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在汉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含了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教学，对后世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从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定义、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等方面进行简述。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定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一时期，儒家经典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石。
经学家们把儒家经典视为经传，强调经典的研读与理解。
这对汉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经学的主导地位，儒家经典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
在文学创作中，汉代文人往往力求符合经典的规范，以达到“经义通奥”的目的。
同时，经学的兴起也催生了大量的经学评论著作，这些著作对文学审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体现在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方面。
汉代文人对于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统上，文学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追求的是感官上的愉悦和娱乐效果。
然而，随着经学的兴起，文学才开始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汉代文人开始将文学与经学相联系，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思想和道德的工具。
在经学家的影响下，汉代文人开始将文学视为一种从儒家经典中获取道义的方式，因此他们追求的是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内容。
这种转变对后来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学对汉代文论还影响了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
在汉代经学家的推动下，文人们开始以儒家经典的标准来评价文学作品。
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备经学中所强调的“积善之门”的儒家伦理道义，表达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这种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对后来的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学家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如“以古为师”的古体诗评论、对经典的解读和注释等。
这些方法对后世文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地位和意义，使文学成为道德教化和思想表达的工具。
经学还改变了文学审美观念，使文学追求思想与道义的内容。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摘要：崇圣尊经是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一切学问，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等都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描述了汉唐时期经学的建立以及经学对古代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唐经学；崇圣尊经；崇儒立学；经学教育一、经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经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学术和思想现象。
“经”的原始意义是直线。
与它相对的是纬，即横线、旁支。
故《左传》说，“经天纬地，天之经，地之纬，民之行”。
汉代儒学有经书，又有纬书，纬书是发挥经义的，把经的意思从义理上加以扩展。
经字，又有道路的含义，还有常的意思，故用“经”字来形容一种学，是说这门学问、学术所讲的道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与指南、道路的性质，是必须用以作为思想与生活的指导的。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由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割据分裂造成的。
而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文化和学术的统一。
因此，儒术独尊，建立经学，是统一的，也是客观历史要求的反映与表现，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儒学被奉为独尊，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的。
汉武帝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和思想学术领域的各种条件逐渐成熟，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同时于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
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一旦确立，它就与汉代的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根本作用在于，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
二、汉唐经学对其教育的影响1.汉代经学影响下的教育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他终生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前后受教的弟子达三千之众。
(精)心得体会：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最新)
（精）心得体会：汉代经学与“五常”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最新）最早提出“五常”当是汉初陆贾，《新语·术事》云：“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但他没有说明此“五常”所指。
后董仲舒明确提出“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汉书·董仲舒传》)，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
《说文解字》：“常，下帬也。
从巾，尚声。
裳，常或从衣。
”“常”本指下身穿的衣裙，表示崇尚的、流行的意思。
后进一步引申为恒久、普遍的理论、道理。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五个核心观念是超越时空、恒常不变之道。
