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比较中国和巴西发展状况
比较中国与巴西经济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国未来发展评估
学院经贸学院
专业经济学
小组成员1121127易帼芳
1121218 高铭
1121222郑凯迪
指导教师吕世斌
2015年3月31日
摘要
1978～2008年，开启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中国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于二战以后。1948年至1979年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长，让全球为之震惊，被称为“巴西奇迹”。
中国与巴西同为“金砖四国”，前者是亚洲地区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后者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大、人口的最多国家。作为当今最有建设成就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巴西在各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差异与相似之处。
关键字
中国巴西发展差异相似
一、中巴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异同
为了进行全方面地分析，下面分为收入与增长，社会指数，贫困，不平等，土地改革，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包容问题等多个角度来阐述。
1、国情比较：
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二战结束后，巴西历届政府通过推行“进口替代战略”、“高增长战略”和“综合平衡战略”，顺利地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巴西1960年人均GDP就已达到1 049美元，与中国目前的水平(2003年底为1
090美元)基本相当，到1980年达到2 486美元，2000年为3604.48美元，2004年约合3 330美元[‘]。但与此同时，巴西也是一个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现象极其严重的国家。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巴西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总收入甚至超过了最贫困的50%人口的总收入;10%的最富有阶层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占人口40%的最贫困阶层平均收入的30倍。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2004年的0.60，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2003年巴西全国贫困人口为5 390万，占总人口的31.7%，赤贫人口2 190万，占总人口的12.9%}Z>> 14%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国家迈进，目前更是处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转型时期，加之产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进程加快、各项配套制度措施还不完善，使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增多等等。截至2000年，中国仅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就约达1 400万，全国基尼系数平均由1996年的0.375提高到了2003年的0.461。短短几年中，在城市中迅速形成了以失业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被拖欠养老金的退体人员以及他们的赡养人口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再加上与城镇化水平提高相伴而流入的上亿农民工，因其大多数知识水平和技能较低，难以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生活待遇处于社会最底层，从而扩大了城市贫困人口的来源。城市绝对贫困人口连年增加，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相对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
2、收入与增长：
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显示，南非、印度、印尼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0年至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0升到0.70；印尼家庭消费基尼系数从0.29升到0.37，而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土耳其的收入差距则持续
缩小。1996年至2009年，巴西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0.61降到0.55；1995年至2008年，土耳其则从0.49降到0.39。
从世界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例如，2008年南非家庭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70，巴西为0.55，智利和墨西哥为0.51；而作为对比，25个发达国家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仅为0.32。
发展中国家普遍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巴西等五国近15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新现象。而市场化改革、城市化和教育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是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二次分配也起到促进作用。这对中国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
3、反贫困：
这几年，巴西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同列“金砖四国”，财政收入大增，巴西抓住这一历史时机消减贫困，增收的财政收入绝大部份用于减少贫穷、消除饥饿，增加民众的社会福利。家庭补助金计划，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与之配套的大众药房计划（免费医疗的药品一般是基本用药，品种太少，巴西政府又推动让穷人买得起药的大众药房计划），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仅此三项社会发展计划的支出，占巴西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半，也使巴西用于消灭贫穷和社会福利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列世界第14位。
2003年10月启动的家庭补助金计划，2005年已使800万个家庭，3200万贫困人口受惠。今年，巴西政府拿出了87亿雷亚尔（现汇率拆约360亿元人民币），要求在今年要覆盖到全部贫困人口，每个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家庭，今年平均可获得776雷亚尔（折约437美元，约3250人民币）的财政补助。由于巴西联邦、州、市三级立法和行政机构年年轮流举行选举，民选的议员和行政首长为争夺选票，死盯负责实施家庭
