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失败原因及其评价

中法战争失败原因及其评价：没有实现近代化军事体制的转型是中法战争失败的最本质原因。

最根本原因是一个政治、军事体制全面落后，被动挨打是必然的。

一、皇权体制导致最高统治者的无能，导致缺乏战争意志，妥协退让及战机的一再贻误。

中法战争的战役胜多败少，主要败在条约的签订上。

政治制度落后，是被动挨打的首要原因。

军事落后不是第一位的原因。

（一）法国方面（二）中国方面1. 最高统治者的优柔寡断。

光绪帝2.没有自决权的奴化大臣3衙门请示式作战。

4.国民无自主地位，处于奴化地位，非全民作战。

马江之战中，中法各有优势。

中方参战舰艇11艘，除2艘小炮艇为铁甲外，其余全部为木质，装备陈旧，排水量小，旗舰轻巡洋舰“扬武号”，只有1560吨；法方也是11艘，但多为铁甲舰，装备先进，排水量大，巡洋舰多次2000吨以上，“待隆方号”巡洋舰达4127吨。

中方参战海军官兵1200余人，法方参战海军官兵1700余人。

中国舰艇武器装备数量少、质量差，火炮多为落后的前膛装滑膛炮，口径为190毫米以上的仅有3门，160毫米以上的有19门，没有机关炮和机关枪，法国舰艇的火炮都是先进的后膛装线膛炮。

口径为190毫米以上的有12门，140毫米以上的50余门，并有先进的机关炮和机关枪。

驻防闽江口的清军还有陆勇万余人，岸炮4()余门。

福建水师和福州地方则拥有山川、地利的优势，如作战指导正确、布署得当，组织动员军民群众，采取正确措施，是完全可以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取得抗敌胜利的，但是，清政府对法国侵略者却采取妥协退让、避战求和的政策和消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方针，主张“断不可轻于言战”、要“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清政府对马江之战前的闽江防务作了错误的决策指导。

一是不准塞河阻拦法舰进入闽江；二是不调拨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舰艇援闽．使其孤军作战；三是不许先发制人，只能“静以待之”。

福建地方军政大员错误地执行清政府这些作战指导方针，抑制了福建闽江前线广大爱同军民的爱国热忱和抗敌积极性，以致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清政府自中法开战以来即存妥协求和之心，和战不定，始终不敢鼓足勇气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在法舰频频进入马尾港的危急情况下，仍死守衅不可自我开的教条，从而丧失了先机制敌的条件。

清朝前敌官员不谙军事，书生典兵，在法舰进泊港内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不预作准备，反而约束将士不准先敌开炮，不能报据战场情况临机处置，结果只能被动挨打。

冯子材率萃军10营扼守关前隘新构筑的长墙和两侧山岭、正面堵击法军。

王孝棋率勤军8营驻守长墙后半里为犄角。

苏元春、陈嘉等部桂军驻关前隘后2.5公里的幕府，方友升和蒋宗汉部驻关前隘后15公里的凭样为后应。

王德榜率湘军驻镇南关东侧的油隘为左翼，魏刚率鄂军四营驻镇南关西侧的艾瓦为右冀，一个由40000多人联合布防的袋形歼敌网形成了。

3月23日，法军3000多人进犯关前隘。

冯子材率领将士誓死守卫长墙。

法军曾攻占由萃军防守的东岭上的三座堡垒。

长墙危急。

此时，苏元春、陈嘉、蒋宗汉、方友升等率部增援、苏元春部协助冯子材扼守长墙，陈嘉、蒋宗汉部增援东岭，固守第四、五号堡垒。

次日，冯子材采扬长避短之术，将兵士隐蔽在长墙之内，待敌军扑近长墙时，冯于材命令打开长墙栅门．将士—拥而出，挥动大刀、钢标与敌拼搏。

冯子材亲率大刀队跃出墙外．指挥战斗．将士感奋，勇往直前，杀得法军纷纷后退，跪地求饶。

陈嘉、蒋宗汉率部在东岭经过七上八下的激烈争夺，终于夺回了三座堡垒，把法军压下山谷．各部清军齐心夹击，把法车赶出关外。

王德榜部于油隘分兵关后截击法军运输增援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战场的战斗。

镇南关大捷“毙匪干余，擒斩数百、并夺获枪炮、饼干不计其数”。

“法经此次大创，匪尸遍野，器械遗亡，为该匪入越以来实罕有此大败，洵足以慑夷胆而震天威”。

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近代化军事体制，中法战争暴露了清朝军事指挥体系的全面落后。

