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

《英汉翻译教程》

第一章：我国翻译史简介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早在公元前六年西汉哀帝时代，伊存到中国口传一些佛教经句，但还谈不上佛教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两年（公元148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他是安息人（即波斯），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谶来中国，因为他是月支人，所以又称支娄迦谶。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但文笔生硬，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个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又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出现了一个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175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但这些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释道安设置了“译场”，成了有组织的活动，他本人不懂梵文，惟恐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在这期间他请来了天竺人（即印度）鸠摩罗什，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古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一个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应梁武帝之聘来到中国，他译了49部经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590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有个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经三大翻译家），他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他自创了“新译”。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清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林纾和他的合伙人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王子复仇记》等。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等到八国联军战役以后，他避居上海，搞翻译工作，他“曾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破天荒第一次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作为译事楷模。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马建忠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可以说是试图说明翻译标准的一个开端。他的善译标准包括了三大要求：第一、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这些要求是很有道理的，因他本人后来没搞翻译，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反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

在“五四”时期。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鲁迅和瞿秋白在1931—1932年关于翻译的通信对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鲁迅在1935年写的《题未定·草》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林语堂1932年写的《论翻译》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该文提出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这样一个三种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正相比符。

矛盾先生于1954年8月18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这是鲁迅的精神，但是为了译文的提高，却应当发挥鲁迅所说的“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这一方面。

矛盾在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1954）中指出“”也就是说，翻译要兼顾忠实和通顺。

中国翻译的五次高潮

中国的翻译，从公元67年天竺僧侣（摄摩腾和和竺法兰）到洛阳白马寺讲经以来，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出现过的翻译高潮大致有五次。

第一次：从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这时期出现过中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鸠（344-413）天竺人，东晋时来华，译经300多卷，他一改过去音译的弱点，主张意译，并倡导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的神情，为我国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真谛（499-595），印度佛教学者，南北朝时来华，译了49部经，其中尤以《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的影响。唐代，玄奘于628年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主持了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19年译出75部佛经，共1355卷，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的中国人。他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由于佛经的翻译，使“佛经”和“论”两种文字进入汉文。

第二次：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第二次高潮。明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出现了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利玛窦也是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译者。1687年比利时教士柏应理在巴黎首次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五经”中最早受到注意的是《易》和《尚书》。康熙年间，法国人白晋、刘应、马若瑟和雷孝思先后对《易》和《尚书》进行过翻译和研究。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就这样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教士的翻译与介绍，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译本，流传到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

第三次：五四以前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严复译了《天演论》，其中“物竟人择，适者生存”的要义，激励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们进行了民主革命。他还参照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

译标准。林纾译的160多部文学名著，激起过很多中国现代人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

第四次：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后的十几年，这个时期我国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和《毛泽东选集》民族经文及外文的翻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锻炼了一大批翻译人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大量翻译和出版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

第五次：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是中国翻译史迄今为止的第五次高潮。这个高潮仍在继续向前推进，帮助当代中国公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但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作品译成外文量少质低的局面。1986年瑞典皇家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评委之一，马悦然教授曾应邀来华参加当代中国文学讨论会。他在会上指出，中国文学之所以尚未被诺贝尔承认，原因之一就是作品的翻译质量问题。他说，18位评委中只有他一人懂中文，其余人只能靠西方语言的译本来了解原著，译本好坏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原著的评价。

为了更好地引进、介绍国外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也为了走向世界，让全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今天和明天的翻译工作者们需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在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文化交流方面，他们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翻译的标准、过程以及对译作的要求

第一节：翻译的标准

一、翻译及其任务、性质和种类

1.翻译：翻译是指用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中的语言符号，是指从语义和文体风格上，在译文语言中采用最接近而又自然的同义语再现原文信息。

Translation: essentially, is the faithful representative, in one language, of what is written or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

唐朝(618-907)贾公彦在《义疏》中对翻译作了明确的界定:“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宋代(960-1279)法云(1088-1158)在其所编《翻译名义集》自序中进一步指出:“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相似,义则不同。”这就是说，凡以此将一种语言――源出语（the source language）转换成另一种语言――（the target language）或曰接受语(the receptor language),而意义保持不变化大抵保持不变。著名英国学者约翰逊博士对翻译也做过类似的届说: To translate is “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时至今日，关于翻译的定义虽有种种不同提法，但仍保持上述基本框架，只是日趋全面、完整和系统。譬如，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末给翻译所下的定义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