补助金计划的机构，务使1120万家庭，4580万人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的人口不留下漏网之鱼，全部摆脱贫困，巴西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员，可谓忙得团团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那些还没有申请家庭补助金的贫困人口派钱。
巴西的减贫，特别是那个把扶贫和儿童教育、健康绑在一起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倍受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称赞，世界银行称：“巴西通过家庭补助金方案为全球战胜贫困和饥饿提供了鲜明的带头作用”，世界银行正在向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经验。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党和政府一直把反贫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中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建立了相应的城市扶贫机制，普遍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1998-2003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731亿元，帮助440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0 373万人，各级财政共支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151亿元人民币。
4、教育公平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2011年，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土耳其的中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80%以上。随着教育的发展，初级劳动力供给下降，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者在素质上的差距缩小。在供求关系作用下，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
巴西等国的情况，是丁伯根所论述的“教育和技术竞赛”中，教育超越技术的典型例子。发达国家是技术进步创新的策源地，教育方法上遇到瓶颈，教育跟不上技术进步
的节奏。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后期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外部技术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因体制和机制尚未建立，自发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相对于技术，教育可以发展得更快。建立教育机会更加公平的教育体制，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参与和分担成本的多元教育体系，将最终缩小工资差距。
5、城市化：
巴西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经济开始发挥调节劳动收入差距的功能。城市化使工农业劳动收入差别缩小，劳动力市场整合加速，服务业蓬勃发展，妇女就业水平提高。
巴西等五国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率提高。1990年至2011年，五国农业年平均雇用18%的劳动力，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2.93%；南非等三国雇用37%的劳动力，增长2.41%。巴西等五国的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更容易流动，劳动力市场整合度提高。1995年至2007年，巴西大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工资差从30%降到20%。
城市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兴起，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就业。2010年，巴西15岁－64岁人口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75%，南非仅为52%，其中巴西妇女参与率为65%，南非仅为47%。1990年至2011年，巴西等五国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例平均是工业的1.7倍－2.8倍，增加值年平均增速是工业的1倍－2倍。可见，服务业就业比例大，增速快，中等收入阶层因此壮大。
6、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巴西等五国进行了彻底的市场化改革，限制了制度因素放大收入差距。在政府退出生产领域、不干预市场、资源和要素由市场配置等方面，五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先行一步，而且更加彻底。改
革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生产和交易中的垄断和寻租。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国内垄断资本产生冲击。市场自由化冲击了盘踞在要素市场上的各种阻扰自由交易的“寻租”力量，以及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加强。国有企事业改革则破除了行业保护，剥夺了企事业单位依靠行政“寻租”的权力，迫使他们追求经营管理、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质量，而不是去追求“行政权力”。
劳动收入是可支配收入差距变化的决定因素，所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和效率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后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除就业歧视、行业保护、地区藩篱，让劳动力在同一市场上流动，平等竞争，同工同酬，市场供求关系将最终发挥缩小劳动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机制，而且是社会管理成本最低的机制。
7、不平等：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中国一直在缩小生活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
巴西存在种族问题：黑人处于不利地位，黑人工人工资只有白人工资41%，而且居住在贫民窟的大多是黑人。种族差异持久存在。
8、土地改革：
对于中国部分发展良好的农村地区，较早的实行了土地改革。
巴西的土地改革存在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问题。穷人得不到肥沃的土地。
9、发展的可持续性：
1979～1994年间，中国超过42%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在20
世纪90年代初就取代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中国的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劳动力再分配，尤其是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而可持续的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却要低很多，其增长率大约为每年2%。
巴西发展的可持续性令人堪忧：倚重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而实现的增长。来自其他地区的资金支持将成为土地改革的明显趋势。生态不可持续的危险。
