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汪曾祺的《受戒》是一篇以佛教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通过叙述一位小和尚受戒的过程和他与禅师的对话，展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思考。
本文将从描写细腻、寓意深刻和情感真挚三个方面对《受戒》的审美追求进行分析。
汪曾祺在《受戒》中展现了高超的描写技巧，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小和尚受戒过程中的内心变化。
文章以细微的动作和细节入手，如小和尚坐在禅师前，双手合十，一声不响地等待，这一动作凝聚了小和尚对受戒的虔诚和敬畏之情。
作者还描绘了禅师牵起小和尚的手，慢慢地走向受戒地点的场景，通过这个动作，读者能够感受到小和尚内心的紧张和充满期待的情绪。
通过细腻的描写，汪曾祺将小和尚受戒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审美感受。
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小和尚和禅师的对话，传递了深刻的寓意。
禅师告诉小和尚：“寺中金宝，外边狗屎”，这句话表达了禅师对世俗名利的鄙视和对内心追求的鼓励。
小和尚通过禅师的教诲，逐渐认识到自己修行的目的不在于寻求外在的名利，而在于内心的净化和升华。
通过这个寓意，汪曾祺表达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对虚荣和功利的批判，呼吁读者追求内心的真善美。
汪曾祺在《受戒》中展现了作者真挚的情感。
小和尚被受戒后的兴奋和喜悦所感染，他紧紧地握住禅师的手，热泪盈眶，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而禅师则温和地拍了拍小和尚的肩膀，表示对他的鼓励和祝福。
通过这些情感的表达，汪曾祺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小和尚的关怀和对美善事物的推崇。
这种真挚的情感与美的追求相结合，使读者产生共鸣和情感上的共鸣。
汪曾祺的《受戒》通过精心的描写、寓意深刻和情感真挚，展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
通过对小和尚受戒的过程和他与禅师的对话的叙述，汪曾祺传递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对内心追求的呼唤，唤醒了读者的内心共鸣和对美的感悟。
这种审美追求，不仅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而且对人们修身养性、追求真善美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启示。
从《受戒》看汪曾棋的审美理想
从《受戒》看汪曾棋的审美理想汪曾棋是中国当代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和美学家，他对中国现代艺术史、文化理论和美学思想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著作《受戒》中，汪曾棋在审美理想方面提出了一些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从《受戒》可以看出，汪曾棋的审美理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汪曾棋强调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艺术创造的心理基础是创造性思维”，只有通过不断跳脱传统模式、打破常规思维，才能产生新的艺术形态和艺术内容。
汪曾棋在《受戒》中写道：“创造性思维的特点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它总是超越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事物。
”因此，他呼吁艺术家在创作中要具有自主性，不断寻求新的思路和方法，以创造不同寻常的东西。
第二，汪曾棋认为，艺术是一种语言，有着自己特有的语言规律和语法结构。
他强调了艺术的符号化特性，即艺术作品由各种符号来构成，这些符号通过艺术家的观念和感受进行了具体化，最后呈现在观众面前。
汪曾棋在《受戒》中指出：“艺术是系统的语言形式，它是通过符号、声音、色彩、形式、空间等多元元素来传达信息的。
”因此，要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首先要理解它的符号和语言规律，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
第三，汪曾棋对于“中国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文化的延续和演进。
因此，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时，要与西方先进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受戒》中，汪曾棋这样写道：“作为现代人，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后重新提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将其更理性、更现代化地表达。
”因此，汪曾棋强调，在传承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不断地进行创新，使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四，汪曾棋认为，艺术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不应当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他认为，艺术家应当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要在自己的艺术中传递正能量，为社会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在《受戒》中，他写道：“艺术是以人为本的，也是面向人类全体的。
汪曾祺散文中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追求
汪曾祺散文中的审美趣味与文化追求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其散文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与赞誉。
他的散文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对汪曾祺散文进行探讨。
一、审美趣味汪曾祺的散文作品展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趣味，深受读者喜爱。
他的作品以其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视角，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
在《故乡的钟声》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在乡村的童年生活，通过对乡村景观和家乡情感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一个美丽而宁静的世界，唤起读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散文语言简洁而富有节奏感，行文流畅自然。
他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细节，通过对细节的描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
例如，在《南方有嘉木》一文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了南方的嘉木，让读者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美丽。