“五常”不是仁、义、礼、智、信五个观念简单的相加，而是经过儒者长期的精心筛选、提炼、组合而构建起来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体结构。
本文以汉代为重点，探讨汉代儒者如何以经学为基础构建“五常”核心价值观。
一、先秦儒家对仁、义、礼、智、信的论述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仁、义、礼、智、信多有论述，只是还没有形成“五常”体系。
孔子仁礼并重，他一方面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视仁为礼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渊颜》)，以礼为实现仁的条件。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
他论仁与智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
”(《论语·宪问》)“仁者安人，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有以仁统智的意思。
论仁、智、礼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
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论语·卫灵公》)有以仁统智、礼的意思。
论礼、义、信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信以成之。
”(《论语·卫灵公》)礼、义、信对于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具有重要性，而三者的关系是平行的。
由以上可见，在孔子思想里仁、义、礼、智、信五个观念都有了，且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排列组合，除了能够看出仁居于核心，居于统摄性之外，还没有有意地把五者作为一个整体讨论其内在结构与整体建构。
经学为什么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
经学为什么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说文》：“经，织也。
”经字本义是丝织物的纵线,跟纬线相对,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从先秦开始，经字延伸出了很多社会性的含义.比如《尔雅》里说：基，经也。
基，墙下土也。
又诂为始做事，谋始必经纶也。
这样经就有了初始的含义。
又说：典，经也。
这里的经已经有前代留下的典籍文献的意思了。
即《尚书多士》所谓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经”因此又有常言、常法、常理之义。
《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叔向日：礼，王之大经也。
服虔注释的时候就说：经，常也，常所当行也。
因此，先秦的经就是指那些初始的包含常理，即论述天地万物的、经久不变的先代文献，也就是古人说的“圣哲彝训”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多指孔子修订编制的六艺之书：《诗》、《书》、《礼》、《乐》、《易》、《春秋》。
这些书，其实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传承多年。
人们称这些文献为“经书”，并有“六经”之说。
如《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但先秦时期却没有出现“经学”一词，经学的概念的出现在汉代。
如《汉书.儒林传》：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汉书.宣帝纪》：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
”当然这里的经学，是指称以儒家经典为诵习和传承对象的学问，或解经之学。
并不是咱们现在理解的学术概念，也没有后来的神圣性。
站在近代科学的立场上看，学术的本质应该是批判性思维，强调对传统认识的批判与质疑。
但是古代的经学不是这样的，他是官方的意思形态，是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
经学不是一般的学问，但是在先秦经学还没有获得权威的，神圣的，是不可批判的属性。
六经的权威性，神圣性，不可批判性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步形成的，并且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这就是今天我为啥说经学要从汉代开始，而不是先秦的原因。
首先，在先秦时代，六经是诸子百家的通学，而不是儒家独自的垄断的。
想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汉代的经学和魏晋的玄学你得知道！
想全面了解中国哲学，汉代的经学和魏晋的玄学你得知道！如果你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汉代至宋代之间的，那这两家的哲学必须得知道，一个是汉代的经学，另一个是魏晋时期的玄学，二者在中国哲学中的影响巨大，其地位也不可磨灭。
具体这两家的核心思想和哲学主张如何呢？一起来概要式的进入——一，汉代经学汉代经学主要表现于：经学的形成——六经；经典的解释——今、古文经学何为六经？六经（《乐经》已失传）六经是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晚年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人称为“六经”。
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
而汉代把《礼经》称为《仪礼》，宋朝以后《五经》中的《礼经》被更名为《礼记》。
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
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一直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器重。
《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1，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
由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罢黜百家，立五经为官学，使儒学独尊，从而使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
今文经学中又分很多派别，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
特点：今文经学注重和现实结合，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让人们明白做人的道理和礼仪。
2，古文经学古文经学用战国时候的六国文字写成。
古文经书出于孔子壁中。
西汉末年，刘歆发现古文经传，曾请求建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但是遭到当时儒生的反对。
古文经学在汉代没有立入官学，他们注重训诂和文字解释，把经传当做历史来研究。
3，谶纬（1）谶谶是一种流行于汉代的以“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纬》下）为目的的粗俗迷信，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假托神的预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关于汉朝经学的描述
关于汉朝经学的描述汉朝经学啊，那可真是个神奇的存在。
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奇珍异宝的大箱子，只不过这些宝贝不是金银珠宝，而是各种儒家经典的解读。