中国和巴西都或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创新能力的缺乏。能否超越资源型产业而攀升到工业阶梯之上成为关键。
10、社会包容问题：
巴西腐败和浪费限制了政府支出的有效利用，社会支出不均而加剧了高度集中的收入分配。巴西极端贫困程度高居不下。脱贫速率缓慢的原因：严重的不公平。巴西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
11、国内储蓄：
中国的国内储蓄一直很高而且不断增加。原因：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老年人口，为自己退休之后做的储蓄，预防性储蓄，不断增加的收入不确定性。高储蓄或许与明显的财产泡沫相关联，财产泡沫已变得很危险。
巴西没有储蓄足够资金，难以合理利率来将其声场机会付诸实践。“建立一个财政上可行的国家，不过度借贷，不过度收税，可以投资。”
12、地理、人口、制度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由于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的消费市场的诱惑，投资者开始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
早期投资积累到足够程度，集中的经济活动带来的巨大利益就会产生。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两国都是具有人口、资源和市场三大优势的新兴经济体。
13、政策：
中国采取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和科技含量。如今巴西的工业、技术和贸易政策计划正积极推进巴西工业的质量和竞争力。教育、健康和生育率方面最初的基本政策，为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开了个好头。中国工厂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明显更高。
巴西加快技术移植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赶超发达国家；农业研究和成功推广出口经济作物。
二、对中巴两国未来发展评估
1.中国未来发展：
中国的优势：地理、人口、制度和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低工资且高技术知识水平的工人。机遇有？挑战有？中国自身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2.巴西未来发展：
巴西是否可以在宗族分离、人身安全、环境恶化、贫困、不平等、出口多样化需求以及高昂而且无效的政府支出方面获得稳定的进展？
3.中国巴西合作
展望中巴经济的未来，首先双方在努力超越互补性之余，不应忽视或贬低互补性的重要性。后者的生命力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经济发展趋势。在自然资源日趋稀缺的世界里，巴西的资源优势以及相关科技不可忽视。除了深海石油等传统能源因素仍
显重要之外，巴西对于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也非常重要。巴西是世界上能够以可持续发展方式扩大农业耕种面积的少数重要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优势。随着城镇化和消费对经济增长引擎作用的提升，中国对于肉、糖、皮革等农业类产品的需求空间巨大，而且国内市场对此类巴西产品的开放度和需求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继2011年从巴西进口猪肉之后，2014年3月中国质检总局与巴西签订协议，巴西玉米获得出口中国的检验检疫资格，中国有望大量进口巴西玉米。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中国在关键谷物上降低对美国依赖的举措。事实上，中国超过90%的进口玉米来自美国，2009年至2013年，中国的玉米需求量增长39倍，但进口玉米只占国内玉米消费的2%，增长空间巨大。从更广泛的贸易格局来看，巴西苦于无力向欧盟和美国出口原材料，因此中国的原材料需求对巴西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巴西作为中国一个安全稳定的食品和能源供应者，既是巴西未来增长的持续保障，趁咏寸中国未来的发展相当有益。另外，从金砖国家的整体现状来看，中国和巴西都不属于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更高程度的开放尚需时日。巴西仍然是一个内驱型经济体，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限，巴西贸易仅占全球贸易的1%, 2011年巴西进口占其GDP的比重仅为13%。巴西制造业部门不希望政府开放贸易，担心外部竞争，这种情形对中巴贸易造成了比较负面的影响。虽然巴西正在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主要是因为欧盟可能会比较多地进口巴西工业制成品，至于巴西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则为时尚早。巴西虽然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经济体，但囿于两国在巴西联合国入常上的分歧以及巴西对中国竞争力的担忧，巴西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并未落实。中国商品在进入巴西时面临着反倾销措施的严重困扰。巴西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降低对成品的关税，以便巴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加工食品和豆油，但中国对于巴西服务业和农业产品的全面开放也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注重经济的互补性有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的持久性。
其次，中国需要继续加强对巴西的投资，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和能源矿产领域，而且要广泛地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巴西经济虽然不够开放，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很完善，而且通过10余年的社会发展政策培育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巨大的新兴消费市场。在贸易不够开放的情形下，中国企业通过投资巴西能够绕过贸易壁垒，直接进入巨大的巴西国内市场。当然，这并非一条坦途。巴西工业基础有利于投资，但也存在经商环境较差的问题。巴西社会对于外国公司投资能源和土地等领域存有戒心。比如2013年
10月，巴西海上桑托斯盆地利布拉油田开采权竞标，这是巴西第一次采用产品分成合同进行招标，规定巴西国有股份必须占到30%以上，并且是作为核心基础的唯一作业者。据此规定，此次竞标巴西石油公司握有40%股份、道达尔和壳牌各持20%、中石油和中海油则各占10%。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联合竞标的情况，仍然引发了巴西民间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政府允许外资进入石油生产领域是出卖本国利益。巴西政府近年来还对外资购买土地的面积和途径、投资当地的项目、外国劳工签证和矿业活动等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或规范措施。这些举措客观上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巴西土地和矿产的难度和成本。此外，与各国投资一样，中国企业投资巴西还要面临所谓的“巴西成本”问题，即高估的货币、高利率、高税收、不充足的基础设施、教育质量不高和严格的劳工法等。