二、文化追求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中还融入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他在作品中不仅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诠释和探索。
在《儿时的铜漏》一文中，他回忆起自己儿时的故事，通过对铜漏的描写，他探讨了时间和生命的语言，表达了对时光流转的感慨。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他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思考和发掘。
他通过对民间传说和传统节日的描写，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例如，在《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文中，他描绘了中秋节的景象，通过对中秋节文化的回忆与追忆，向读者传递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中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追求相辅相成，相互交融。
他通过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思考，创作出了一系列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给人以美感和思考的空间。
综上所述，汪曾祺散文作品中展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对传统文化的追求。
他的作品以其细腻的描写和独特的视角，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
同时，他还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回忆与追忆，展示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汪曾祺的散文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散文集的生活哲学
汪曾祺散文集的生活哲学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散文作品流传广泛，被称为“散文大师”。
他的作品不仅描写了生活的琐碎和细节，更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学。
本文将从汪曾祺的散文作品中提炼出一些重要的生活哲学思考。
一、对人生的洞察汪曾祺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人生的深沉思考和独到见解。
他善于通过描写细小的生活片段，折射出人生的真谛。
比如他在《再看照片》这篇散文中写道：“爱，经过时间的洗礼，砾石般抵来，又退了。
”他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时间的无情和爱情的脆弱，让读者深刻感受到人生的变幻无常。
二、对生活的细腻触摸汪曾祺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细节的触摸和感悟。
他能够看到日常生活中细微而普通的事物，从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乡村生活的描摹，对农民的赞美，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汪曾祺在《农村采访逐句记录》中写道：“生活所发生的事儿无论大小，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佳话。
”这句话透露了汪曾祺对生活本身的热爱和对日常琐碎事物的重视，这种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三、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自然是汪曾祺作品中重要的元素之一，他对大自然怀着敬畏之情。
他善于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展现生命的美好和脆弱。
在《雪山》一文中，他写道：“楚楚可怜的花朵，还没有经过一场风雪的洗礼，看上去是甜美的，等候着一起过年。
”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大自然中的美丽与无情，让人对生命的脆弱和美好有更深的体会。
四、对人性的思考汪曾祺的作品中深入展现了对人性的思考和剖析。
他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塑造，从而传达出对人性弱点和迷茫的思考。
比如在《上海世博会现代农民杂志上的一则广告》中，他以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对当代人追求物质的盲目和浮躁进行了讽刺。
通过这样的描绘，汪曾祺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代社会人性的思考，引发读者对于自身价值观的反思。
五、对当代社会的评论汪曾祺作品中的生活哲学也展现在对当代社会的评论上。
他善于对社会现象和矛盾进行透彻分析和思考。
在《窑洞里的火塘》一文中，他描述了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家庭的情感依附，对于当代家庭价值观的批判。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受戒》是中国现代作家汪曾祺的一篇短篇小说，通过描写一个佛教徒接受戒律的过程，展现了作者的审美追求。
本文将从题材、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浅析。
从题材上看，《受戒》描写了一个佛教徒接受戒律的过程。
整个故事基本上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小智准备受戒的内心世界以及接受戒律的仪式，展现了他对佛教的虔诚和浓厚的信仰。
作者还通过主人公与大师的对话，展示了佛教的智慧和教益。
这一题材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信仰事物的审美情趣和追求。
在叙事手法上，《受戒》采用了以主人公内心活动为主线，穿插对话和描述的叙事方式。
整篇小说通过主人公小智的思考和回忆，展现了他对接受戒律的内心挣扎和思考。
而在他与大师的对话中，通过互相追问和换位思考，大师对小智的引导和启示，读者也能感受到作者对佛教智慧和教导的积极态度。
这种叙事方式既通过个人经历和思考展示了主题，又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成长过程，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
在语言风格上，《受戒》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力图达到“言简意赅”的审美追求。
作者运用大量的对话，使作品具有了生动的场景和自然的流动感。
作者还用大量的象征手法，如小智翻开《本愿经》，被书中的“墨脱”所迷惑，象征着他对戒律的迷惑和困惑，而后大师的指点使他茅塞顿开，洞悉了佛理佛义。
这种简约明快的语言风格不仅使作品更加贴近读者，也使读者更能深入领会到作者的审美追求。
汪曾祺的《受戒》通过佛教徒接受戒律的过程，展现了作者的审美追求。
从题材上看，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对待佛教的态度，呈现出他对信仰事物的审美情趣和追求。
在叙事手法上，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与大师的对话，展示了他的成长与领悟。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运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使作品具有了深度和感染力。