你想啊，那些经学家们就像一群执着的寻宝者，一头扎进经学的海洋里，怎么捞都捞不够。
他们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当成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反复琢磨，小心翼翼地擦拭，就盼着能从里面发现惊天大秘密。
而且啊，汉朝经学还分成了好多门派呢，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各大门派一样，什么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派，整天争来争去的。
这就好比两个小孩抢糖吃，都说自己手里的才是最甜的。
今文经学派就像是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贵族子弟，特别讲究微言大义，从字里行间能解读出一堆神神叨叨的东西，感觉他们就像魔法师，能凭空变出好多奇妙的理论。
古文经学派呢，则像个老学究，总是拿着那些古老的典籍，一笔一划地对照着，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他们看今文经学派那些奇奇怪怪的解读，估计就像看一个人在那耍杂技，心里想着：“你这都玩的啥呀，根本不是正统的功夫！”汉朝的皇帝对经学那也是相当重视啊，就像追星族追捧大明星一样。
他们把经学捧得高高的，经学就像坐上了火箭，一下子成了学术界的超级网红。
皇帝还经常搞经学大会，那些经学家们就像参加选美比赛的佳丽一样，都想在皇帝面前展示自己最厉害的经学见解，要是能得到皇帝的赞赏，那可就像中了超级大奖，一下子就能名扬天下。
在民间呢，经学就像一种超级流行的时尚。
大家都以懂经学为荣，要是能背诵几句经典的话，就像现在的人能背几句流行歌词一样酷。
那些经学大师更是被当成神一样的存在，他们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说一不二。
经学的传承也很有趣，就像接力赛跑一样。
师傅把经学的棒子传给徒弟，徒弟再传给徒孙，不过这个棒子可不好拿，得小心翼翼的，因为一旦解读错了，就像在接力赛里跑错了方向，那可就成了大笑话了。
而且啊，经学对汉朝人的生活影响无处不在。
就像空气一样，你可能看不到它，但它时刻都在你身边。
不管是婚丧嫁娶，还是日常的为人处世，都得按照经学里说的来办。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简体
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简体中国古代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遗产。
今古文评议，旨在探讨两汉经学在今日的价值与影响。
一、两汉经学的历史地位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孔子学说、法家学说、道家学说等不同学派在这一时期相互碰撞、融合。
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儒学发展，而道家、法家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迅速传播。
二、儒家经学的今古评议儒家经学在两汉时期达到了巅峰，其核心思想主张仁爱、礼乐、忠恕等道德观念，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今日，儒家经学以其强调人伦关系、弘扬中庸之道的理念，仍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思想基石。
三、道家经学的今古评议道家强调“道”和“无为而治”，主张追求超越尘世的境界，倡导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今日社会仍然有启示。
在现代社会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道家的宁静、淡泊、随遇而安的理念有助于指导人们更好地面对挑战，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安宁。
四、法家经学的今古评议法家学说在两汉时期崭露头角，主张法治思想，注重法律的制定和执行。
今日，法家学说的法治理念仍然对建设法治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强调法制和治理的法家思想，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
五、经学的传承与创新今日，两汉经学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与创新。
不仅有学者通过研究经典文献继承传统，更有一系列现代注解和解读使得经学焕发新的生命力。
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使古代智慧在今日焕发出新的光彩。
六、结语两汉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承载了丰富的哲学智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今日，我们在传承经学的同时，更要在现代语境中理解、借鉴，并通过创新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
两汉经学不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当代社会的宝贵财富。
思想史两汉经学问题总结
思想史两汉经学问题总结思想史是研究人类思想发展过程的学科，它涵盖了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
而中国的思想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两汉经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经学是汉代文人士人所学习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于两汉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对于两汉经学问题的总结。
首先，经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西汉时期和东汉时期。
西汉时期的经学以孔子的儒学为主体，强调学习经典书籍，尤其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西汉时期的学者主要是通过理解和诠释这些经典来理解儒家思想，并且致力于将儒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融入到社会生活中。
而东汉时期的经学则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东汉时期的学者主要是通过注释经典来阐发儒家思想，并且根据当前的社会环境提出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建议。
其次，两汉经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经义学。
经义指的是对经典的解释和理解，它是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两汉时期，经义学成为了儒家学者争论的焦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例如，东汉末年的王充提出了"自然"的观点，主张从自然中寻找道德和价值的根源，与传统儒家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而另一位东汉学者郭象则主张对经典进行字词的考证和研究，以求真正还原原始的经典意义。
这些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提供了思想交锋的舞台，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第三，经学与其他学派的交流和影响也是两汉经学的重要问题。
