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觉 的、 反理 智 的 ， 直 觉 能使 吾 人 得 到 一 个 经 验 ， “ 而 不 能使 吾人 成 立 一 个 道理 。… …各 种学 说 之 目的 ， 皆不在 叙述 经验 ， 而在 成 立 道 理 ， 其方 法 ， 为 逻 故 必 辑 的 ， 学 的。 ＿ 在 这 里 ， 先 生 不 仅 肯 定 了每 种 科 ”２ 冯 思 想 的表达 都有 自己的方 法 ， 且 肯 定 了每种 方 法 并 都 可算 是科 学 的 方法 。然 而 ， 方法 与 方 法 论毕 竞 不 同 ， 法可 以是 在表述 过程 中无 意 的体现 ， 方 也可 以是
青海 民族 大学 学报 （ 育科 学版 ） 教
Ｊ Ｒ Ｌ ｏＦ ＱＩ ＧＨＡＩ Ｔ ｏＮ Ｉ ｍ ＳＵＮ Ｖ Ｉ Ｉ Ｙ ｏＵ ＮＡ Ｎ ＮＡ Ｉ ＡＬ Ｔ ＩＥｔ Ｔ Ｓ
（ ｄ ｃｔ ｎＳ ｉ ｃ ｄｔ ｎ Ｅ ｕ ａ ｏ ｃ ｎ ｅＥ ｉｏ ） ｉ ｅ ｉ ２１ ０ ０年 第 ４期
义 … 。 由 胡适 的 哲 学 史 方 法 论 可 引发 出对 方 法 论 问 题 多 元 化 的 思 考 。 关 键 词 ： 法 论 ； 名 ； 学 史 方 正 哲 中 图 分 类 号 ：２ ３ ５ Ｂ ２ ． 文献标识码 ： Ａ
对 于胡适 的哲 学 史 ， 术 界 向来 颇有 争议 。重 学 真伪 、 讲考 据者 以考 证之 学 为实 ， 为胡适 开 新一 代 认 史 学 之风 气 ； 重思 想 、 义理者 则认 为胡 适 不能 够 而 尊
采 用 的方法 与往 常 学 者 的不 同 ， 而是 在 于 他对 方 法
论 的 自觉 。
这种 主观 的意 义论 争 。本 文试 图从 胡 适 的 《 国哲 中 学 史 大明 他 （ 着 从
胡 适 在 写作 过 程 中对方 法 的 自觉 运 用 ， 是建 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浅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这部哲学史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的眼光，也处处体现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精神。
不过同时，由于该书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梁启超的一些批评与争论。
时隔近一个世纪重读这本著作，应该能引起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与争论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52-02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背景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小接受旧式教育。
1902年去往上海求学，接触维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统的现代公民教育。
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出国留学。
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哲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中论及的“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进化论和逻辑”等，是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基础。
胡适的《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大量学者认同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哲学”一词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很多人在哲学一词传入我国后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但不成体系，没有章法，材料极为杂乱，把经学、史学、文学材料一锅煮。
当时人分不清楚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对于哲学的认知也是较为模糊的。
当时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胡适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
胡适自传中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
”但梁启超在论其中的“全盛时代”时，把诸家学说的本论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胡适想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便是胡适著《大纲》的初衷。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
史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中国哲学史写作———从胡适到冯友兰的一条线索王沁凌【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方法论的典范意义，代表了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研究趋势，由此促动了第二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和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是对胡适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在胡适开拓的基本研究格局、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关于古代思想材料的考辨方法下展开的，它贯彻了冯友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整体认识和多种创见，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新高度。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大纲》；“古史辨”派；傅斯年；《中国哲学史》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２８－０７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
中国史学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
王?森将之概括为“三次革命”：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主的，唤起人们反思“历史是什么”的第一次革命；以胡适整理国故运动和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为主的，探索“如何研究历史”的第二次革命；以“怎样解释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为第三次革命①。
其中，胡适的研究促动了“古史辨”派、“史语所”等学术团体的兴起，代表一种求客观、重方法的史学趋势，形成第二次史学革命的中心②。
北京大学废止经科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按“现代”方法来研究的学科正亟待成型。
１９１７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世，打破“从三皇五帝讲起”的旧习，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风气之先。
该书对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产生极大影响，“古史辨”运动、“史语所”的工作从不同方面发挥了胡适的思想方法论③。
可以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从其发端之日起，就在方法上与史学的第二次革命密切关联；史学革命在材料、内容和问题等具体方面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错综交织，使得二者的缠绕不断加深。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2017年第3期 No.3 2017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总第210期Sum N o.210§胡逄研堯§本栏轉特约主持人：岁志田专栏导语：2016年是胡适诞辰125周年，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的胡适研究会与北京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于12月17-1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因金以林会长的美意，得预现代文化学会事宜，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学报的原祖杰教授命我在研讨会论文中择优组成一个专辑。