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受戒》中作者的审美追求，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审美的鉴赏方式。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汪曾祺的《受戒》是一篇以佛教宗教仪式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通过对主人公受戒过程的描写，探讨了人生的追求和审美观念。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富有的商人，他正在接受佛教的受戒仪式，希望通过皈依佛门来寻求内心的平静和解脱。
在受戒的过程中，主人公感受到了短暂的宁静和心灵的满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无法真正抛弃尘世的欲望，心中的烦躁和焦虑再次袭上心头。
从整个故事的构架来看，汪曾祺试图通过描写主人公的受戒经历，表达出人们对于心灵的渴望和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
主人公在受戒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宗教仪式，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安抚。
这种宁静并没有持久，主人公很快就重新陷入了纷繁复杂的尘世中。
在审美追求方面，小说中体现了苦乐并存的审美观。
在主人公受戒的过程中，他体验到了一种短暂的快乐和内心的解脱。
佛门教义中有一种观念叫做“无上乐”，指的是通过修行和悟道得到的无上的快乐。
主人公在受戒的过程中，虽然只是体验到了一点点的无上乐，但这让他对人生感到了一种希望和欢愉。
随着主人公重新回到世俗的生活中，他很快就发现无法逃脱尘世的琐碎和烦恼。
他重新沉浸在商业的竞争中，被追求物质财富和地位的欲望所束缚。
这个过程表达了作者对于尘世的批判和对于人性的深思。
通过《受戒》这个故事，汪曾祺试图传递出一种对于人生意义和追求的思考。
他认为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摆脱欲望和追逐，但又对于内心的平静和解脱有一种向往。
这种苦乐并存的审美观体现了汪曾祺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论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名垂青史的名字。
汪曾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而且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剧作家。
他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技巧为人所称道。
他的小说在描写生活的平淡中，常常寓有奇崛之处，但这种奇崛却不是为了卖弄而存在，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哲学底蕴。
本文将详细阐述汪曾祺小说的精髓——寓奇崛于平淡。
一、寓意深刻，文化内涵丰富。
汪曾祺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涉及各个方面的人文社会现象。
例如，他的小说《围城》所描绘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当时城市中的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的小说《钟鼓楼》所描绘的正是春秋时期的史实，用寓言的方式来探讨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
汪曾祺的作品常以一个平凡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现象，让读者在平淡的故事中领悟到深刻的寓意和哲学道理。
二、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平淡，但情节却多变曲折。
他可以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事件，展现出人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以反映出社会的问题和历史的局限性。
例如，他的小说《马桥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经历多次转折后才被解决的农民遭受不公的故事。
这种情节的变化让读者在读完之后，对于故事中反映的事件和人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内在品质。
三、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简单，直观易懂，曲折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
他的小说中多用平易近人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片段，不时添加一些耳目一新的描写，使读者可以轻松地了解和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道理。
他的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把人物的语言真实地还原了出来。
这样的描述，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领悟到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同时也让人物之间的交流更耐人寻味，更质朴自然。
四、细节描写，意味深长汪曾祺的小说中，细节描写十分传神，甚至可以用意味深长来形容。
他能够在普通的场景中，描绘出很多简单而独特的细节，从而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神秘和诗意。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
浅析汪曾祺《受戒》的审美追求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以其独特的文风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闻名。
他的作品《受戒》是一部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小说，其审美追求在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文将从叙事手法、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受戒》的审美追求进行浅析。
在叙事手法上，《受戒》展现了汪曾祺独特的审美追求。
小说以简洁明快的叙事风格，将古代僧人和现代人的故事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汪曾祺通过交错叙事的方式，将两个时代的故事融为一体，展现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情感。
他还巧妙运用回忆和幻想的手法，使故事更加丰富多彩，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更深层次的共鸣。
这种叙事手法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古代与现代文化的深刻理解，更凸显了他对文学创作的独特审美追求。
在情感表达上，《受戒》体现了汪曾祺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关怀。
小说中虽然涉及了宗教信仰的话题，但作者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
在描述古代僧人的故事时，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他们内心的挣扎和矛盾，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对于现代人物的刻画也同样细腻入微，展现了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迷茫。
作者通过情感的渲染和表达，使整个故事充满了温情和人性的关怀，体现了他对文学审美追求的深刻理解。
在人物塑造上，《受戒》展现了汪曾祺对人物形象丰满与复合性的审美要求。