在巴西当前的投资环境之下，中国投资者采取伙伴关系和本土化战略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将更为有利。中国巴西企业家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建立伙伴关系是取得成功的更好的办法，拥有良好中国伙伴的巴西企业都比较成功。文化差异和缺乏了解也是中国企业投资巴西时要面对的情况，所以与巴西当地企业结成合作伙伴会遭遇较少的挫折。此外，中国资本进入巴西需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最关键的还是要寻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价格竞争容易遭到同行抵制，所以要做好投资战略升级的准备，树立好现代企
业责任的观念。
4.中国与巴西合作的挑战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中巴战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更加深层次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全球化和多极化深人发展条件下两国如何调解战略差异、加强战略协调和增加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
第一，多极化进程加快可能导致两国的战略契合度降低、差异性的消极影响上升。随着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推进和巴西对外战略伙伴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巴西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战略自主和独立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可能有所降低。中巴两国在追求多极化这一国际战略上的高度契合为克服两国差异性，或者从积极和互补角度看待差异性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情形在国际体系高度单极化的世界是容易维持的。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和金砖国家的相对崛起，国际格局在未来10年将变得更为均衡，大国的权力组合随着议题变换进行转换的可能性上升，中巴两国维持战略合作的结构性基础面临削弱的风险，两国差异性的消极影响可能会上升。欧美在意识到其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前景后，已经开始着手从战略上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这为巴西对外战略合作提供了更为多元的选择。欧盟2007年和巴西确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在2014年欧盟和巴西峰会上讨论了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欧盟与南共市经济协定进展，互联网安全和包括乌克兰、中东与非洲在内的国际安全等广泛而重要的议题。①美国也正在与巴西构建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已经在经济和金融、战略性能源、全球伙伴关系和防务合作4个议题上形成总统对话机制。②其中，巴西和美国把在世界范围内推进民主和尊重人权作为巴美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带有鲜明的价值观外交色彩。从现实可行性来看，国际体系改革需要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通力合作，因此巴西等部分金砖国家希望在价值观外交等方面加强合作，以迎合国际社
会特别是欧美对这些国家国际地位的战略认可。“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作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合作机制，并没有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兴起而衰亡，其成员国除了在争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支持国际发展的议题上有共同立场外，还特别强调成员国的民主国家身份，凸显了该论坛坚持价值观外交的立场。中巴合作的战略性和政治基础在未来面临的利益分歧和地缘竞争压力趋于增加，巴西对中国在其外交战略中地位的认知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随着巴西在多极化世界的选择增多，中巴在政治层面合作的议题需要解决的紧迫性上升，比如中国对巴西“人常”的态度面临更加明确化的压力。俄罗斯政府早在2002年就已经对巴西“入常”表达了支持立场，中国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对巴西“人常”态度不明确的唯一成员。在过去几年的战略互动中，巴西与中国
在一些重要外交议题上的分歧已经有所表现。比如，巴西主张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加人工业议题，但是中国和一些国家拒绝了这项提议;巴西战略界对中国2005年因“四国提案”包括日本而强烈反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感到沮丧，因为巴西在2004年为争取中对其“人常”支持而启动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③2010年巴西和土耳其为避免伊朗遭受安理会制裁提出一项解决倡议，但中国和美国在安理会投票支持制裁伊朗的决议。中国和巴西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第三方市场的制造业贸易中正在形成竞争，这对中国发展与巴西在上述地区的深人合作形成了制约。虽然中国在巴西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但是200$年的民调显示，巴西国民认为中国对巴西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不及阿根廷和美国。面对中巴战略合作中的隐忧，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表示，巴西缺乏对中巴关系的全面评估，认为对华关系将是巴西未来的重要挑战之一。中国和巴西的硬实力对比在未来10年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巴西认为其在软实力上保持领先的可能性更大，两国的软实力比拼可能对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在一份重点考
察国家在非经济和军事领域国际影响力的“全球
软实力测评报告”中，巴西2012年在全球软实力排名中位居第17位。⑥巴西政府自卢拉执政以来倡导的以既坚持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注重增进社
会公平的社会政策为核心的巴西模式在拉美和非洲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与国外学者概括的“北京模式”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2014年2月，在美洲理事会和美洲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巴西前总统卢拉声称巴西并不追求对劳工福利重视不够的中国发展模式。⑦此外，巴西近年来的对外援助颇具特色，注重双边、三边、多边、区域内和跨地区等多种援助方式，巴西借此在拉美、加勒比、非洲等地区的亲和力获得显著提升。鉴于巴西在非洲独具特色和日趋扩大的影响力，巴西在支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对非合作的同时，也坚持该国业已形成的对非合作模式。中巴两国在金砖机制内的对非政策有待进一步磨合。