作者王汎森（王教授因事未能 与会，然惠允我们收入他为会议准备的论文）、章清和张太原分别是所谓50后、60后和70 后的优秀学者，他们探讨了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胡适对建构“社会重心”的省思以及胡适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代表了胡适研究的一线成绩。
现在不少人以为好题目已经被做得差不多了，然而我们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些久已深垦的领域，也还大 有开拓的余地。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王況森摘要：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
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 《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
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 “哲学史”转向“思想史”。
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
这个转变使他与哲 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
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
以胡适在近 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大纲》；哲学史；思想史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 (2017) 03-0005-09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的《中国思想史大纲》。
极简中国哲学史——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笔记 (1)
极简中国哲学史首先，哲学是什么呢？胡适先生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
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老子孔子之前的两三百年，战祸连年，百姓痛苦；社会阶级渐渐消灭；生计现象贫富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怨。
这时候就出现了几种典型的时代思想：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这些思想乍看各有不同，其实都是非常消极的。
大家去看《诗经》的《伐檀》和《硕鼠》两篇，诗人已经渐渐有一点独立的精神了。
这就好比是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了，首先就是老子和孔子俩。
好，今天就讲这些。
附录：《伐檀》《硕鼠》《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
河水清且沦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
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
河水清清直流注哟。
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会白吃饱腹啊！砍下檀树做车轮啊，棵棵放倒河边屯啊。
河水清清起波纹啊。
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吞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挂鹌鹑啊？那些老爷君子啊，可不白吃腥荤啊！《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教师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心得体会7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心得体会根据项目办的课程安排，本周研读了，胡适先生的大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此著作较为难懂，第一次接触与哲学有关的书籍，书中的文言文较多，所以在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对于哲学，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抽象，好在学校安排了导读教授，那么在张教授的指引下，对于这本书籍，有了一点点的感想。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哲学家胡适的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该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此书的成就巨大，《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本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的是，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而且还得到了菜元培、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的高度评价。
在学习《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前，对于诸子白家的思想脉络和争鸣名家的认识都是零散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下面就对阅读了此书之后，关于老子“无为”的思想谈一谈一些浅薄的认识。
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因为不违背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而为，所以无所不为，其实就是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遵循道，遵循客观规律。
《道德经》享誉世界，被世界政要、精英名流、企业领袖所崇拜，被奉为旷世奇书，万经之王，引申到治国，“无为而治”即是以制度可以理解为“道”中的规律治国，以制度约束臣民的行为，臣民均遵守法律制度。
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是以法治国，而非人治：人过多的干预社会秩序则乱，法治则井然有序。
“无为而治”对于帝王个人准则而言，即是清心洞察、知人善任、将合适的人才摆在合适的岗位上，具体事情分摊给臣下去做，不必事必躬亲。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知古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宽刑简政，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己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简介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
作者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于191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增订、修改，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全书共分12篇。
第1篇《导言》，第2篇～11篇，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
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总结。
作者以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考察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形式。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具有反封建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哲学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
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专著。
本书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17年他根据此编成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
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
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轰动一时。
本书在中国哲学史，甚至在各种专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蔡元培给此书以很高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
第二，扼要的手段。
第三，平等的眼光。
第四，系统的方法。
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