两汉时期，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中国发展兴起并与儒家经学产生了交汇和对话。
这种交流和对话不仅丰富了儒家经学的内涵，也为其他学派提供了借鉴和启发。
例如，东汉时期的儒家经学对于道家思想的接纳和融合，加深了两个学派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同时，儒家经学对于法家和墨家等学派的批判和反思，也促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和争议。
最后，两汉经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范围。
经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主流学问和思想流派，直到近现代才逐渐受到儒家以外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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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11期经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
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等领域的学问，不懂经学不可能真正研究到位。
所谓经学，从研究主体的角度讲，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
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讲，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
从历史实际看，由于六经中的乐经在汉代已经失传，故汉儒所说的六经实际上只有五经而已。
原初意义的经学早在西汉时期已经出现。
汉武帝喜欢召见贤良文学之士讨论治国安邦之道，其与董仲舒之间的三次以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讨论，反映了今文经学的治国安邦之道，以及武帝对今文经学主张的认可。
汉武帝还曾跟兒宽讨论学术文化问题，史载：（兒宽）“见上，语经学，上说之。
从问《尚书》一篇。
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
”（《汉书·兒宽传）这是最早的经学记载。
其后，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地震频发，为了应对代表“天地之戒”的灾异，宣帝要求“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
（《汉书·宣帝纪》）此处经学二字的内涵，固然与兒宽跟汉武帝所谈的经学不同，但经学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的重视，已是昭然卓著之事。
经学自汉代始。
确切地说，经学的形成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略的具体实现，也是其文化载体。
武帝立五经博士，是经学形成的标志。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把经学的出现推定为孔子时代。
他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
”[1]（P19）继后是经学流传时代，而汉代则是“经学昌明时代”。
皮氏这种见解，显然是由他今文经学家的立场而决定的。
经学史家马宗霍在其《中国经学史》的序言中就批评道：“皮锡瑞为《经学历史》，……持论既偏，取材复隘。
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李宗桂*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前沿问题研究”（09JF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
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
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
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
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关键词]经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宋学〔中图分类号〕B2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1-0001-04融会与超越谓六经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盖不能无讥焉。
”[2]（P2）平心而论，马氏评论的用语不无尖刻，但是确有道理。
冯友兰在其开创性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子学时代，从先秦孔子到汉代淮南王；二是经学时代，从西汉董仲舒到清末康有为。
[3]（P492）学界有人认为冯先生的子学、经学两个阶段论过于笼统，但笔者认为，从本质上看，从汉代到清代的2000年封建社会的学术文化以及价值系统，都受经学范式所制约。
可见，冯先生的概括和划分，反映了集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为一身的学者的洞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行以儒术治国的方略，其根本点在于采用儒学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来治国安民。
根据前文对于经学内涵的理解，经学是指研究以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或者说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而无论是作为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还是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都需要从时代要求和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层面进行阐释和建构，也就是说，它是价值主体自觉的、自为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的、自发的结果。
因此，先秦时期的六经，无论人们将其硬说成孔子手订或者往圣（如周公）亲撰，都没法证明作为一套系统的学问而存在的经学的存在，没法证明作为一个严整的价值系统的经学的存在。
即使是汉代文帝、景帝时期所设立的《诗经》博士、《公羊学》博士，这类被人们称为“一经博士”的现象的出现，也还远远没有达到“经学”的程度。
经学专家黄开国认为，文帝、景帝时期的所谓“一经博士”，并非经学博士，经学博士是在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才有的。
[4]（P11-12）质言之，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前，儒学对于六经的传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阐释理念和相应的阐释方法，更没有自觉地和建构新型价值系统相联系，因而具有明显文化自觉意识的“经学”理念及其理论体系并不存在。
直到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学”才真正得以成立。
而笔者说经学是以研究六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的学问，其意是说，六经之外，其他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属经学范畴。