小说中，古代僧人和现代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的性格和命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像。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丰富性和复合性的刻画，展现了对人物形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古代僧人身上透露出的古朴与深邃，现代人物身上流露出的现实与朴素，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
这种对人物的细致塑造和丰满刻画，正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审美追求的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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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中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读汪曾棋同志的小说，总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
在那些单纯古朴的旧日人物身上，在那乡情浓酽的风俗气氛中，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似乎隐慝着一种深厚的意蕴。
一种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挚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形成其基本格调的意蕴。
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魂儿”吧，我以为那该是沉入艺术境界之中的哲学意识。
是作者熔人生的丰富体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于一炉，锻炼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态度。
这种整体的哲学意识及其审美态度，得以滋养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是经由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冲击，淘汰了封建性的糟粕，而沉聚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
即使是作者早期写得很洋的作品，今天读来，也依然可以发现其中所积淀的传统文化。
作者近年创作中，“回到民族传统”的自觉努力，就使这种潜在的倾向，愈益明朗。
古典文化对他的影响，不仅是文学、美学的，首先是哲学的。
曾棋同志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见汪曾棋《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新疆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的生活养育的劳动群众，凡赢得作者积极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的人。
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见《岁寒三友》)；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故乡人——钩鱼的先生》)；金大力公正厚道(《故乡人——金大力》)，以及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鉴赏家》)，都继承了传统的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
这种朴素的道德理想，也被作者用作为评价当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尺度之一。
沈沅在政治的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寂寞与温暖》)；王大力舍身救列车，他的亲属由工人们自愿赡养着(《塞下人物记》)；小王的苦恼，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热心的帮助，尽管时代内容的变化，使同一尺度的审美评价，所达到的效果差异很大。
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于伦理意识的感情慰藉，是作者在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的诗意。
这显然是民族传统道德的延续。
至于高北溟耿介刚直的性格，他在困境中不失操守，宁可穷而不达也不肯苟合于污浊的世态，以及对师生情谊信念般的诚挚，都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
这些朴素的道德理想和儒家以伦理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重视人的世间关系的协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把人们的情感“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中体现着这一特征，他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所表现的都不是超世间的崇高精神，只是在否定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秩序的阶级偏见(见《鉴赏家》)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见《晚饭花》)的同时，把其“仁爱”观念中所包含的一般博爱思想、富于实践理性精神等具有人民性的部分，艺术地再现于普通人原始的生活命运中，使传统的观念在艺术表现中获得时代感。
庄子是汪曾棋同志深爱的大散文家。
作为道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庄子思想中含有浓厚唯心主义的虚无思想。
但他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绝对自由观念，却是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重要动力，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是历来的传统知识分子，无力反抗黑暗的现实，苟安于乱世，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共同归宿。
汪曾祺同志笔下的旧知识分子，往往带有这种思想特征。
他们或淡于世事，不屑为浮名俗利而“数数然”(如《鉴赏家》中的季民)；或甘于寂寞、在清贫的风雅中自得其乐(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也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
这些精神特点正好与他们急公好义、耿介刚直、不苟合于污浊世态的道德风貌相补充。
一方面是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
“达则兼济天下”，施及旁人；“穷则独善其身”，面对社会是消极的反抗，面对人生则是积极解脱，无所求而无所失，有所不为才能保持道德人格的完整。
作为艺术形象，这固然体现着作者写实的客观态度，同时，毕竟也渗透着作家主观的审美评价，表达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主观好恶。
这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倾向，表现在不少具有深厚古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中。
我们读孙犁笔记体的近作《芸斋小说》，常为他近于淡泊的笔调所惊异，十年动荡，亲人的生死离散、世态的炎凉冷暖、个人感情的重创、人格的屈辱，都以极平静的语气道出。
读杨绛同志的《干校六记》也有同感，女婿死于非命，家人无法团聚，结发的夫妻也咫尺天涯难得相会，这些巨大的悲苦，都在悠悠不迫的文字间释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真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也同样体现着古文化的精神，使人唱然而惶惑。