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
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
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
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早期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论析——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与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为对象
第23卷第3期衡水学院学报Vol. 23, No. 3 2021年6月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21!"#$%&'()*+,-——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与宇野哲人《中国哲学概论》为对象郭晓丽（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作为同样以问题的方法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分别在本国的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开辟了先例。
虽然二著对中国哲学史的诠释理路分别属于日本“新儒学”的代表和中国“实践唯物辩证法的杰作”，但他们共同揭橥了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人生哲学。
站在中日两国中国哲学早期互动的背景看，两本著作展现了以问题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多维视域和多种可能，提醒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和儒学，必须培养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意识。
$%&#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宇野哲人；《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概论》DOI#10.3969/j.issn.1673-2065.2021.03.009'()*#郭晓丽（1961－），女，山西大同人，教授，哲学博士。
+,-./#B2601234#A 056/#1673-2065(2021)03-0061-07789:#2019-10-1520世纪前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创制时期，其学术成果和学科建构历程，首先是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时代要求相应，是学人们艰苦探索的结果；同时也受中日两国“中国哲学史”学术互动吸收借鉴的诸多影响。
这一过程构成了早期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在主体性建构与世界性的学科眼界的双向互动和双重关照。
回顾其中的经历，反思其中的得失，有益于培养和树立面向世界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意识及学科建设目标。
!"1926年，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宇野哲人的《中国哲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出版。
1935年中译本，由正中书局初版，王璧如翻译，1936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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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者：顾思敏来源：《学理论·中》2013年第08期摘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这部哲学史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的眼光，也处处体现出作者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精神。
不过同时，由于该书的一些疏漏，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梁启超的一些批评与争论。
时隔近一个世纪重读这本著作，应该能引起我们对当下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与争论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52-02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写作背景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小接受旧式教育。
1902年去往上海求学，接触维新改良、革命派和西方的新思想，接受系统的现代公民教育。
1910年，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批留学生，出国留学。
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其哲学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中论及的“孔子的逻辑”、“墨翟和后期墨家的逻辑”，“进化论和逻辑”等，是后来《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基础。
胡适的《大纲》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大量学者认同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
“哲学”一词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很多人在哲学一词传入我国后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但不成体系，没有章法，材料极为杂乱，把经学、史学、文学材料一锅煮。
当时人分不清楚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对于哲学的认知也是较为模糊的。
当时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胡适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
胡适自传中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
”但梁启超在论其中的“全盛时代”时，把诸家学说的本论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胡适想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便是胡适著《大纲》的初衷。
二、对《大纲》的评价与争论1919年《大纲》出版后，反响异常热烈。
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本著作进行评价，并分析该书引起的一些争论。
（一）开创了研究新范式在写作背景中我们谈到，此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经学史学文化各种材料一锅乱炖的局面，而且传统的治学方法是采用学案式将各家思想平行排列，无法寻出各家思想的沿革与演进。
胡适将西方的学术体系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研究。
近代学术要求，研究者应当对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目的、要求，研究对象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特点做出合理的界定和阐述，并提供给入门者以研究的方法[1]。
《大纲》导言中开宗明义，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从最基本的定义出发，胡适继而对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包括：天地万物的来源（宇宙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在世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教育哲学）；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管理（政治哲学）；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确定可以说是确立这个学科的重要前提。
紧接着，胡适在书中导言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明变，即要弄清古今思想沿革的线索；求因，即寻找不同时期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就是要弄清各家哲学学说的价值所在。
在这样的体系构建中对各家的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在当时是开创性的工作。