二、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近代化统帅机关。

中国方面：（1）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辖全国陆海军协同作战的军事大本营及指挥体系，仍然军政合一的军事指挥体系。

淮军、湘军、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广东水师、福建水师。

地方派系部队，临时拼凑，临时任命战时统帅，兵不知将、将知兵，难以协同作战。

（2）.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独立的陆军野战军事体系，部队死守城池、缺乏机动作战，既执行野战任务，又进行城市防守作战任务。

(3)地方军政长官分别指挥。

军政合一。

李鸿章既是地方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

军政不分，有地方利益。

各自为战。

被日本各个击破。

中日战争前期，只有淮系军队在作战，后期是只有湘西军队再作战，a这两大派系没有联合起来，被日本各个击破。

(4)前敌指挥不统一，各自为战.各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存派系实力的消极避战。

晚清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地方督抚力量的崛起，地方行政力量是增强了，但是全国整体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5)战略指挥与战术指挥脱节。

有战略指挥权的光绪帝，不懂打仗。

有战术能力的军官没有战略决定权。

失去战争的战争的先机，被动应战，马尾海战是这样，大东湾海战是这样，遭到突然袭击，没有主动性。

张佩伦的消极避战。

丁汝昌的消极避战。

叶士超的避战。

只有左宝贵、聂士成拼死抵抗。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没有健全的军事指挥和参谋机构，李鸿章缺乏积极抗战的战略思想，死守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致造成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陆路清军株守以待，坐失战机。

北洋舰队始终执行保船避战方针，不敢主动出击，放弃制海权，最后被困威海刘公岛，坐以待毙，全军覆没。

地方派系部队，临时拼凑，临时任命战时统帅，兵不知将、将知兵，难以协同作战。

清军各军之间因派系，畛域之见在战斗中难于指挥。

如广西的部队在第一阶段战争中有不少是一触即溃，溃军到处抢掠，影响很坏。

而且战守各不相救，造成很大的失败。

清政府被迫宣战后，朝廷下令滇、桂军伺机反击，滇军制定了联络桂军，攻取宣光，西东两条战线连为一体，再伺机进攻河内、顺化诸省的战略思想。

由于东线桂军不能配合滇军行动。

所以宣光之战未能实现原有的战略目标，东、西两线清军会师的计划失败了。

当时驻守在桂、越边境的清军主要有：广西巡抚、办理广西军务潘鼎新直接统领的淮军，署广西提督苏元春统领的桂军，前福建藩司王德榜统领的湘军、杨玉科统领的广武军，杨玉科统领的威远军，还有新增援的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统领的萃军，王孝棋统领的勤军，魏刚统领的鄂军。

潘鼎新是淮军将领，听命于淮军首领李鸿章，他身为广西巡抚，本应接受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的节制，但他自恃李鸿章为后台．—意孤行。

甚至他向清廷的有关奏章，亦不按例咨会彭。

苏元春统领的桂军，多为潘鼎新所倚重和左右。

王德榜是湘军将领，为左棠所奏派和接济，听命十左宗棠。

冯子材统领的萃军和王孝棋统领的勤军，为张之洞和彭玉麟(湘军将领)所奏派和接济的粤军，听命于张之洞。

在抗法的主张和相互关系上，李鸿章和左宗棠、张之洞有隙，而左、张较相近。

所以，当时在广西边军中．形成淮、桂、湘、粤四大部队鼎立，淮军与湘、粤两军时有偓促之势。

潘鼎新身为前敌诸军主帅，但囿于派系、畛(zhen)域之见，对诸军抚驭诸多不治，排斥异己，压湘排粤，谎报军情，诬陷他军，致使将帅不和，军心离散．愤事日增。

三、没有近代化军事人才及兵员，战法陈旧；各种工事和火力布局往往无纵深配置；没有在将领之下设立一个统一的、协调诸兵种的机构—司令部。

（1）在对外战争中，清军沿用密集队形冲击战法，就更加暴露出明显的弱点。

以左宗棠所乐道的《七队图说》为例，其进攻队形虽然规定有正队、副队、包队、抄队、督阵队、埋伏队等交相配合，但接敌之初，却规定连营排列的正队首先拥向前敌，作密集队形的推进，直到第四次鸣炮，处于原来位置的两翼包队方才进发。