第二，中巴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问题成为未来两国亚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巴西近年来对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目标是推动对华贸易结构的多元化，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对华出口，以切实增强该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巴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需主导的大型经济体，出口只占该国2. 5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但是巴西政府非常看重出口部和制造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地位，自2004年起宣布实施新的工业发展政策。①尽管巴西的初级产品、飞机制造业和石油开采业近年来极大地受益于对华经济关系，但是巴西对华出口以铁矿石、大豆等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带有“南北关系”色彩的中巴贸易结构仍然引发了巴西战略界的担忧。受到大量质优价廉的中国制成品冲击的巴西国内制造业部门对此颇有怨言，认为这是巴西“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极力向巴西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增加对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或者增强该国对华制成品进口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巴西总统罗塞夫也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来扶持本国
工业。奇瑞、江淮等中国自主品牌受到巴西进口车工业产品税税率大幅上调的严重影响，不得不选择在巴西国内设厂的战略。随着中国国内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商品进人巴西市场的难度在增大。
中国与巴西在第三方市场工业制成品贸易的争加剧了两国的经贸摩擦，并可能危及两国在拉美等地区的战略合作态势。巴西国家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巴贸易的深化出现了两个不利于巴西的趋势:一是巴西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正在从劳动集型产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二是巴西的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不但在国内受到中国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而且在全球市场也受到冲击，这加重了巴西对出口初级产品的依赖。2003年以来巴西对阿根廷的出口显著下降，巴西高层认为其原因是阿根廷为了降低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而选择降低对中国部分制成品的进口限制，这对巴西制成品出口到阿根廷市场造成了压力。③巴西政府对发达国家搞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表达不满的同时，对人民币汇率政策也颇有微词。巴西财长曼特加在20国集团首尔峰会前夕曾表示，汇率战争已经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建立汇率操纵指数机制来评估那些操纵汇率的国家，并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此外，巴西政府部门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巴西的大规模买地行为，中国在支线飞机制造过程中可能拷贝巴西技术等现象日趋关注。鉴于上述形势，巴西政府虽然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却没有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仍然根据1995年第1602号法令的规定，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第三方出口产品价格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
第三，中巴两国在彼此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巴西近10余年来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其国际地位和成为世界大国，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也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巴西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有所上升，2010年中国驻巴西大使的级别从局级调整为副部级。中国领导人对于巴西的全球性影响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习近
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南非峰会期间与罗塞夫总统会晤时指出，中巴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凸显，愿推动中巴关系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条件下新型国家关系的典范。尽管如此，巴西能否被称为世界大国在中国战略界尚无共识，金砖国家中只有俄罗斯享此殊荣，这与巴西对中国的期望有一定的差距。欧盟与美国提升巴西在其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后，巴西对中国的期望将会水涨船高，在未能得到中国在巴西联合国“人常”等问题上的支持后，中巴战略互信的基础将会因此削弱。
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走向深人的形势下，中巴两国战略合作的均衡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金砖成员中的巴西和印度具有比较强烈的“身份渴望”，但与其实力有较大差距，而中国对于20国集团等非正式的集团机制相对理性和冷静。这些观察试图表达如下观点，即中国在依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平台来提升本国国际地位方面不如巴西等国迫切，巴西在评价金砖机制中中国的作用时有时也持类似看法。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对金砖合作机制创建之初的中巴合作略表失望，他曾撰文指出巴西与俄罗斯的积极态度是促成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提L议事日程的关键，因为“中国的态度较为保守”，“如果当时存在互动的话，也仅限于我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两人之间”。金砖国家首轮峰会始于俄罗斯，次轮的首次峰会将由巴
西举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俄巴两国在金砖国家作机制中的引领作用。巴西学术界也很关注中巴两国在对方重大关切问题上的不对等态度，对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的有效性存疑，并倾向于强调两国在战略合作中的相对获益问题，担忧产生和加剧巴西对中国的单方面、不对称依赖。①客观而言，巴西与中国发展战略合作，固然有谋求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谋求在战略上相互借重。中国提升巴西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有助于加强巴西各界对中巴战略协作重要性的认知与共识。
5.中巴未来趋势预测