这个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体系的构建，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新范式，也是这个学科真正确立的标志。
（二）研究方法的先进性这里所说的先进性，是较所其处时代而言，胡适的这本书开风气之先，研究方法和以往的学者大相径庭。
他的方法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实证主义的宗旨，一个是历史发展的眼光。
第一，先从实证主义来看。
主要表现在引据上采用疑古的怀疑精神。
胡适美国留学时的导师是实用主义派的杜威，实用主义强调忠于事实，胡适正是将其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胡适治学，讲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大纲》导言中讲到哲学史史料取舍审定之法有：史事，与人物所处年代是否相符；文字，尤其是各个时代语言的特色；文体，同一个哲学家的文体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伪作；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够前后连贯，若一本书中自身观点相左，也是伪作；旁证，是从别的书里寻找佐证。
以上互为印证，方可证明一学说的真实性。
所以在这本书中，胡适直接从周宣王讲起，从《诗经》讲起，认为这之前的史料难辨真假又大都不可考，因此直接舍弃，只有《诗经》可以用验证方法证实。
各位哲学家的生平，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讲明自己的推理或者前人的错误。
比如在墨子生于何时的问题上，有人说“并孔子时”，有人说“六国时人，周末犹存”，相差两百多年，容易引人误会。
胡适说：“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2]，并指出了孙诒让的几个错误，最终定了墨子的大概生平区间。
像这样的考证和论述在全书中俯拾皆是，体现出作者深入的洞察力。
第二，即历史发展的眼光。
这在上文阐述胡适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时已经有所体现。
明变、求因、评判，弄清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变迁的原因，再对这种思想历史上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判。
所以在书中，胡适按照时间的先后对各家思想进行讲解。
改变了古人学术的平行法，显出变迁的痕迹，显示演进的脉络。
他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古代哲学（从老子至韩非），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近世哲学（明清时期）。
可惜这本《大纲》并不完全，胡适只作了古代哲学，不免是一种遗憾。
这种历史演进的眼光是作者唯物史观的体现，是之前研究中少见的。
（三）平等、科学的新精神传播《大纲》出版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处处体现出作者的时代精神。
传统治学，把古人的原文为主，自己的观点小字附注，体现尊古崇古之风气。
胡适将自己话作为正文，古人的话小字附注，表新出五四时代的独立精神。
蔡元培评价这本书的另一个长处便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不是是墨非儒，就是是儒非墨，自汉以后，儒家一家独大，排斥诸子。
胡适尽管对孔孟之道不认同，但书中也能还其一个本来面目，各家学说等而视之。
除此之外，胡适还大力推崇科学，反对迷信、鬼神。
在《大纲》中，他说儒家虽不相信鬼神，却如此的重视祭祀和葬礼，情愿造出鬼神来崇拜。
尽管他在书中并没有进行强烈的褒贬，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对迷信思想的批驳；在后面又用生物进化论来解庄子的学说，也可以看出他对科学的偏好。
（四）梁启超对《大纲》的批评与争论《大纲》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梁启超的观点。
首先，梁启超对于该书进行了积极评价，但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演讲时的恭维，紧接着他就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首先，梁启超认为胡适把思想的渊源抹杀的太过了，与作者本身所提倡的历史演进的眼光来看各家学说之渊源的观点不相符合。
老子孔子的一家之言必定是在受了之前很多哲学的启发和熏陶才发扬光大的，而书中把哲学勃兴的原因归结为长期战争、人民痛苦的观点，只拿一部孔老之前两三百年的《诗经》来讲中国哲学的背景，太过牵强。
他批评胡适“疑古太过”，凡是所怀疑的书都不引，这种过犹不及的方法不可取。
其次，梁启超针对其中的特定几章观点进行了辩驳。
他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
”[3]梁启超认为胡适书中除了知识论，其他方面多是浅薄和谬误。
对儒家的学说，胡适了解的太浅薄。
例如关于《论语》中的“学”作何解，胡适认为孔子的学便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知识。
梁启超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孔子既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又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因此为便是学，学便是为，是属于实践、经验方面的学问。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这本书里的确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不深常为他人诟病，梁启超对该书一些具体内容上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但梁启超批评这本书避重就轻，针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展开攻讦，对于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和革命性的地位避而不谈，是有失公允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的对立与争论事实上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新老一代新旧之争的缩影。
无论如何，作为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大纲》的开创性是无法否定的。
三、重读《大纲》对当下之意义此书出版将近百年，书中的某些观点和思想，仍然能用来对当下社会和人生态度进行审视。
首先，他讲中国哲学，对存疑的材料疑而不用，严于考证，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谨、审慎、科学的态度，是学术界应当尊重和学习的。
其次，胡适在书最后讲到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时提出四点，这里就取三点为例。
第一，以庄子为代表的名学讲求出世，认为万物无时不变，寻求真理和知识是十分无用愚蠢的行为，这对于哲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端的消极影响。
个人、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积极的参与的态度，消极避世，不应是人生的追求。
现代社会也是一样。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
墨子、荀子的应用主义提出处于各国需要富国强兵的时代，到后来发展成为了狭义的功用主义，不能立刻见效的学说一概销毁。
胡适说，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和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
虽然他也重“效用”，但绝不是如此唯功用的狭隘。
这种风气在当下社会也有所体现，当今社会有一种浮躁的功利主义，还有人提出“读书无用论”，令人唏嘘不已。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自汉以后，儒学一家独大，古代哲学自此式微。
因此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科学、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不能一味追随主流文化，盲目从众，推崇一家之言，这样才有助于现在学术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1]陈其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J].史学集刊，2005，（3）.[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长沙：岳麓书社，2010：110.[3]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G]//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10.（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