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禅宗中国画艺术审美

论文摘要：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美术创作上体现为直接参与构建了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思想体系。现当代，经过对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85新潮”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思之后，艺术界出现的“新文人画”现象，实质上是对全盘西化和激进美术运动的反拨，预示着艺术审美思想向传统文化回归的精神诉求。

一、禅宗思想对构建传统艺术审美的意义

中国封建理学与禅宗思想对待个体生命意义的自由意识，有着两种不同的学说。存天理灭人欲，天理高于一切，人欲不可违背是理学家回避“自由”问题的一贯主张。而禅宗思想却正视个体生命的不自由问题，认为人生的自由存在于不自由之中，解脱之道即在由迷而悟之中。“悟”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超越了这个界限人生就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即“涅檠”。禅宗精神就是超越现实的物质和精神束缚，追求现实生活之外的空灵与思想自由，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因而，禅宗有别于儒学的特殊思想魅力也就由此形成。

一方面，禅宗“众生平等”、“无凡圣”等否定权威的平民化思想倾向，受到广大寒士阶层的推崇。而另一方面，禅宗却不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只是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具有非群体化、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悲观哲学，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比较符合旧时代个人意识相当发达、对现存社会高度敏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心理感受。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为寻求自救，找回个体的生命自由，希望通过“修持”在无自由的现有社会压迫下求得心理解脱和精神释放。

被理学思想规范着的封建士大夫，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封建秩序对抗。而主张不触动现有秩序的禅宗精神，正好符合士大夫的要求。禅宗的核心“悟“在形式和作用上与艺术审美最为接近。因此，士大夫尚保存的对自由的本能追求，都大量转入艺术审美方面，直接从艺术活动中来体会自由经验，使禅宗在封建时代，成为艺术家的哲学，较之儒学和道学也最富于艺术精神。

禅宗的出现直接带动了审美思想的发展，并且渗入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尤其是对纯粹美的发现，对中国式的“气韵生动”的发现，以及对形成人与自然融合之艺术精神体系的重大影响。换句话说，即禅宗思想对中国绘画和重构艺术审美思想最重大的意义有二：一是作为中国画论基础——“气韵生动”概念的形成；二是山水画的创立及其南北宗论。

中国美学的重要概念“气韵生动”，总是与佛教的“悟”联系在一起的。张庚《蒲山画论》中对“气韵生动”的概念有如下论述：“气韵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有发于意者。发于无意者为上，发于意者次之，发于笔者又次之，发于墨者下也……何谓发于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盖天机之勃露，然惟静者能先知之。”张庚所谓“无意之韵”的见解，乃源于佛教“空”、“无妄念”的思想，即由技而进乎涅檠的境界。

“气韵生动”一词最早见著于画论的是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在其序论性质的一段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的：“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日气韵生动是也。二日古法用笔是也。三日应物象形是也。四日随类傅彩是也。五日经营位置是也。六日传移模写是也。”这段话以简单的文字说出了关于绘画艺术审美的完整轮廓，构成了一个朴素的系统，奠定了中国此后画论的基础。

禅宗对魏晋及其以后艺术审美的另一重大影响是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国山水画的创立。魏晋以前绘画的题材以人物为主，主要服务于宫廷寺观。禅宗及老庄思想兴起以后，其在艺术上空、淡、远的境界追求，很难落实在人物画上。何况艺术要求变化，要求能扩展作者的胸怀，这在人物画上是不容易发挥的，绘画所能涵容的作者精神意境受到了限制。明薛冈的一段话正说明了这一点：“画中惟山水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故文人之笔，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虫花鸟，多画工，虽至精妙，一览易尽。”高人逸士将禅宗及老庄思想寄情于山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山水画所透出的是作者的人格逸趣，是作者精神的抒发。魏晋以后，禅宗及玄学诱发的艺术自觉——“气韵生动”始于人物画，却最终落实在了山水画之上。可以说，气韵的观念用在山水画方面是绘画自身的一大发展，自此以后，山水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山水画的南北宗论是另一个受到禅宗重大影响的审美思想。明董其昌在《容台别集》卷四《画旨》中有如下论述：“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辅，以至马(远)夏(硅)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壁画，亦云：‘吾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董氏以禅宗的北渐南顿，来分画为南北宗，其要旨放在所用工夫的顿渐，而不在作者籍贯的南北，所以他明确地说：“但其非南北耳。”《画旨》中喻巨然、惠崇两人为：“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又称李夫人道坤“如北宗卧轮偈”；谓林天素、王友云“如南宗慧能偈”。

董氏分宗说，主要来自他以“淡”、“天真自然”为宗的艺术主旨。他认为，山水画至王维而发展到了“淡”到了“天真自然”的境界，他引的对王维作评价的四句话：“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即是淡和天真自然的写照。董氏标举的淡、自然，都是禅宗及魏晋玄学中的观念，也是山水画得以成立的基本观念。他推崇这一观念为山水画的正宗。而贬斥重彩色、重精工的另一派。唐张彦远将“自然”高置于神妙之上，黄休复亦以逸品置于神品之上。董氏的所谓南宗，实际继承了自然逸品的系统，而所谓北宗，实际系张彦远的“精”，张怀罐、黄休复的“能品”系统。重自然、重逸、重神而不重精、能的艺术审美思想，自此成为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中不可动摇的正统性主流。

