individuals‟ potentials are primordial.Western and modern thinking and beliefs are premised on the dominator model. Societies based on this paradigm are intrinsically unequal, hierarchical and oppressive. A historical precedent is found in the shift in ancient Aztec society from partnership to dominator models.7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English Reference Dictionary polarity implies two poles with contrary qualities, two opposite tendencies/opinions, while dualism implies being twofold, duality; theory regarding two independent underlying principles, e.g. mind and matter, form and content, theological forces of good and evil equally balanced in the universe, Christ as both divine & human. So what we have is polarity and what we are striving (back) towards is duality.More recently, modern European imperialism, which constructed the present state system in Africa, provides further examples.Significantly, the discourse of colonisation similarly operates on a system of binary oppositions, such as female-male, black-white, infidel-believer or barbarity-civilisation. This particular way of 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group identity fosters conflict rather than cooperation, and by its very nature leads to violence. Think, for example, of the Hutu and Tutsi in the Great Lakes.8However, while one bears in mind that colonisation of Africa engendered much violence, one must also not forget that some African forebears traded in other Africans, as the histories of slavery evince. Some Africans, who operated on the construct of “I am because I am not”, also oppressed and waged wars against their kinsfolk whom t hey felt threatened by and whose property they wished to confiscate, practices which were exploited and exacerbated by colonisation, and which continue to this day.3.1.2 Partnership and …matriarchy‟The dominator model can be juxtaposed with the partnership model, ancient and indigenous ways of thinking that preceded colonisation, found in societies such as that of the Khoisan of Southern Africa, the Toltecs of Latin America, and almost the entire East where buddhism was and is still widely practiced.9.Anne Baring and Jules Cashford [1991:157], in their narration of the migrations and invasions into Europe by Aryans and Semites during the Bronze and Iron Ages, are effectively describing the shift from a partnership to a dominator model:8 Whether the identities of …Hutu‟ and …Tutsi‟ in Rwanda are based on caste or class, ethnicity, or on resources, and whether their identities preceded colonisation, is contested by Rwandans themselves, most of who argue that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are colonial constructs.9 While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buddhism is not entirely unproblematic,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gender relations, the scope of this chapter precludes a more detailed exploration of this aspect.Both invading peoples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n opposition between the powers of light and darkness, imposing this polarity on the older view in which the whole contained both light and darkness in an ever-changing relationship.The partnership model is premised on harmony and balance, on mutual respect for, and interdependence of, each other and the environment, o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lict. It is personified in the yin/yang symbol , which epitomises a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all elements into one being, all dancing fluidly together to create a dynamic organism. It perhaps embodies a different tenet like, “I am because I care;I am because I belong”. This sense of caring community in ancient societies10 is something Carol Lee Flinders has also touched on in her recent book, Reclaiming a Life of Value. In the partnership model peace and respect are fundamental organising principles, where power is cooperatively shared.In this model matriarchy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pposite of patriarchy. Ancient matriarchal societies were not hierarchical, oppressive and violent (towards men). Instead, they have been shown to be cooperative and peaceful, societies in which men and women were equal and equitably shared resources,11 even as females were key leaders, spiritually and otherwise, of their societies.12 Hence the term 10 It is useful to note that Gimbutas, Eisler and others who have studied ancient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ssume time frames going back to 6000 BC at their earliest. However, more recent excavations in Africa (arguably the birthplace of humankind), including the very recent discoveries at the Sterkfontein Caves in South Africa, show evidence of an intelligent, creative and cooperative indigenous society dating back to more than 70,000 BC.11 As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 in Old Europe,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re was no apparent social superiority of males over females, and, gener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goods in the cemeteries of Old Europe points to an egalitarian and clearly non-patriarchal society (Baring and Cashford, 1991:56).12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Women Development in Abuja, Nigeria, has a display of prominent women throughout recorded history, including Moremi of Ife, Mai Bintu the …King‟ of Hunters, Fatima Mohammed Nur (first woman to memorise the entire Koran), Chief Mercy Eneli (the premier Ibo female in the cabinet of Igwe the Kingmaker), Maira Aisa Kili Ngirmaramma (1501-1558, who ruled Kanem-Borno for 7 years, 7 months and 7 days), Queen Amina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