1.巴西是中国扩大对拉美经贸关系的立足点。中国进一步发展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巴西无疑是一座理想的“桥头堡”。一方面，巴西是拉美的重要国家，在整个拉美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在与巴西经贸、投资等领域深入发展的基础上，以巴西为战略立足点和合作榜样，使中国与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合作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存在并不仅局限于确保市场准入和初级产品(如粮食、矿石等)的来源地，它还具有战略意义。鉴于巴西在一些高科技部门具有相对先进的水平，因此，巴西成为中国挺进拉美地区的中心，也就顺理成章了。
2.中巴合作领域将不断拓展和深化，向“深度战略伙伴”方向发展。中国己经超越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双边经贸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于2010年6月表示，中巴两国将通过双边贸易中的货币互换加强金融合作。巴西希望同中国共同创建新的全球金融秩序，
加强双方贸易关系和金融合作。近期，中国加大了对巴西矿业、油气、铁路基础设施、电力、农业、汽车和钢铁冶金行业的投资。在未来几年内，巴西将斥资1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迎接奥运会和世界杯—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重要商机。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构成的冲击无法低估，而随着中国在实施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更加自信和果断以及巴西对大国地位的孜孜以求，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度将越来越清晰。
3.中巴两国将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舞台上相互借力，共同发恳‘金砖四国”己从一个经济学术概念向新兴大国的新型合作机制发展，为中国与巴西在该框架下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方面，这些合作增强了两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利于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更趋一致，共同维护新兴市场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合作扩大了中国的资源与能源供应，有利于弥补中国经济的某些弱点，增强经
济的稳定，加强“金砖四国”(或“金砖国家”)间的合作己是中国整体外交与国际经济合作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西政府有兴趣使“金砖四国”变成一个常设论坛，举行定期会议，还可以成立特定领域的技术小组。在“金砖国家”中，巴西最看重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巴西的战略考虑是，通过“金砖国家”间论坛的固定化、常设化，并将其提升到“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地位”，形成有足
够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将有助于巴西提高政治分量，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巴西的战略考量，有利于中巴两国相互借力，携手发展。此外，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问题谈判等事务上，中巴两国将继续保持务实合作关系。
(二)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巴西关系的政策建议
1.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中巴关系全方位、宽领域发展。近年来，中国与巴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合作方式己成为推动双方经济关系的重要推手，而且成效显著。政府、企业、智库间的多方位、多层次交流与合作，己成为中巴关系不断深化的重要趋势。未来中巴关系能够在多大深度和广度上得到突破，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创新合作方式。
2.中巴两国应更加重视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整体来看，中巴目前发生的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层面，影响还不深，互利合作
仍是主流。但如不积极加以疏导，有可能漫及深层，制约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长远看，如何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增信释疑，己经成为日益突出的议题。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扩大，在认真解决贸易纠纷的同时，我们应进一步拓宽和加深与巴西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使双方关系的发展具有更稳固的基础。巴西民众受西方媒体的影响较深，容易对中国的了解产生扭曲。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展示中国深厚的文化遗产和创造
力，使巴西民众更加了解中国，喜爱中国，这方面我们己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的成效;二是面向高层、精英层，展示中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向、和平外交政策、和谐社会理念、和谐世界主张，使巴西民众看到一个深层次的中国，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难度也较大。当前，中巴文化交流形式总体仍较为单一，尤其是教育领域的交流则更为有限，这种状态不但与中巴关系现状不相匹配，而且也不利于中巴关系的未来。加强与巴西的文化教育交流，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巴西国情，而且还能够培养出更多从事中巴关系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巴西非常重视智库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很多政府官员(包括总统)都曾在大学、智库中任职，与这些学术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加强对巴西机制化的学术对话与交流，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影响对方的政策走向，推动双方在多领域的合作。
3.应看到巴西未来发展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巴西在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巴西出现泡沫的条件正在形成，并且对大量热钱流入和货币不断升值等问题发出警告。例如，货币升值的压力将威肋、到巴西商品经济和制造业等各方面。此外，巴西在基础设施投资、学龄儿童教育、官僚和税收制度等方面都存在不足。罗塞夫新政府上台后，虽然巴西外交战略的大方向发生根本转向的可能不大，但一些具体政策的变化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4.中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应加强对巴西相关法律的研究，为中国企业在巴西站稳脚跟、开拓市场提供智力支持。中国企业开拓巴西市场时，往往出
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对巴西市场不熟悉，错失发展良机，甚至造成巨大损失。在这方面，中国有关部门应引起特别重视，组织开展深入研究巴西的财政、贸易、税务、投资和劳工制度等领域的相关法规研究，为中国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