二、历代画论及艺术实践史中的禅宗思想

从东汉至六朝的500年间，是佛教大规模发展的时期。佛教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进入艺术审美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绘画名家如顾恺之、张僧鹞、陆探微、宗少文四人都相当虔诚的笃信佛法，喜欢结交高僧，经常为佛寺绘画，其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张僧鹞首创没骨画，对后世的影响巨大。陆探微变古体而开新法，包前孕后古今独步。宗少文则遍通山水人物花鸟技法，为后世拓宽了绘画领域。而顾恺之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超越了前人。后世称其画“虽写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云上，不可于画图间求”。

唐代太宗、高宗至武后数十年间，天下升平，国力强盛。佛教进入繁荣时期，举国尚佛，虽妇孺也不甘落后。武则天因仰慕禅宗五祖的弟子神秀(北宗创始人)禅师之名，派遣使臣礼请入都传法，并且带着中宗、睿宗亲至郊外跪迎，封神秀为国师，在皇城内建寺供养，朝野景仰。每到说法时，会聚数万听众，人们都以能听到禅师说法为荣。神秀圆寂后，都邑倾城为之送殡，唐代的尚佛之风可见一斑。

这股汹涌澎湃的禅学洪流，也直接冲击了画坛。造就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泼墨山水的创始人王维。王维号摩诘，太原人，世家礼佛，开元进士。进入宦界后，闲暇时常常去禅寺拜僧论道。先后听神秀(606—706)、普寂(651—739)、义福(658—736)等诸禅师讲法，按照佛法要旨，修持禅法，后来预知大限安坐而终。

王维对禅学的体悟，直接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上，他的文章诗歌，澹远空灵，深邃的禅机流露于字里行间，且能将诗意禅机入画，又能以画表禅。因此创作了不问四时“雪里芭蕉”式的写意之作。王维在山水画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其画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水墨渲染的画法；二是空寂的意境。他一改过去画山水的钩研之法为泼墨渲染，使山水画由此耳目一新。并著有《山水诀》画论一篇，其中有句名言：“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深刻地体现出禅学思想。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赞王维说：“昧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画中的诗，诗中的画，不是别的，而是禅的境界，禅的感悟。明代董其昌尊王维为南宗山水画的始祖，文人画的开创者。

之后的张彦远、王墨继承了王维的创作心法，并加以发扬光大，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有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被历代奉为绘画创作的心法。符载著论《观张员外画松石图序》称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夫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晚唐五代的山水画，所追求的是自然的“真”与“实”，荆浩的《匡庐图》中，山石垂直，跋地飞升，中堂式峰峦问，寺亭、桥梁、林木、岩崭、溪泉，曲折掩映，在岚风缭绕的气氛中若隐若现。《匡庐图》中山峦的气势和凝重深邃的意境，正是得力于佛教造像沉重宏伟的体量之感。

宋元时期的禅宗，在青原、马祖、道钦等大禅师的弘扬之下，更加兴盛。士大夫无不以学禅为要务，甚至连村妪野叟也能解说禅机。修禅之盛，前所未有。此时的画坛，在禅风法雨的拂嘘灌溉之下，进入了昌盛阶段。这一时期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都是王维笔法的后继者。关仝的画风接近荆浩，美术史上并称为“荆关”。关仝的山水画喜欢描写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庐隐士。他的《秋山晚翠》与《大岭晴云图》绵密深厚，山石坚实，自然而有气韵。范宽的画风，基本上属于“荆关”以来的写实传统。他惟一的传世之作《溪山行旅图》是最单纯的全景构图形式，由块状山石构成所谓巨碑式山水，其观念来自佛教造像“佛菩萨三尊式”的庄严宏伟。画幅正中占三分之二幅面的山峰高耸突兀，壮气夺人，大有“高山仰止”之感。山谷深虚处，一瀑如线，飞流万仞。山脚下商旅驱赶着驮运的驴马沿溪而行。人的微小映衬巨石古木高山大壑的雄伟，更增加峻山涵林的生机。范宽的山水画，不仅得山之骨气，且在巨大之极的空间感与体积感中，漫映出沉思、内省的禅意。董源山水画中所透出的气质与荆关不同，《潇湘图》和《山口待渡图》描写的是江南水乡的景色，宁静幽远，宽而平静的江水，山峦层层远去，草木葱茏，汀渚交横，烟水空檬，水墨淡色，矮丘坡岸，以长如披麻的线和水分丰富的墨点组成，虚虚实实，含蓄润泽。这种“平淡天真”的山水特别受到米芾的推崇。米芾父子的米家山水，所显露的完全是对禅法参悟的心得。米芾常说：“山水古今相师，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便已。”(《海岳论山水画》)其子友仁更是说：“王摩诘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又说：“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元晖题跋》)这般评论，直如呵佛骂祖。友人作诗道友仁：“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共御也，不肯予闲人。”所谓无根树蒙鸿云是米家山水的独创技法，与其说米氏父子善绘雨景，能写出江南山水的妙处，不如说画中透出的是其胸中的禅境。关仝的画善用疏简之笔，《宣和画谱》云：“仝之所画，其脱落豪楮，笔愈简而气愈壮，景愈少而意愈长。”这种简放的画风，被后来的李成更加发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