另一个女作家宗璞，她广泛借鉴西方小说技法，极具深度地正面刻划了一个时代动荡的，知识分子精神的压抑与心灵的痛苦，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到古典文化的脉搏在跃动。
应该指出的是，汪曾棋同志的小说中，即使是在人生的范畴内，他对老庄思想的接受也是有选择的。
这不仅表现在他写了很多热情进取的市民形象，肯定了他们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秦老吉一家的勤劳进取(《晚饭花——三姐妹出嫁》)、高大头带点无赖气的斗争勇气(《皮凤三植房子》)，都体现了与知识分子甚为不同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作者对老庄思想一定程度的批判。
而且，他常取庄子寓言的旧境，开拓新意，思想的内核已经改变，大都只保留其美学的形式，他小说中有几篇是以庄子散文的章句为题辞的，当属于这反其意而用之的一类。
《复仇》的题辞引自《庄子—达生》：“复仇者，不折镆千；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但小说全然没有逃遁避世的消极情绪，反而在诗的意境中，表达了人与人之间谅解友善的美好理想，而在绝壁处开路的象征意象，则赞美了探索者的勇气，体现着积极入世的精神，与庄子逆来顺受的原意背道而驰。
《徙》的题辞是庄子《逍遥游》的名句，作者以它来寓示知识分子追求事业的抱负，情节本身所表现的社会批判内容，也完全超出了庄子“有待”与“无待”的玄妙哲理，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旧时代的激愤。
汪曾棋同志的另外几篇小说，则简直可以说是对道家无为哲学的嘲讽。
老鲁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四十年代的战乱中，实在带点阿Q式的麻木(《老鲁》)；扬州人的潇洒超脱加速了他落魄的命运(《落魄》)；鸡鸭能手们庖丁解牛式“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的高超技艺，也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
这几篇写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战乱中的社会风貌，无论是市农兵商，还是一般教员都生活在老庄混茫的气氛中，但不幸的命运本身却激发着人们无可奈何的悲悯。
作者对佛教的态度，要比对儒、道单纯得多。
《受戒》是他作品中非常独特的一篇。
作者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情的初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地净界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起来，人间的烟火气弥漫在寺宇内外。
他无意于宗教对人的异化，而以幽默的笔触，着力描绘宗教环境中世间化的一面。
他写出了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以为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并无两样。
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原本消极出世的超然态度，在这特定的生活氛围中，完全变成了对违背自然、违背人性的宗教制度的嘲讽。
而乐观的、入世的生活意趣则和作者所肯定的市民意识相联系，应属于民间文化思想的成分，也突出着这个时代的乐观精神。
除此之外，汪曾棋同志的小说中，只有《复仇》里还出现过一个和尚的形象，而这个和尚虽然佛门装束，说的却是颇为现代的警策之语，作为智慧与善的精神象征，他显然已经超出特定的环境，何况小说的题辞又是庄子的文句，仇雠和解的主题，也与儒家“仁爱”的思想相通。
由此也可以看出，虽然儒、道、释三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组成，对他的小说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互相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的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
儒道之中又以儒家的影响最直接。
积极入世、注重实践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他小说中基本的伦理意识与道德标准，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中，也体现在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信念里，形成了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社会功利特点。
退避出世的道家思想则集中在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中，也存在于下层穷苦人民混茫麻木的生活气氛里。
对于前者的封建礼教等封建性糟粕，对于后者哲学本体论上的虚无，作者都进行了剔除和扬弃。
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的无所为(作品里主要表现为有所不为)看似对立，却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上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与道德尺度。
以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同志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和特定的社会功利效果；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精神，则影响到作家基本的审美态度。
他长于写生活中的普通人，在他们平凡的生活命运中发掘淳朴的诗意；他同情人生的普遍苦难，又常止于一般的感慨，以达到认知为目的；他能“贴着”自己的人物，逼真地刻划出他们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很大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
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二首》)，正是对这种兼糅儒道的审美态度的形象概括。
儒家虽然讲“仁爱”注重现世性的伦理实践，强调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但在审美趣味上，与以超功利近自然为至高人生境界的道家，原也有其相通之处。
即使是主张入世、为恢复周礼而急急乎游说四方的孔子，在人生最高境界的理想中，也带有无功利淡人事崇尚自然的态度。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样放达超脱的人生态度也是孔子所唱然首肯的。
这是看似对立的儒道，能够在审美态度上统一起来的人生观基础。
汪曾棋同志重视小说创作的教化作用，又欣赏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都部分地体现着这种儒道协调的审美态度。
“顿觉眼前生气满，方知世上苦人多”，广泛地同情普遍的人生苦难，又止于一般的感慨，冷静细致的观察与含蓄的评价，这种平和委婉的态度，也代表了具有古文化修养的部分老作家共同的倾向。
从这个角度，对我们理解和欣赏孙犁等几位作家的美学风格，是不无益处的。
相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他们相近的人生态度与审美态度。
反之，从他们相近的美学趣味中，也可以曲折地看出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心态。
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道路，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也各不相同，无论是人生态度还是审美趣味，都必然会有明显的差异，不必硬性划一，也无需彼此苛求。