例如，《礼记》原本不是经，但毫无疑问它却是经学研究的当然对象，也是经学的重要构成。
《十三经》中的《尔雅》、《孝经》、《论语》、《孟子》，以及朱熹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加以注释并与《论语》、《孟子》并列于“四书”的《大学》、《中庸》，原本都不是经，更不是六经范畴，但却实实在在地成为经学的重要成分，成为后世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天然对象。
不仅如此，笔者说经学是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意思是说，汉代以降，学者们在对六经的阐释中，依托六经，在守成中创新，开拓出了新的价值空间，创造了新的阐释方法。
董仲舒“《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典阐释论，便是明证。
董仲舒通过对《公羊春秋》的创造性阐释，彰显了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中华一体的民族观念，并通过援引阴阳五行思想入儒而更新了儒家思想体系，丰富了其内涵，整合了先秦诸子思想，创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追求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从而使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思想，使先秦孔孟儒家的理想成为现实。
董仲舒思想及其对汉代社会乃至汉以后整个古代中国的影响，从学术文化的层面看，显然属于经学的范畴。
至于宋明时期的程朱陆王，其思想学说发生的理论渊源和价值准则都是儒家经典，而他们学说的开展和实践，正是经学的体现和拓展。
即使被不少人认可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基本信念，也不过是经学思维的另类表现而已。
道理很简单，不能拘守传统，而要开辟新局，但之所以要开辟新局、能够开辟新局，是六经催责的结果。
宏阔地看，奉天、宗经、法圣、崇古、尊君、从道，这些从两汉到清末的基本价值理念，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家们的经学创造成果。
因此，说经学是汉代形成并定型的，并非虚言。
至于先秦时期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的关于经典的诠释和整理，当然对于汉代经学有深刻的影响，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考察，先秦没有经学。
汉代经学就派别而言，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区别，并非书写方式的区别那么简单，而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的根本区别。
一般认为，汉代经学可划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其实并不准确。
这种划分，着重于今文、古文两个不同经学派别的共存和互争，而没有从整个汉代经学的宏阔图景着眼，其重要缺陷是忽视了影响深远的谶纬之学的存在及其经学价值。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哀平时期，广泛流布于东汉一代。
谶是用图记或文字之类预测吉凶，纬是对经的解释。
纬书直接对应的对象是经，没有经的确立便没有纬的空间。
因此，谶纬之学实际上也属于经学的范畴。
有汉一代，不仅六经各有纬书，《孝经》也有纬书。
《易经》有《易纬》，《易纬》有《乾坤凿度》、《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等八篇；《尚书》有《尚书纬》，其有《璇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等篇；《礼纬》有《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等篇；《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诀》等篇。
作为自汉至清2000年封建社会基本道德纲领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原初的出处便是《礼纬·含文嘉》。
可见，谶纬确属经学范畴、经学思潮。
但从学派归属和思潮演变的角度看，谶纬很难简单划归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尽管人们往往责难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通向谶纬的思想轨道，但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毕竟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因此，考察汉代经学的不同派别或思潮时，应当正视谶纬之学，并将其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同等看待。
整个中国经学发展历程就其流派而言，大致表现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和宋学。
经学史大家周予同早在1928年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经学可分为三大派，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
“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
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
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1]（P1、3）周先生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各自优缺点的评析，确实深刻。
不过，站在新的研究基点上，笔者认为，在周先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宋学三大派的基础上，如果加上谶纬之学，似乎更为周密。
讨论中国经学，人们往往会谈到汉学、宋学的问题。
其实，汉学、宋学问题并不仅仅是学派界限问题，更是治学方法论和文化价值观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汉学看作训诂考证之学，而把宋学看作义理之学，这并不符合经学历史的实际。
诚然，宋学偏重义理，汉代古文经学崇尚训诂考证，但汉学并不仅仅停留于训诂考证。
恰恰相反，从西汉到东汉，整个经学发展的主流是今文经学。
不仅西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而且东汉实际上也是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开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三纲五常的价值体系，都是阐发的义理，而其方法论也是义理而非考据的。
如果“汉学”不包括董仲舒之学，那是不可想象的!而董仲舒的汉学如果没有意义的追求和建构，没有义理的支撑，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
”其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的《国史儒林传序》等，都是沿袭此种见解的。
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尖锐指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亦即古文经学而已。
周予同在为《经学历史》所写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其实他们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