如此队形，用以进攻外国侵略军，势必一开始就遭敌火力严重杀伤。

（2）各种工事和火力布局，往往无纵深配置，防御成败完全依赖第一线火力，跳不出古代拦击战术的旧圈子。

1848年2月，担任对法作战的东线指挥徐延旭率兵50余营，“尽固守北宁一隅”，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构筑工事，连营数十处。

但“俱在前敌，而后路空虚”。

结果，法军避开了防军正面，从侧翼兜进，小费周折即使清军全线溃退。

其后，诸如辽东、威海、大沽口、京津沿线的抗登陆及陆路阻击，清军作了许多如上笨拙的部署。

此外，清军的城寨守御同样没有摆脱古代旧方式的束缚。

他们守城时，一般仍靠加固城墙和城头筑垒，城外仅以壕堑、木桩、埋雷等设施阻敌。

战时，士兵拥挤于城头工事内，单凭城防火力及抛掷器与敌对阵。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军抵御太平天国，贵州苗民、云南回民、中原捻军等农民起义力量时，大量采用这种战术。

中:法北宁之战，清军倦曲城内，而对城东北四公里的涌球(今答求)，特别是紧靠城垣的两座土山不加设防，使法军轻取涌球，夺占土山，“曳炮早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

甲午平壤之战，在日军取包围之势下，清军还只是“墨守城垣，附郭而屯”，根本不去利用远郊有利地势，控制要点、作积极防御，甚至连深山、黄州、威州一带的巡逻队也撤销了。

结果，日军引炮山巅，轰毁玄武门堡垒。

守军全线震动，退守失据，溃乱一团。

可见，旧的单纯城寨防御方式是无法彻底抵抗新炮火之强大威力的。

(3)没有在将领之下设立一个统一的、协调诸兵种的机构—司令部，由于清军军队编制十分陈旧，统帅各军的从本上还是靠一两个将领，这就很难使越来越复杂的兵种协同起来。

由于没有摆脱古代行军打仗的传统方法，部队的战时供应除了靠“因粮于敌”外，几乎全部靠部队本身的携行物资来解决。

战斗队和轴重队往往棍杂在一起，部队运行速度和距离，战斗持续时间的长短，基本是以携行量的大小来决定。

以后十数年部队分工日渐明显，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战场要求与保障工作的矛盾并未解决。

到了甲午战争，随着新兵器在营中特别是北洋海军中的应用，已经出现了许多兵种，诸如步兵、机枪兵、骑兵、野战炮兵、要塞炮兵、工兵、电话兵、水雷兵、探照灯兵以及轴重兵等等。

这又为清军带来一个新问题，即各兵种间的协同问题。

由于清军整体编制十分陈旧，统帅各军的从本上还是靠一两个将领，而没有在将领之下设立一个统一的、担负不同职责的机构—司令部，这就很难使越来越复杂的兵种协同起来。

加之将帅之间的矛盾，各部队孤军奋战的现象由此而起。

当时，金州、旅大形同唇齿，但金州归奉天指挥，旅大归天津指挥;威海岸炮归陆军李秉衡指挥，但沿海战舰归李鸿章节制。

在辽东抗登陆战役中，鸭绿江方面的宋庆不能指挥伊克唐阿，旅大方面的龚照屿又不能指挥连顺。

各自为战，人心涣散。

（4）战略战术上也没有从海陆协同作战。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抗登陆作战，只是单纯守卫、分兵把口，忽视了在军港侧后方设防，以至旅顺、威海相继失守。

（5）另外忽视战略战役的侦察，对敌人战略意图和敌情缺乏了解分析，导致一条列战役的指挥错误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